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波斯坦是英國著名中世紀史家，新人口論的奠基人。本文是他1950年在巴黎第九屆國際學家大會上宣讀的論文，集中反映了他的新人口論。現據1973年波斯坦論文集譯出。 原文字附有大量註釋，引用許多文章專著。因有些材料國內不易查詢，有些亦顯陳舊，實際用處不大，故從略。——譯者）
一
本文的題目是中古的經濟基礎。這個題目含有某種早期馬克思主義的意味。不過它通常的意思還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指人口和土地墾殖，生產技術以及經濟活動的總趨向。總之，它包括可以離開和社會制度以及階級關係討論的所有經濟事實。
這些下面將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本來，把它們和別的制度的以及社會的現象截然分開，實際上就是和整個歷史過程分開，已經是夠糟的了。如果再要把人口和土地墾殖分開，把墾殖和技術分開，把這三者和物價以及生產的總趨向分開，那就更是生硬的割裂了。因此我準備大體上把它們結合起來論述。
所以有必要和有可能把這幾個問題合併討論並且把它們和中古史的其他問題區分開，是因為它們都牽扯到近來的經濟活動總趨向的討論中，或者用時髦的術語來說，牽扯到社會收入的“長期運動”的討論中，史學家們不會忘記最近十餘年來涉及中古經濟方向和速度的主要爭論：若干世紀以來經濟活動是否持續高漲?它究竟是增長了抑或是衰落了?是什麼它運動的方向和規模?實際上它引起歷史發展的整個體系問題。因為即使能夠表明中世紀的發展經過了獨特的以至顯然不同的各階段，也仍然還需要考察這些階段是否長得足以稱之為“長期趨勢”。
“長期趨勢”是個新名詞。它幾乎是半生不熟就出爐的。但它的基本，至少是其某一方面，卻早巳為中古史家所熟悉。多布舍和皮朗的功績是提出了這個問題，由此和十九世紀史學家的既定原理決裂。十九世紀史學家大都主張，中世紀的事是於羅馬帝國滅亡之際從無有或者幾乎是無有開始的，之後持續發展並無中斷，直到十九世紀社會達到繁榮階段。但多布舍和皮朗卻著手證明在羅馬和中世紀之間有某種連續性，並從而推翻了(雖然似乎是十分荒謬)中世紀的發展只是簡單的持續的觀點。因為他們主張黑暗並不是新的持續進化路線的起點，而只是晚期羅馬衰落趨向的最後階段，很快就繼之以早期中世紀的上升趨勢了。皮朗本人則走得還要遠一些，他主張加洛林時代中期是一箇中斷，這樣使經濟衰落和高漲的平衡更復雜化了?/p>
從那時以來，爭論的焦點有了一些轉變。已經不是把羅馬與中世紀的聯絡解釋得使人人都滿意的問題了。人們的興趣已由羅馬—蠻族的聯絡轉到以後時代之間的聯絡上。中古經濟的上升究竟開始於五世紀抑或是八世紀?它是否不間斷地一直髮展?如果它有中斷的話，這種中斷的大小與深度是否足以表現為一個時代?如果能劃出這個時代的話，是不是能說有一個高漲的時期繼之以衰落的時期?
這裡，皮朗的理論再次預言了後來討論的某些方面。他的著名的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的，首次提出了中世紀早期商業擴張和貿易自由，中世紀晚期商業停滯、貿易受管制的假說。但他的理論只限於貿易，而貿易雖然十分重要，卻並非中世紀時人們的主要經濟活動。但在他之後，各國的一些史學家，有德國的阿貝爾、挪威的什里納、比利時的萬·窩威克、法國的佩華以及英國我們幾個，幾乎同時研究出，劃分整個中世紀經濟至少為兩個相關的階毆：發展階段，以十四世紀初為最高點，衰落階段，包括十四世紀大部分和十五世紀。
舉不出多少重要的新材料來支援這種劃分。各地區的史學家常常注意到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紀農業和貿易的高漲。關於墾殖和農業發展的各地方的材料是如此明顯，大多數史學家都準備接受這一事實。另一方面，中世紀晚期農業生產和墾殖事業衰落的問題都有著許多爭論。關於它的事實也早是眾所周知的了。從十六世紀開始，德國人就知道並且記下了關於他們的“荒廢的村落”，法國史學家也一向知道並且寫下了晚期中世紀的耕地荒廢和人口減少，比利時史家也同意視十四世紀晚期和十五世紀早期為弗蘭德斯城市發展的最低點。但直到最近，大多數這種研究都是由一些對地方事件感興趣的史學家對有限的地區進行的。科瓦列夫斯基的重要著作也許是唯一的一種恰當地著重指出全歐洲經濟衰退問題的較老的通史。不過近年來，經濟史家越來越多地傾向於主張，許多地方性的經濟衰落事例是涉及西歐大部分地區的普遍趨勢的一種標誌，這一衰落趨勢佔了十四世紀後半期和十五世紀的前半期或前七十五年。
