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晚明思想啟蒙與西方不同，在西方文藝復興多表現為情感的解放；在則以倫理的覺醒為制高點，衝擊君主專制，表現為理性的早啟。
在"非君"思潮中，民歌、民謠本是一支生力軍，民間的異端言行，是對封建秩序的抵制和消解，啟蒙思潮正是從這解構的裂隙中蓬勃滋長。
從"非君"到"抑尊"是中國政治思想的飛躍，思想家們提出種種抑制君權的設想，然而沒有新興的力量來制約君權，只能淪為泡影。; 催生新社會的動因先天不足，致使某些新質因素胎死腹中。不現實的早熟思想，卻以它的先驗性，在後世放出光華。
一、 席 卷 社 會 的 非 君 浪 潮
晚明思潮起伏跌宕，洶湧澎湃，諸如放縱聲色，追利逐欲，迴歸童心等異端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越出傳統禮法的藩籬，然而這並非是中國早期啟蒙的主要特徵。在西方中世紀神權壓倒一切，人文啟蒙主要是反抗神權，以解放情感人慾，伸張人的權利，具有明顯的反封建的作用。在中國，封建倫理的最高權威是君主專制及其意識形態，不動搖這高壓在民眾精神上的盤石就不足以構成啟蒙思想的主潮。作為異端之論在中國思想史上不絕於縷，在義和利、理和欲、情與法之爭中，有關利、欲、情的論辯都不失有助長個性之義，在實踐中又常常匯入縱情聲色的欲流。每當王朝末世，政治腐朽，禮制失控，就會出現僭禮敗度的景象，也不乏有憤世忌俗和離經叛道之論。但是有價值的命題並不一定都有啟蒙的意義，凡是啟蒙的必定具有民眾性和社會性。晚明思想啟蒙與西方人文啟蒙不同，主要是政治倫理的啟蒙，表現在政治思想上對倫理信仰的最高原則----忠君信條----的懷疑、動搖和抨擊，而且下延到廣大民眾，蔚為社會性的思潮。
要說忠君觀念，自有君主以來就已成為社會的統治思想，但是在先秦，忠君並不是最高信條，儒家的“民貴君輕”，道家的“聖君無為”與法家的“尊權重君”，都作為不同學派的政治學說，互有消長。從秦始皇建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制以後，朝綱獨斷，天下事無論大小一切聽命於君主，“尊權重君”才取得絕對優勢。漢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對忠君又予以“君權神授”和“天人感應”的論證，提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說這三綱是天意的體現，“天不變，道亦不變”。《忠經》一書提出:“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大乎忠。”把忠君與尊天、敬祖融為一體。皇帝口含天憲，言出法隨，既是人間的至尊，又兼有天子之貴，族長之榮，集神權、皇權、族權於一身，從而成為人世間至高無上的主宰和絕對權威，這才系統地建立以忠君為核心的封建專制主義倫理體系，忠君自此成為最高的政治原則和道德準繩。
;;; 從秦漢以來歷代統治階級莫不利用法制的、哲理的、神學的一切手段樹立對君主的絕對迷信和盲從。明代是皇權統治最嚴酷的一個王朝，朱元璋在軍事、政治、文化方面採取前所未有的集權措施，包括收回相權，大權獨攬；肆意刪節《孟子》；屠殺功臣；興文字獄；不準宦官、外戚干政，建立了中國上最強悍的專制王朝。過度強化中央集權的後果，是把皇帝的權威推到極至，君主不論是昏是暴，是白痴還是幼兒，為臣的只能頂禮膜拜，歌功頌德，不能說一個不字，任何對君主的不敬和褻瀆，都要受到重處，甚或破家滅族。直弄得君要臣死，臣不死不足以盡忠，對君主效忠到如痴如迷、若愚若傻的地步。
然而，這種情況到萬曆中葉以後，出現急劇的轉變，由於神宗踢開官府斂財，直接委派宦徵收地方稅收，引起官員強烈的反抗，在全國掀起反對礦使稅監的城市民變。在這期間批評、抨擊皇帝的奏疏連篇累牘，僅在《神廟留中奏疏》所見，就有數十篇之多，載於《明史》的也屢見不鮮。戶科給事中田大益說: “臣觀下數年來，亂政亟行不可列舉，而病根總在貨利一念。”(1) 又說:“陛下驅率虎狼虎，飛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剝膚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災地坼，山崩川竭。; 釁自上開，憤由怨積，奈何欲塗民耳目，以自解釋，謾曰權宜哉!” (2)工科給事中王德完指責神宗:“(皇上)祗知財利之多寡，不問黎元之死生。