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說法認為西方經歷了兩次大的轉型，一次是以蘇格拉底為標誌的從本體論哲學向認識論哲學的轉型；一次是由近代認識論哲學向語言哲學的轉型。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著嚴重不足。以蘇格拉底為標誌的從本體論哲學向認識論哲學的轉型，嚴格地說應是向知識論哲學的轉型，這我們在文章的後面論述。這種說法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是把希臘化時期、羅馬時期以及中世紀基督教時期看作西方哲學的異端而加以略去的，將近現代西方哲學看作是對中世紀基督教哲學的反叛和對古希臘哲學的承繼而加以接上的。因為，西方受外族入侵的很大，外族入侵常常改變了西方文化的精神、西方的制度及人種結構。雖然也多次遭到過外族入侵，但入族入侵併未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文化、社會制度和人種結構，而常常是被中國所同化。在這一點上特殊的是中國而不是西方，因為很多文明都因外族的入侵而遭到過毀滅性的打擊，比如古巴比侖、古埃及、古印度文明，唯有中國，其文明並未因外族入侵而遭受過中斷或根本改變－－創造中國文明的依然是華夏人的後裔，不過1840年西方的入侵或許要成為例外。
希臘化時期，亞歷山大大帝雖然是古希臘文明的積極推廣者和傳播者，但由於多年戰爭所帶來的不安全感使這一時期的哲學缺乏生機和活力，這使得這一時期的哲學以倫理哲學和人生哲學為主，而不是認識論哲學。羅馬雖然也是希臘文明的承繼者，但希臘文明的根本精神卻已經改變，古希臘人熱衷於理性思考，羅馬人則只重實用技術。中世紀基督教時期更是西方文明的“黑暗”，古希臘的理性精神被宗教信仰所取代。
事實上，不僅西方哲學，西方文化和西方社會雖然完全忽略希臘化時期、羅馬時期和中世紀基督教時期不考慮是不對的，但將近代西方文化和社會看作是對中世紀基督教時期的反叛和對古希臘文化和社會的承繼卻是非常恰當的。
關於所謂的西方哲學的第二次轉型，即由近代認識論哲學向現代語言哲學的轉型，這是不正確的。因為語言哲學只是現代西方哲學的一個流派，這個哲學流派並未起到統括現代西方哲學的其它流派的作用，並且這一哲學流派由於其自身的一些缺陷而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隨著現代物的進一步發展而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歷史主義。
事實上，與其說西方哲學的第二次轉型是由近代認識論哲學向語言哲學的轉型，不如說西方哲學正處於第二次轉型的過程中，整個現代西方哲學正是這種轉型期的哲學，並且其轉型的方向也不會是語言哲學，而將是向古希臘早期的本體論哲學回歸。當然，這種迴歸並不是指在同一層次基礎上回到古希臘哲學的起始狀態的本體論階段，而是指在更高一層次的基礎上的螺旋上升到類似於古希臘哲學起始時期的本體論階段。
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方向非常象古希臘哲學從本體論哲學向認識論哲學轉型的過渡階段－－詭辯家時期，這個時期的特徵是“古代的風紀終於變得非常鬆弛。富有的人懶惰而奢侈，窮人犯法作亂，年輕人越來越對長上傲慢無禮，宗教遭到嘲弄，各個階級都精神抖擻，抱有想法弄錢、把它花在聲色享受上的共同慾念。”（《古希臘哲學》第一卷第74頁）在西方哲學的第一次轉型的過渡期是詭辯家盛行的時期，而我們這個時代則是非理性主義氾濫成災的時期。
之所以說未來哲學將向本體論哲學回歸，是因為認識論哲學所存在根本的解決必須求助於本體論哲學，正如本體論哲學所存在的問題的解決必須求助於認識論哲學一樣。因為本體論和認識論是一個相互纏繞的“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正是有了宇宙才有了人，從而有了人的認識；但我們之所以知道有宇宙存在以及知道我們的宇宙的具體情況又是得益於我們的認識。
二、古代部分
最初的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印度哲學一樣，熱衷於思考宇宙的本原等本體論問題，並以此為基礎構建宇宙觀。這一時期的哲學不論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都屬於人類認識的非常低階的直觀主義階段。這裡所謂的直觀是指人類無意識的憑藉自己的理性、認識功能從界中獲取知識，而沒有對人類的理性、認識功能進行反思，從而弄清楚人類認識自然的、途徑和限度等問題，從而可以讓更多的人通過掌握這種方法、認識原理，有意識的認識自然。西方哲學比中國哲學、印度哲學的進步之處就在於他們從直觀主義階段發展到了認識論階段，而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則只停留在直觀主義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