反對的論點也有。最近，一位傑出的和備受尊敬的研究英國中世紀的蘇聯史學家科斯敏斯基，在《歷史問題》的一篇文章中了中世紀晚期農業史的一些著作，並批評(確是大力批評)了把十五世紀當作經濟停滯和衰落時期的論點。科斯敏斯基教授認為應對這一論點負責的劍橋史學家，是受了其莊園資料的矇蔽。當時封建的經濟結構形態無疑地正處於崩潰之中，但是具有封建性質的莊園資料必然要誇大衰落的規模並忽視封建村落之外的新發展。如果劍橋史學家不這樣盲目的話，他們就會看到新的高漲——紡織業、城市擴充套件， 自由農民和無產者人數的增加，而這些都會使經濟趨勢衰落或停滯的理論成為空話。所以如果把這些新高漲都算上的話，那十五世紀應當是前進發展的辯證系列的最初階段。
這個問題下面還會談到。其他的反對意見則沒有如此激烈也不是從總的方面來的。大多數提出反對意見的史學家看來並不懷疑西歐大部地區農業衰落和人口減少。他們的懷疑大都限於某些地區和某些經濟部門，認為那些地區並未參加這一運動，那些經濟部門並未從農業衰落中受害，相反反而得益，例如貿易和就是如此。
但是除了這些分歧和意見不一之外，流行的討論大多未集中在這一變動的事實方面，而是集中在它可能的解釋上。在試著估價晚期的衰落和早期的高漲時，歷史學家附帶把物價、通貨、技術、人口等的作用問題中本來所包含著的中世紀發展的根本問題，提到表面上來。
（英）M．波斯坦
二
通常都認為物價在中世紀早期上升，晚期下降。確實，已公佈的中世紀物價材料是很少的。有少許的德國的地方物價零碎材料，達維納爾的一些頗不完整的數字彙集，以及一些地方性的物價彙集如佩爾克關於克拉科夫的物價彙集等，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幾乎全部大陸上的物價材料了。但是託羅多·羅吉士和貝弗裡治關於英國物價的鉅著卻對歷史學家很有用，提供了許多寶貴情況。這些情況明顯指出農產品價格在十四世紀中期前上升，在中世紀晚期則有下降趨勢。在法國和德國的許多地方，這個趨勢被更厲害的貨幣金銀含量減少所掩蓋了。但甚至在物價用通行的貨幣表示出繼續上升或至少是穩定的地方，它們按白銀也是下降的。當然可以說把中世紀的物價用金銀來計算是錯誤的。這一主張對某些商品和某些階級來說是正確的，對於小麥和裸麥來說卻不完全對。但是也用不著把通行的價格摺合成相等白銀的穀物來確定農產品價格的下降。因為在通行價格的明顯浮動中，很容易發現實際價值下降(有時是急劇下降)的訊號。
物價的早期上升和晚期下降實際上已被歷史學家普遍接受。討論已轉而追溯到另一階段，即物價運動的基本原因，主要是通貨和人口問題。
通貨或貨幣的狀況總的說來影響物價的變動，這是經濟史家所易於取得的至為明顯的結論，尤其是因為這一結論碰巧還被貴金屬供應情況的說法所支援。現在普遍認為，當十二，三世紀歐洲物價上升時期，它從匈牙利、哈爾茨山、蒂羅爾等處得到的白銀供應也迅速增加。而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上半期物價下降時，同時也是老銀礦產量迅速衰落時期。因此物價的下降和上升是由於新的貴金屬礦供應變動所引起的這個結論很難反對，而事實上也從未受到多大反對。它可以在討論中世紀早期和晚期經濟發展趨向的大部分著作中找到。
最近，新出現的通貨假說，提出了一個忠實反映我們當代經驗的問題，即歐洲的支付平衡問題。馬克·布洛赫在其論黃金的著名論文中，試圖表明從晚期羅馬帝國以來，歐洲一直用黃金作為其主要國際支付手段。主要根據他的提示，倫巴第教授又在這一題目上做了大量工作。
