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詞壇，秦觀和晏幾道同樣具有多情敏感的個性氣質，他們都創作了許多傷離怨別的抒情詞作，體現出悽美婉約的風格。所以清人馮煦在《蒿庵論詞》中指出：“淮海、小山，真古之傷心人也。”然而細究文字，我們發現，與晏幾道借男女傷離詞作抒發個人、家世的悲緒不同，秦觀的“傷心”更多地融入性的，抒發了詞人身陷黨爭之禍、橫遭貶謫打擊的深沉複雜的感傷。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概括其生平遭際及創作風格曰：“少遊以絕塵之才，早與勝流，不可一世；而一謫南荒，遽喪靈寶。故所為詞，寄慨身世，閒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亂，悄乎得《小雅》之遺；後主而後，一人而已。”
1秦觀感傷詞的創作概況
秦觀（1049－1110），早年字太虛，後改字少遊，別號刊溝居士、淮海居士，揚州高郵人。他少時聰穎，博覽群書，抱負遠大，縱遊湖州、杭州、潤州各地，充分表露出豪宕不羈的個性情懷。秦觀從少年起就關心國家大事，熙寧元年（1068），他21歲，因目睹人民遭受水災的慘狀，創作了《浮山堰賦》，對百姓的苦難表示出深切的同情。為了抵禦遼夏的侵擾，他曾兵法，寫作《郭子儀單騎見虜賦》，通過對英雄人物的歌頌，寄託了自己巨集大的理想抱負。
熙寧十年，蘇軾自密州移知徐州，秦觀專程前往拜謁，寫詩道：“我獨不願萬戶侯，惟願一識蘇徐州。”（《別子瞻學士》）極傾倒之情。次年，他應蘇軾之請謝了一篇《黃樓賦》，蘇軾稱讚他“有屈、宋才”[1]。在此期間，秦觀與蘇軾同遊戊烯、吳江、湖州、會稽各地，結下了終生友誼。在蘇軾的勸說下，秦觀開始發奮讀書，積極準備參加科考；可是命運不濟，兩度應考均名落孫山。蘇軾為之抱屈，並做詩寫信予以勸勉。元豐七年（1084），蘇軾路經江寧時，向王安石力薦秦觀的才學，後又致書曰：“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2]王安石也讚許秦觀的詩歌“清新似鮑、謝”[3]在兩位文壇前輩的鼓勵、稱許下，秦觀決心再度赴京應試，並於次年登第，結束了“奔走道途數千裡，淹留場屋幾十年”（《登第後青詞》）的舉子生涯。考取進士後，秦觀初任定海主簿，轉蔡州教授。元祐七年，蘇軾自揚州召還，進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秦觀遷國史院編修，與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同時供職史館，人稱“蘇門四學士”。京城任職的數年裡，秦觀得與師友時相過從，精神上比較愉快，但是由於家口較多，生活拮据，“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春日偶題呈錢尚書》），只得經常依靠朋友的接濟。更令他感到進退維谷的，是新舊黨爭的漩渦中孤危的處境。
哲宗元祐年間，操持朝政的多為舊黨人士，但其內部派別鬥爭卻異常激烈。蜀黨領袖蘇軾及其“蘇門四學士”，均能夠出以公心，根據民生疾苦和國家利益，針對新、舊兩黨的主張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秦觀先後向朝廷進策論30篇，其中《國論》、《治論》、《人材》、《》、《財用》、《邊防》等文，對當時的內憂外患提出了各種具體的改革方略。在《治勢》篇中，他對王安石變法作了中肯的論析，認為新法是救國濟民的良策，只是執法者矯枉過正，以致產生了一些流弊。他也不同意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認為那也是因噎廢食之舉。這些觀點在黨同伐異的激烈政治形勢下，顯然是不合時宜的。而且由於秦觀與蘇軾關係密切，他更無法逃脫派別門戶之間的中傷和攻訐。“上有蒼鷹禍，下有黃犬厄”（《和裴仲謨放兔行》），正說明他的內心籠罩著變生不測的黨禍陰影，積鬱著危機四伏的惶恐。
紹聖元年（1049），新黨人士章棹、蔡京上臺，蘇軾、秦觀等人一同遭貶。在離開汴京之前，秦觀重遊城西金明池，撫今憶昔，感慨叢生，遂以悽苦的筆調創作了《江城子》：
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為系歸舟。碧野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韶華不為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花時候一登樓。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