民何負於君?; 而魚肉蠶食至於此極耶!”(3)有的直指“皇上嗜利心滋，佈滿虎狼，飛而食人，使百姓剝膚吸髓，剜肉刺骨，亡家喪身，掘冢剖棺，抵充皇上私藏，而未曾錙銖佐國。”(4)大理少卿李三才數說:“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今闕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並警告皇帝說:“天人共憤，大難將作。 ”“一旦眾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 (5) 神宗三十年不上朝，創下中國歷史之最， 官員對其極為反感，給以無情的揭露，御史馮從吾說:“ 近頌敕諭，謂聖體違於，欲藉此自掩，不知鼓鍾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僅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 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 ”(6)有的歷數皇帝猶如夏桀、商紂、周幽王、宋徽宗等六大昏君說:“陛下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7)有的痛斥神宗“酗酒”、“戀色”、“貪財”、“尚氣”，“四毒俱全”(8) 其言詞之激烈、情緒之憤慨，簡直到了破口大罵的地步。官僚士大夫以批鱗為榮，或以牴牾執政博取清流的美名。《國榷》以“批鱗君子”稱譽敢於抗上的人士。由此可見，這些慷慨激昂的奏疏已超出一般的諷諫，它所起的效果已不僅僅是規勸帝王的過失，而是對君主肆虐的揭露和控訴，客觀上成為與皇帝離心的力量而匯入社會性的非君思潮。
;;; 在朝的大僚是如此，在野的士大夫更是肆無忌憚，歸莊的一曲《萬古愁》從秦始皇、漢高祖罵到唐宗、宋祖；王世貞的《鳴鳳記》，用戲劇痛斥嚴嵩父子，揶揄到先帝嘉靖；譏評朝政更是到了街談巷議的情景。
諷諫帝王並非啟蒙。當王朝統治發生危機的時候，官僚士大夫中會出現一些有識之士對皇帝勸諫，指出皇帝的某些過失，喚起皇帝勵精圖治，這本是封建倫理道德所許可的行為。像這樣抨擊君主成風，直鬧到街談巷議，連說書賣唱的都肆無忌憚地攻擊當朝，這在整個封建王朝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景象。
在明末抨擊君主專制的思潮中，民歌、民謠是一支生動活潑的生力軍，馮夢龍進行了集大成的收集、整理，並提出“情教說”，把“色膽大如天”的貶詞，改為“情膽大如天”的褒詞，但是它的價值並不僅僅是鼓動情慾至上，重要的是把追逐情愛的行為，與忠君孝親的理念相提並論，他說: “諺雲，色膽大如天，非也，直是情膽大如天耳。天下事盡膽也，膽盡情也。楊香孱女而拒虎，情極於傷親也；刖跪賤臣而擊馬，情極於匡君也。由此言之，忠孝之膽，何嘗不大如天乎? 總而名之曰情膽。聊以試世，碌碌之夫，遇事推調，不是膽謙，盡由情寡，鳴呼，驗矣。”(16)在這裡，儒家倫理中最高的道德準則忠孝，被改換為情感的表現，至忠至孝的行為，都是源於“情”的有膽有識，並非出自天意所歸，這就撼動了忠孝的神聖性。;;; 馮夢龍在《明清民歌時調集》中還說:“ 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譜耳。雖然，桑間濮上，國風刺之，尼父錄焉，以是為情真而不可廢也。山歌雖俚甚矣，獨非鄭衛之遺歟，且今雖季世，而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 抑今人想見上古之陳於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於民間如此，倘亦論世之林公爾。若夫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其功於掛枝兒等。故錄掛枝詞而次及山歌。”(9)這一“發名教之偽藥”， 可謂一語中的，在歌詠者是敘私情，可對禮教的衝擊，在社會上掀起越禮逾制的浪潮，其後果又超越私人情感的宣洩，滲入倫理政治設防的禁區。至今在馮夢龍的中，只把“情教”說的啟蒙意義，看成是對情慾的伸張，或是從文學領域評價，那就低估了“情教”說對政治倫理的衝擊和分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