自然這個題目還只能說是一個提要。只是等到倫巴第對它增加了一切必要的論據和材料，才使我們有可能全面估價它甚或批評它。但即使倫巴第的論點得到證實，也只適用於義大利城市的國際貿易或者那些受義大利貿易直接影響的家庭手工業和商業部門。中世紀經濟的大宗是不涉及國際貿易的，而且有一些還不涉及任何貿易。對外貿易的漲落不能直接用來說明十三世紀的新的耕地，新的村莊，更多的穀物收成和牲畜以及更多的人口，也不能說明晚期中世紀農業產量和耕種面積的下降。也許我們幸運的是正在擺脫教科書中誇大了的自然經濟的觀念，並且準備較十九世紀史學家給予早期中世紀以更多數量的貿易和一般說來更多的經濟上的多成份性。但也有可能在相反的方向走得太遠，把中世紀的農民想象成馬來亞的橡膠種植者或阿根廷的牧場主，認為他們是根據國際價格的經濟刺激來播種和收穫，考慮的全是國際收支平衡問題。這簡直就象把黃金供應和中世紀經濟總運動的上升與下降的主要問題混為一談完全一樣。
銀幣是地方貿易的主要中介。我們大家都準備同意布洛赫和萬·窩威克的競見，即黃金主要用來作為國際支付手段，白銀則是日常交換的中介。但即使白銀也不易用來計算經濟的趨勢。如果白銀供應的變化引起物價高漲，那這種高漲應該是“普遍的”，即它大體上影響到進入中世紀地方性貿易的所有商品。但是大多數當代的研究者指出，農產品價格和工業品價格的運動是不一致的。十二、三世紀時，工業品價格不像小麥價格上升得那麼高那麼快，而到中世紀晚期也沒有下降或停滯。仔細考察歐洲不同地區物價起初上升然後下降的日期，就會發現很難使物價運動的時間和我們所知的白銀供應增加以及減少的時間相一致，同樣也很難把物價運動的地理分佈和礦區的位置連繫起來。
更為困難的是，白銀儲量經常是充裕的，十三世紀末時更為充裕，因此對於用於鑄幣的全部貴金屬供應來說，新開採的金屬的減少只有相對地小而又小的影響。更為重要的必定是現有白銀儲量的使用上發生了變化——首先是窖藏或非窖藏的比例、或在用作信貸基金的比例有所不同。用更時髦的語言來說，就是“易換現金的選擇性”的變化定會較每年新增加的金屬量更影響於物價變化和經濟活動。
因為我們對“易換現金的選擇性”的變化和貴金屬的流通知道的很少，所以很難如同把它聯絡於當代經濟的討論中那麼容易地把它和中世紀經濟發展的長過程聯絡起來。十二、三世紀時，信貸和支付的技術有很大改進，商業週轉總的來說也迅速多了。一些金銀被從埋藏之處或其他非貨幣使用之處吸引過來。貨幣的數量一定是大大增加了，這樣也從而提高了物價水平。但是難道我們同樣能肯定十五和十四世紀流通量縮減了嗎?當時的動亂可能引起一些窖藏，可是王室的和其他的稅收增加了，從而就會使更大比例的國民收入投入流通。此外，商人和銀行家的財政技術並未衰退而且甚至更進步了。因此就絕不能肯定說中世紀晚期整個貨幣數量減少了，即使有點減少的話，這點減少是否足夠扭轉當時的整個經濟趨勢，也是大可懷疑的。
三
根據以上所述重新考慮一下的話，新的金銀量和物價以及經濟活動之間的聯絡，大部分就失去作用了。於是定會引出另外一個較以上討論過的更重要的因素，即人口。從一般的理論觀點來看，人口的升降適用於說明我們的證據所提出的所有現象，並且不會引起像其他的解釋所引起的那些反對意見。當人口上升時，農業在經濟學家所謂的報酬急劇遞減的情況下擴充套件，農產品價格必定上漲。另一方面，當人口下降時，相對於用於農業生產的資源總量和食物需求來說，農產品的供應將較為豐富，糧價也相應下跌。人口的升降還會對物價產生所謂選擇性效果，即它會引起農產品價格的相應運動，但是對於不大服從報酬遞減律的商品階格，即大多數的工業品價格來說，卻很少影響。
這些還只是理論，而且和所有的理論一樣，初看起來，要它適應中世紀經驗的無窮變化，似乎是太簡單了。但碰巧這個說法還適用於我們從中世紀人口中所知的單獨例證。這種例證之一——即墾殖問題必須在此略加詳述。這對於人口學家的一般興趣來說也許相距太遠，而且由於它涉及本文所述經濟史的各個方面，其內容也太廣泛了。
中世紀早期，內部移民，新村落及新居民點等事例，是說明人口上升的主要證據。英國墾殖事業的研究還屬初創階段，十一至十四世紀人口增長的某些情況可由莊園記錄得知。但
在法國和德國，墾殖的研究已較為深入而莊園記錄又少，內部移民的證據自然就拿來作為人口增長的證明。同樣，晚期中世紀人口的減少可用土地拋荒，耕地縮減來證明，這樣人口增減的歷史就和農業盛衰的歷史溶合在一起了。在農業如此重要，農民如此眾多的社會中，它也應該是這樣的。
