西元前399年，春暖花開，雅典面向大海
蘇格拉底佇立法庭，捲髮如雪
三個公訴人的憤怒也不再年輕
可愛的斯科里亞（Skolia）地方詩人邁雷託（Meletus）
可憐半輩子默默無聞的修辭學教授賴肯（Lykon）
可敬的硝皮匠兼不甚可敬的政客安尼託（Anytus）
（他們的名字涉過忘川遠播中國，失落了噝噝的尾音）
五百零一顆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的頭顱，在席上簇動
沒有人勘破他們座位前後左右排序的祕密
究竟是按門第高低，還是按錢袋盈虛
惟有拿起陶片，決斷哲人生死的一瞬間
每一個人的鼻子才會像娘兒們似地發酸;
對蘇格拉底的審判和定讞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轉折和旋渦”，標誌著理知人（theoretical man）的生活方式曾經與雅典人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劇烈的衝突。後人對這一發生事件的瞭解，主要源自蘇格拉底的弟子——色諾芬（Xenophon）的《回憶》（Memor）和柏拉圖（Plato）的《申辯》（Apologia）。伯內特（John Burnet）認為，色諾芬的心智屬於退休陸軍上校之輩，難免會有意或無意地把蘇格拉底的愛智對話轉述成鄉村紳士的負暄閒談；與此相反，施特勞斯（Leo Strauss）則說“讓馬兒打個滾，牽回家去”之類的雋語妙不可言。於是，人們轉向柏拉圖，一方面被他的悲憤所感染——“這個就是被你們謀殺的人，看看吧，聽聽他吧”，另一方面也對他的妙筆生疑慮——這是現場報道（reportage）、還是再造（re-creation）？伏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認為，柏拉圖確實親耳聽到了蘇格拉底的生死之辯，併為之震驚，很可能起源於柏拉圖的震驚；多年之後，痛定思痛的柏拉圖把回憶中的依“法”（nomos）申辯重構（re-creation）為思想中的正“義”（physis）訴求，併為他的同時代人所認可。除此之外，我們無權對柏拉圖的《申辯》苛求更多的真實性（veracity）。
蘇格拉底在踏上法庭的瞬間，就陷入了一個的困境——真正的存在論困境，因為語言是存在的家園。蘇格拉底應該選擇哪一種語言與在場者對話，確切地說，他應該選擇哪一種對話技藝與雅典城邦對話？是選擇說服（persuasion）的技藝，抑或選擇辯證（dialectic）的技藝？為此，蘇格拉底提出了一項在他看來不算過分的要求，即希望法庭不要在意他的說話方式，不管它是好是壞，只看它是否有理，因為講道理是法官的美德，而說真話是辯方的本分（《申辯》，18A）。
在古代希臘的語彙中，peithein（說服）指一種與大眾對話的特殊政治技藝，雅典為說服女神（Peithô）立廟也證明了說服技藝在城邦政治生活中享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說服技藝也稱之為修辭（rhetoric）技藝。毋庸諱言，說服有“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的一面，即說服很可能是一種 “高貴的謊言”。但說服更有“修辭立其誠”（《周易·乾文言》）的一面，即說服有可能強化主流意見（doxa），使之上升為正義（right）、上升為主義（creed）、上升為理義（ideology）。《尚書·洪範》中所謂治民“三德”之一的“高明柔克”，即是一種中土的說服技藝。