於是，物價，人口、農業生產三者遂以同一過程的不同方面而出現，經歷著大致同樣的發展階段，聯絡著並且影響及於中世紀經濟史的每一重要事件。但是它們之間如此緊密作用，使得很難指出其中那一個是經濟變化的主要推動者。有時人口的運動較其他經濟變化是更為基本的，但仍然很難把人口趨向當作唯一的或終極的原因。這裡正如在歷史的其他領域一樣，找尋終極原因不可避免地要導致迴圈論。因為如果人口的升降引起中世紀經濟總的變動，那麼又是什麼引起人口的升降呢?從理論上說可能是(但從歷史根據上說不大可能)生物學的因素在起作用，即人類的生殖能力起了某種突然的變化。黑死病也許可以看成是一場生物學上的災難。但黑死病甚至再加上十四世紀的其他大瘟疫，是否能決定中世紀晚期人口的趨向仍然值得懷疑。因為人口下降趨向的訊號在黑死病之前出現，而當大瘟疫的直接後果不再被感覺到之後也沒有消失。至於其他更重要的生物學的變化，我們一無所知，而且我想也不會有什麼值得知道的東西會被發現。
這一變化能否從地、首先是從氣候的原因上加以解釋呢?有一切理由可以認為，農業衰落是由十四世紀二十年代連續的歉收引起的。在英國，連續的陰雨和水災使全國遍佈饑荒，在德國和法國，1309—1323年之間也是氣候不佳，收成減少。一些北歐學者也把西挪威和冰島農業經濟的持續變化歸之於氣候劇變。兩國在十四世紀前糧食本可自給，到中世紀晚期則要大大依靠進口，實際上停止了自己種植糧食。
這個論點值得稱讚但並不完善。拿英國來說，一、二十年的歉收不足以影響到一個半世紀的經濟趨勢。即使能證明那時英國東海岸下沉，不列顛的水利分佈發生了永久性變化，但仍然難於理解為何氣候的變化是以“長久地”影響農業衰落直到十五世紀最後二十五年，而後又能使農業於十六世紀出現高漲。同樣難於理解的是何以所謂的雨季週期不但使那些歉收主要由於雨水過多的英國這類的多雨國家農業衰落，而且也使像南歐和西南歐這些歉收主要由於雨水不足的乾旱區域的農業也衰落下去。至於說到西挪威和冰島，仍然需要證明的是，他們從前的幾世紀本來靠自己糧食生產能過活，而以後幾世紀的農業衰落並非由於純經濟原因，例如由波羅的海輸入廉價穀物所致。
中古的基礎 （三）
（英）M．波斯坦
四
這樣，我們不可避免地又回到更通行的、更純粹社會學的解釋上。通過和歐洲史上其他相似世紀的比較以及和其他文明相似情況的比較，學家和經濟學家一定會想到按照馬爾薩斯的生存標準來說明的人口本身所固有的趨勢。我們關於遠東人口過多國家人口趨勢的瞭解，尤其是最近對十七，八世紀瑞典人口的以及對馬鈴薯災荒前夕愛爾蘭人口的研究，使我們能知道一些人口過多國家生活資料處於邊際狀態時會發生什麼情況。在愛爾蘭，馬鈴薯本來在新墾地上長得很好，但上一世紀四十年代主要由於病害突告無收。人口隨著婚嫁生育，先前曾使馬鈴薯產量增加，此時突然面臨饑荒。因此認為中世紀的情況有某種相似之處，其晚期生產的下降是對早先過度膨脹的懲罰，也不是過手幻想的了。當移民運動，新土地不斷開墾時，從處女地上得到的收穫不斷鼓勵人們建立新的家庭和居民點。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邊際土地的邊際性質定要顯示力量，而高產的蜜月就會繼以長期的報應，那時貧瘠而不再是新的土地，給其耕作者以不斷下降的產量和牛羊的死亡。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一些偶然的不幸事故，如十四世紀二十年代的連續災荒等，就足以扭轉整個農業生產的趨勢，並使人口指數下降了。
這種發展一旦開始，至少從上說，就會繼續到土地和人口所曾達到的穩定平衡點之外，而由於瘟疫的結果，不適於種植的土地也不再耕作。耕種面積的縮減是如此持久，延續、愈演愈烈，以致在歐洲似乎開始了“長期的拋荒”時期。這個長期過程是否確實存在還未得到證實，但是總的說來，存在拋荒的假設是和中世紀農業以及墾殖的經濟基礎完全一致的。在一般情況下，十四，五世紀放棄邊際土地的壓力，正和前些世紀開墾新土地的需要同樣持久而強烈。
這個壓力可能是墾殖不當或土地肥力衰竭的後果。人們終於發現他們已達到土地生產力的極限，不僅因為他們開墾著新的貧瘠的土地，而且因為他們耕作舊土地的時間也太長了。自然，歷史學家不願主張中世紀土地普遍貧瘠化的理論。但是重要的是不能忽視這一可能性；中世紀時並未敝出足夠努力以保持大面積耕地的肥沃程度，尤其是在依附農民的土地上。英國莊園上的小農負擔是如此沉重，飼養牲口又受限制，定必很難使他們銳意經營其土地。
當土地受到過度的或不顧後果的耕作時，就需要減少舊的定居面積並遷居人口到新的處女地，以維持日益增多的人口，同時也取代舊的已經衰竭的土地。由於處女地的儲備消耗淨盡而造成十四、五世紀時對新土地的墾殖中止的事實，使得舊土地的衰竭無法得到補償。
如果情況確是這樣，那麼大瘟疫年代人口的減少與墾殖的衰落就不應僅只歸咎於瘟疫，而且還應歸咎於更根本的歷史性原因。人口與農業生產在瘟疫之後走向恢復所經歷的緩慢而曲折的道路，可以用瘟疫正爆發於人口和生產處於衰落之際的事實加以解釋。永續性的人口過剩也需要由這種下降趨勢來糾正，猶如由瘟疫年代的高死亡率來糾正一樣。從義大利的例子來看，一直要到第三次，也就是發生於十四世紀最後二十五年時的最後一次瘟疫大流行之後，人口與生產的平衡，甚至還可說是新的增長的可能性，似乎才又重新建立。
這一假說極而言之還只是試探性的，還只是一種猜想，可能變得不對。這裡把它提出來，不是為了說明人口的趨勢，而是為了強調歷史的因果關係的複雜性。人口的增減，也許是作為生產增減基礎的所有過程中最基本的一種，但它本身又可被中世紀農業的上升和下降趨勢所。進一步研究還可發現影響人口運動的其他力量，首先是農業增長時家庭結構的革命性的與不可逆轉的變化。中世紀史學家應當還記得大份地與小份地的老以及“大家庭”某時分裂為當代性質的“小家庭”的可能性。最近的考古發掘，特別是在丹麥，提出了間接的證據，支援早期中世紀的某一時期北德意志的家庭規模曾起了急劇變化這個假說。但是家庭為什麼要分裂呢?對這個問題可能有多種回答，其中最受稱道的似乎是，移民運動使建立新家庭有了可能，並且普遍開創了破壞大份地的父家長制家庭的一致性的環境。於是移民，生產增長和人口基本單位的革命性變革又一次同時既作為原因又作為結果而出現。
五
生產的增減和技術變化，尤其是農業技術變化有關，儘管整個中世紀技術的發展是相當停滯的。農業技術的變化在早期中世紀也許比晚期還要大，但即使在那時它也並不像一度認為的那樣重要。我們曾被告知說，人們在中世紀早期駕馭畜力時把軛具放在牲口肩上，以取代羅馬時放在角上或頸項上的辦法。但是有證據表明中世紀的習俗既不一致也非一貫，老辦法在歐洲某些地區不僅繼續存在，而且易於恢復。同樣難於按照字面採納日耳曼移民帶來了八牛牽引的具有輪、犁刀和犁板的重犁的普遍使用這一說法。現在的證據認為，從早期的輕型犁到後來重犁的過渡是逐步而緩慢的，重犁在歐洲北部當日耳曼人來了數世紀之後仍未普遍使用。而且只要是在正常耕作的土地上，無論如何潮溼和粘結，輕型犁和較少的畜力同樣可以耕出深的犁溝和把土翻轉，其效果並不亞於重輪犁。重犁在經常耕作的土地上並不像開墾處女地那樣必不可少。當早期中世紀人們擴大佔領粘土地帶時，重犁和大牛隊的使用才變得重要並流行起來。如果確是如此，則起作用的因素並非新犁所代表的技術革命，而是人被召喚去進行的向低地森林大規模開墾的巨大工程。如果不怕說成詭辯的話，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紀早期所證明的，並非一次使開墾成為可能的重大的技術革新，而是一次迫使人們使用最適合於這一目的的工具和技術的大規模開墾運動。
對平原和森林的開發是黑暗歐洲經濟的突出事件。但即使這件事，也並非如歷史學家一度相信的那樣，它既不是新的，也不是一樁大規模的。由於最近研究的結果，考古學家現在認為，用火焚燒森林和林區間歇耕種，早在史前時代已經開始，當日耳曼人進入西北歐時已發展很長時間了。我們也不再認為轉換耕地和間歇耕作制只是史前的情況，當中世紀之初就完全被更高階的輪作制完全代替·廠。大部分英國農業史家現在準備通過整個中世紀，實際上直到十八世紀，以探索在英國被稱之為“內田一外田制”的耕作制度的痕跡，這種制度有一小塊永久耕作的核心土地，周圍繞以間歇耕作的大片地區，這一地區德國也稱之為“外田”。