與peithein（說服）對舉的Dialegesthai（辯證法）則指一種與精英對話的特殊理知(noetic)技藝，也徑稱為對話技藝，在蘇格拉底式哲人生活中享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辯證法有可能引導中人以上的意見（doxa），使之上升為知識（knowledge）、上升為真理（truth）、上升為整全（the whole）。蘇格拉底的辯證法是一種否定的辯證法、一種保持哲人出離（detachment）身位的辯證法。如果你說“A是Z”，那麼，蘇格拉底會引導你在A中找到隱含的B、在B中找到隱含的C，然後指出C與Z的矛盾之處。如果你因此而自我顛覆了“A是Z”的命題，並陷入迷惘和痛苦之中，那麼，蘇格拉底會告訴你，這不是他的過錯。由於蘇格拉底從未肯定過“A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Z”，因此，雅典城裡的貴族憤青模仿辯證法的調調，否定一切存在者的名分、乃至否定城邦的正義，更不是蘇格拉底的過錯。
法庭上的蘇格拉底必須當下決斷——他若採用辯證的技藝、哲人的口吻為自己辯護，無異是用哲學的知識貶抑城邦的正義，勢必冒犯全體對話者；他若採用說服的技藝、政治的腔調為自己辯護，無異是將哲學的知識降格為私人的意見，勢必不敵城邦的正義。於是，蘇格拉底選擇了第三種對話方式、一種類似於先知弘道（gospel）的對話技藝。施特勞斯把蘇格拉底的弘道稱之為“離題之言”，因為嚴格意義上的申辯分別針對“初始原告”的指控和邁雷託（Meletus）的指控。蘇格拉底為什麼要在法庭上反駁並不在場的“初始原告”？他們既無名姓、也無訴狀，既不能出面指控、也不能當庭對質，是名副其實的影子原告。根據施特勞斯的說法，色諾芬是“確定蘇格拉底學說特徵的最可靠來源”，因此，色諾芬在《回憶》中談到蘇格拉底攻擊雅典政體的話是可信的，所謂“初始原告”很可能是指民主黨人。蘇格拉底莫非在暗示，根據西元前404年的大赦令（Act of Oblivion），以安尼託（Anytus）為代表的雅典民主黨人對他的指控是一場非法的“政治審判”。
根據柏拉圖的文字，人們寧可將蘇格拉底的申辯看作是一種對哲人生活方式的辯護，因而所謂的“初始原告”似乎是某些反對哲人生活方式的群體，他們中間有一個詩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是喜劇《雲》的作者。被施特勞斯譽為 “最偉大的心靈”的黑格爾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劇中讀出了主體性（subjectivity）對城邦、家庭、和諸神的勝利。施特勞斯則在喜劇《雲》中讀出了青年蘇格拉底既不懂愛慾、也不懂政治，相反，《王制》（Politeia）中的蘇格拉底才真正懂得僭主（tyrant）乃“愛慾之化身”。施特勞斯認為，與其說喜劇《雲》是對蘇格拉底的指控，毋寧說是“傳遞給蘇格拉底的一個朋友式警告、一個混合了羨慕和嫉妒的警告”。警告什麼？警告蘇格拉底及早放棄哲人的出離身位，放棄關於神性自然（physis）的學問？或者是警告蘇格拉底及早放棄政治哲學，即放棄讓哲學進入城邦，放棄追問什麼是好或壞？
我以為，喜劇《雲》中的蘇格拉底，坐在懸空的吊籃裡、衣衫襤褸的蘇格拉底，觀天測地、傳授狹義修辭（即巧言令色）術的'蘇格拉底，雖無益於城邦、亦無害於城邦，根本不可能與城邦發生衝突。劇中主角斯瑞西阿德（Strepsiades）為了賴債，送兒子到蘇格拉底的思想所學修辭術，既無增、亦無損於蘇格拉底的聲譽；一如賺足昧心錢的老闆進北大讀MBA，既無增、亦無損於北大的聲譽。瑞西阿德因為兒子的墮落而遷怒於蘇格拉底，一把火（劉小楓稱之為“秦火”）燒了思想所，純屬洩私憤的犯罪行為、而非愛城邦的革命舉措。換言之，詩人阿里斯托芬的喜劇《雲》與其說是對蘇格拉底的指控或警告，毋寧說是對蘇格拉底政治哲學的掩護。蘇格拉底之所以搞笑似地在法庭上反駁“初始原告”的影子指控、反駁劇中人斯瑞西阿德的指控，並把自命為愛國志士的邁雷託（Meletus）等人的正式指控，統統歸結為斯瑞西阿德式的指控，無疑對詩人的掩護不僅心領、而且神會。柏拉圖在最好的城邦、即哲人為王的城邦中放逐了詩人，但由於最好的城邦是不可能的，因此，哲人始終需要詩人的掩護，時至現代，甚至發生了哲學（尤其是偽哲學）的“詩性”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