耕作制度發展的古老歷史便是這樣地“演奏”出來，散佈於大大拉長了的歷史時代中。但無論如何延長，這一歷史仍然把中世紀土地利用方面的主要進步歸之於中世紀早期。以二田制或三田製為基礎的永久性田制變得普遍了；從英國的例證看，十二世紀末到十四世紀初之間，田制進一步改善，首先是三田制代替了二田制。這一時期到處都可看到人在利用自然資源方面的巨大革新。尼德蘭人民完善了他們排幹沼澤和築堤防海的技術；不列顛的牧羊人飼育出高質量的大批羊群，是十二世紀英國農業的主要特徵；全歐洲的水磨工人學會了製造和使用上擊式水車，加斯科尼的葡萄種植者於十二、三世紀建立了聞名於歐洲史的大面積的專業化葡萄園。
因此，即使保守地估計，也大致可以肯定技術進步在中世紀早期的農業發展中起了作用。但這種改善在晚期是否足以抵償生產的衰落卻是大可懷疑的。從十三世紀末起，技術改進越來越慢，規模也越來越小。小片的圈地，少數地區脫離二田制，散落各處的蔬菜栽培之增加，這大致上就是英國十五世紀的全部技術進步。這時葡萄種植明顯傳佈於全德，大部分系取代耕地而致。經濟作物——亞麻、大青，茜草，啤酒花等，在德國過去種植小麥和裸麥的一些地區發展起來了。尤其是在荷蘭，經濟作物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之一。但是如果估計一下價值和麵積的話，這些新的收穫是否足以抵償像德國這樣受到嚴重衰落傷害的國家農業衰退的損失，仍然可疑。只有在義大利，十五世紀農業投資的復興使農業產量整個上升。其他各地則投資和農業都在衰落而不是上升，技術的進步也不足以補償人口減少和不利的物質條件。
中古的基礎 (四)
（英）M．波斯坦
六
不應過份指望這種趨勢在整個歐洲是一致的，也不能指望它在每個經濟部門都同樣強烈。我們關於早期中世紀的知識太少，很難在明顯的經濟一致高漲現象後面探知其地方性特點。不然的話，我們無疑地會知道某些地區在停滯或衰落，而別的地區都在繁榮。我們確有把握說來因河三角洲的貿易並未加入十一，二世紀時的大前進；十三世紀時挪威的經濟尤其是貿易下降了；而法屬弗蘭德斯和阿爾土阿由繁榮走向衰落，同時弗蘭德斯卻達到全盛。我們還知道，西西里和普羅旺斯十二世紀早期大有希望的並未進行到十三世紀，當意大利的和法國的其餘地方穩步前進時，它們的經濟卻處於停滯之中。巴伐利亞則十二世紀末時對平原的移民已經完成並宣告結束。而十二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英國的整個北部和西北部以及英格蘭中部的西面一些地方，則處於移民縮減和地價下降的時期。
由於史料相對豐富，比較容易指出十四，五世紀的衰落有例外的地方。義大利的十五世紀在許多方面都是例外。根據間接證據(有些確實是非常間接)，一些義大利史學家最近指出十五世紀時北部和中部義大利仍在逐步前進，農業發展也刺激了內部貿易。其他例外也有發現。北荷蘭於十五世紀進入巨大的海上貿易發展時期，而這時英，法，弗蘭德斯以至漢薩同盟的商業卻處於停滯或衰落之中。很可能就在這時，勃拉邦的巨大集市和南德諸城開始由於漢薩的災難而受益。在英國，倫敦，也許還有南安普軟和布里斯特爾處於繁榮，而其他大部分城市卻經歷著衰落。在一段時間裡，紡織業地區的興起在有限範圍內補償了農業的衰落。英國、北荷蘭，勃拉邦以及弗蘭德斯小城市等處的紡織業似乎得益於巨大的呢絨出口中心佛羅倫薩和弗蘭德斯四大“來登”的衰落。某些德國史家最近提出，晚期中世紀應視為德國城市繁榮的最高點，而城市的建築活動應看作是對荒廢的村落之補償。
雖然這個觀點尚未證實，但很可能緊接著大瘟疫之後，許多歐洲城市受到資本相對過剩的刺激而經歷了一個短暫又令人心迷的繁榮時期。
這類的變態是如此之多，足以推翻一種單一發展路線的想法。它們加強了史學家固有的對概括和的`懷疑。但任何對這種懷疑的舒適享受卻是與經濟史家不相容的。在論述經濟發展時，經濟史家必須假定西歐史上有一種普遍的長期的發展趨勢，否則1950年歐洲的經濟社會圖景看起來就會很像來自950年的了。中世紀晚期材料性質上的矛盾之處，正好可以證實經濟史家的某些懷疑，即十四世紀尤其是十五世紀，歐洲經濟究竟是否經歷了一個發展趨勢上的普遍倒退。
如果說我個人傾向於打消這種懷疑、接受普遍衰落的假說，這主要是(雖然不完全是)因為如果認真衡量和驗證一下，證據是指向這個目標的。
最重要的驗證就是的一致性。當然，一致性是很難驗證的，因為它需要從一開始就有辨認主要事實和情況的能力。但是，資料總是不斷地供給我們以清楚的證據。我們必須嘗試在弗蘭德斯和漢薩的背景上來說明工商業在各地方的興隆。同樣地方紡織業的繁榮發展也必須和總的衰落聯絡起來，這一衰落不僅及弗蘭德斯和佛羅倫薩的老紡織業中心，而且影響及大部採礦業。
我們還可對歷史的一致性做進一步的驗證。我們可以主張，很難把工商業的高漲和經濟生活的總情況，尤其是農業的衰落協調起來。在中古晚期，仍然和早期一樣，農業是最主要的就業部門和最大宗的國民收入源泉。大致按人口，它佔到西歐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我們如何能使繼續增長著的工商業和一世紀以上衰落的農業生產和國民收入相一致呢?
自然可以設想一個不尋常的作用相反的情況，它可以允許工商業高漲而農業和國民收入卻從而陷入縮減之中。如果對城市的商品和勞務的需要主要來自城市居民本身，則情況就可能是這樣。它也可能是由於瘟疫引起土地收入的重新組合而致。事實上從未有人主張，居民貨幣收人的增加，是瘟疫導致的社會與人口變化的結果。
這樣的變化也許發生過。但即使它發生的地方，它對於城市貿易的普遍影響，也很難說如像最近某些史學家所主張的那樣有利。如果在國民收入與個人收入之間劃上一條明確界線的話，那麼這方面的許多混亂就可以避免了。個體村民的平均實際收入可能上升，但這一上升並不一定需要導致對城市產品有更高的現金開支總額。這個支出最終要看鄉村生產者和地主的全部貨幣收入而定，這項收入卻來自農村居民自己不消費而用來出賣的農產品的總量。這些產品的量不會上升很多，實際上可能降低。鄉村消費者的人數肯定減少了，同樣全部生產也下降了，而個體消費者的個人消費則可能上升。另一方面我們知道，農產品價格普遍有下降的趨勢，因此即使這裡或那裡在市場供應上有些微增加，它的影響也大有可能被較低的價格所抵消。這方面唯一的例外也許是那些主要飼養牲畜的地區以及由於畜產品的較高階格而受益的地區。但是我們知道，城市物價較穀物價格相對要高，所以相對的物價運動可能遏制住對城市產品的有效需求。
貿易繁榮和農業衰落的必要條件是很少同時出現的，一切農業社會中的商人和貿易中心很易於受荒年和農業收入降低的嚴重影響。單憑這個理由，我們主張中世紀晚期大多數城市處於停滯狀態也是正確的。確實，德國的城市最近被說成是這一原則的例外。在接受這個例外之前，需要對德國城市的發展給予更準確的、純粹經濟上的。城市繁榮的直接證據十分缺乏。這種證據一些是由興起的南德城市的日趨繁榮所提供的。但對大多數德國城市來說，只有間接證據可用，主要就是十五世紀修建的漂亮建築。這一證據不幸與市民的消費無關。巨集偉的建築並不表明城市財富日益增加和經濟活動擴大。城市進行最輝煌建築之際，常常並非其工商業最為發展之時。城市建築的興建可由一系列社會原因引起，其中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高並非必要條件之一。
和上述這些社會學的理解相比較後，城市建築這一單純事實就很簡單了。但它們只是由於不曾附有必要的建築時間和價值估計而顯得如此簡單。如果把它從年代上和數學上精確地計算一下，建築的證據有時同樣可以用來證明城市的停滯。例如在英國，廣泛流行的教堂興建被用為十五世紀繁榮的證據。但是很明顯，許多據說是十五世紀修的教堂，實際上是十四世紀或者十五世紀之末興建的。更不能肯定，以十五世紀教堂為標誌的建築活動較之十二、三世紀時的建築活動為更大，乃至只是一般大，那時大量的修道院，教堂，教區教堂，王室和貴族的堡壘都在英國興建起來。
這裡和別的地方一樣，發展總趨向的問題和例外的意義問題都會是一個量的問題。把這些繁榮的地區和繁榮的經濟部門都算在一起，它是否和歐洲經濟的其餘部分一樣大或差不多一樣大?很可能還沒有那麼大。如果我們先把義大利放在一邊(即使是義大利，它十四世紀經濟的衰落也是沒有疑問的)，繁榮的區域並不足以使天平傾向於這一面。如果某些史學家不這麼想，那大多是因為他們的是十七，八世紀時起了重要作用的地區，因此通過後面繁榮的放大鏡來看十五世紀。
由於這種歪曲的認識，十六世紀的殖民地貿易就似乎比最近研究所證明的還更為重要。同樣的，見識短淺也導致了對北荷蘭和南德城市經濟繁榮頂點時日的提前。更仔細觀察一下，則會發現奧格斯堡和紐倫堡之於十六世紀佔有主導地位，其起源相對較晚。這兩個城市作為重要商業中心已有相當時日，但只是當採礦業於十五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期重又復興，同時漢薩與弗蘭德斯衝突使橫越歐洲大陸的貿易有了新的渠道，穿越阿爾卑斯山口的貿易轉移到布倫納之後，它們才迅速發展，在歐洲貿易上取得前列地位。
在北荷蘭我們從十三世紀起就能看到緩慢而一貫的高漲。但這並不能證明，十四世紀後半期或者甚至十五世紀前半期，北荷蘭已經大致達到它在十六、七世紀時的經濟重要性。直到十五世紀之末，北歐貿易仍在漢薩、在國外部分的商站、弗蘭德斯和勃拉邦的港口和集市以及英國的東海岸和南海岸之間進行。在這個強大而又日趨衰微的漢薩貿易區域內，北荷蘭還只起著從屬的、地方性的作用。當然，荷蘭人在航運方面已達到顯著地位，但即使這方面他們在本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之前，也迄未在波羅的海和北海的航運上建立統治地位。
當把量的分析於研究新工業的發展時，也得到同樣的結論。很成問題的是荷蘭、勃拉邦和弗蘭德斯小城市紡織業的發展是否能夠平衡佛羅倫薩和弗蘭德斯紡織業的衰落。原料的供應反映了呢絨生產的下降。英國羊毛的輸出量(直到十五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高質量呢絨生產到處仍仰賴英國羊毛)在十四世紀末和十五世紀降低到1350年前的三分之一，而英國的全部羊毛生產無疑也下降了三分之一。
對一致性的驗證當然不能只是量的方面。當除了地方性情況以外無法證明非典型時，我們之能夠從地方性的或例外的情況中區分出主流來，終究要以替典型尋找出普遍的原因為依據。人們可以邏輯地、歷史地把歐洲中世紀晚期的農業和貿易衰落和人口問題聯絡起來，也許還可和通貨和物價狀況聯絡起來。但另一方面，人們卻不能為南德和勃拉邦城市的突然繁榮提出任何相似的普遍理由，因此我們必須把貿易的衰落看作“典型的”發展，是一個的獨特特徵和其發展的主流之表現。
我們的論證就這樣以迴圈而告終。如果這裡所提供的從前業已提出的解釋——不論它們是人口運動或是貨幣變化——被推翻了，那麼衰落本身的事實就要較它今天所呈現出來的那樣更成問題。除非它們被推翻並且來自資料所得到的根據的平衡急劇地改變，我們就必須接受這一下降趨勢作為工作假說。
自然，這個假說的意義、範圍和效力都不應估計過高，不應用於表明衰落到處都同樣嚴重而持久。雖然衰落的訊號在例如說1325到1475年這段期間內的所有時間和大部分地區都能找到，但有些地方比起其他地方，衰落開始得要晚些，結束得要早些。這個假說所指的主要是總的經濟活動，而非個人財富，更少涉及全體幸福或者至少是大多數個人的幸福。在歐洲的許多地方，農業生產和貿易及工業的衰落同時伴之以個人財富的新分配及平均化。因此經濟縮減或停滯的假說並不能得出每個人都較前更為貧困的結論。它同樣也並不是說沒有一些團體或制度興起。上面引述的經濟高漲的例子就是新發展和新開始的證明，在後來的世紀中就要有巨大的進步繼之而來。因為經濟發展的倒退並不意味著歷史過程的中斷。它的全部意義只是說，一段時間內新的增長不足以抵消經濟衰落和社會收縮的下降效果。
總之，我們在這裡只是涉及到一項工作假說，決不能看作是結論。它的主要的目的只是向下面的人提出一些需要證明的問題，這些人堅持說所有的經濟變化都應看作是地方性的事件，除掉偶然的情況外都應看作是既非彼此聯絡也非相互作用的事件，而且它們也並未長久持續到足以在歐洲留下其永久不可改變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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