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識論的語境和問題
在當代社會生活中，和“科學”這個術語一樣，“知識”一詞已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在我們的歷史記憶和已經習慣了的語境中，“知識”可以作為美德（柏拉圖），可以作為力量（培根），可以作為權利（福科），還可以作為統治（控制）（後現代）。在我們已有的歷史所賦予的知識系統中，“知識”一詞總是與文明、進步等正價值意義聯絡在一起。在知識的增長與進步中，我們享受著由於“知識”而對自然、社會、乃至人的生存的把握所滋生的自由的愉悅。但是，今天的我們當在為“知識”給人類帶來的物質文明而驚歎的時候，又不得不為“知識”帶給人類的不可持續的生存狀態而煩惱。我們雖然自稱已進入了“知識”的時代，但卻又留戀著老莊哲學絕聖棄智而“無為”的睿智。在“知識”中，我們生活著、存在著，我們知道我們的存在離不開“知識”，但面對“知識”對我們的精神及存在狀態的控制卻又顯得無奈。這就是當代的我們在“知識”語境中的尷尬遭遇（這裡已經有了知識論悖論的影子）。對此，我們不得不對“知識”的傳統和經典意義產生懷疑，“知識”以一種從未有過的被質詢的姿態進入了我們的問題域；“知識”從以往既有的不證自明的預設神案上被請進了世俗法的庭審法堂，“知識”本身成了被“知識”詢問的物件（這是知識論悖論的一種表現）。因此，如何從我們的現實存在出發去看待“知識”的可能根據，如何評價“知識”在歷史中的是非功過，以及探究“知識”對我們存在的意義，已成為今天的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話題。這也是我們應當關注知識論問題所以然的歷史境遇。
如果從文化民族主義或文化守成的立場上來看待知識和知識論問題，可以看到，作為科
學和物件性思維意義上的“知識”一詞並不是我們的本土原創，而是在近代歷史中，隨著西方的堅船利炮、德先生、賽先生進入我們的話語體系的。雖然在我們原有的話語體系中，有“知”也有“識”，所謂“知”是“知道”的知，如“乾知大始”《易傳·繫辭上》，“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禮記·學記》；所謂“知”也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為政》）的知；“識”是“多識鳥獸花木之名”、“轉識成智”的“識”，雖然對知、識有“德性所知”和“見聞之知”之別，但在根本意義上，“知”與“識”仍是指人在心性與道德修養的基礎上，對天人合一之道的體悟和把握，是內斂的直覺把握，不是外求的邏輯歸納演繹。所以，這種意義的“知”與“識”就不是現代科學意義上的具有明確形式規定的知識。在這個話語體系中，還有與知識相近意義的“絕聖棄智”的“智”，但這個“智”往往與“慧”相連 ，這往往標示著一種生命意識。所以“智” 與“知識”在意義上也還是有距離的。可見，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知、識、智、慧都不是在物件性思維中對物件的把握，而是反身觀照的以內化為特徵的心性修養和生命意識。因此在本土話語中，一直就沒有形成對物件進行把握的、具有形式規定的科學意義上的知識論傳統 。所以，我們談論的知識與知識論問題，就很難在本土文化的歷史背景中尋找到依據和答案，而只能是在西方的話語圈中說話。這是我們討論知識論問題的基本的文化背景和言說語境。
如果說“知識”現已成為我們那個“被拋入”的存在背景或生存境遇，是我們不得不或必須面對的話題，並且，如果我們只能將“知識”一詞限定在物件性思維的意義上來考察的話，或者說將我們所使用的知識一詞還原到它所源出的西方話語圈內說話，那麼，我們就可透過人們對知識的宗教式的依戀，以知識固有的“是什麼”的敘述方式 對知識的存在進行發問和解析。這種發問和解析既源於人類本有的知識慾望和本性，同時也源於對我們自身存在狀態的關注和自覺，所以，這種發問是我們從既有的知識條件出發對知識本身的發問，實際上這也就是知識對知識本身的發問 。從此視閾出發來看待知識論問題，就是對知識的存在狀態和存在的可能發問。應該說，我們所說的“知識”一詞在我們已設定的語境中有兩方面的意義，一個是“知道”，另一個是“告訴”。“知道”是真理問題，“告訴”是理解問題。這樣，我們對知識的發問也就是要找到對“何以知道”與“如何理解”問題的解答方式。我們應該，並且只能從這個基本前提出發，來梳理關於知識、知識論的可能和不可能的問題，以及在知識論中對我們的存在背景與生存境遇有意義的問題。
⒈ 在漢語文化中，“知道”中的“知”在先秦的諸多文獻中就已出現（如前文所述） 。孔子在《論語·為政》篇中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顯然，這裡的“知”就是確定“是”與“否”，即：知其所“應知”和“能知”的，而“不應知”和“不能知”的則不去“知”。這裡的“應當”和“能夠”是指社會綱常、倫理秩序和道德、心性修養，而不是外在的自然物件。所以，漢語文化中的這個“知”就顯現為內斂的特徵。“道”從文化考古學的角度看，有秩序、規則之意。所謂“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范蠡《國語》）在古代是“以天道占人事”，“道”即為社會倫常。因此，所謂“知道”在漢語文化圈內的意義就是對社會倫常與心性修養之道，確定出“是”與“否”。所以“知”的漢語文字意義就是對社會倫常和心性修養之道的“確定”與“區別”。如果我們依據西方文化的思維習慣，僅從“知”作為“確定”與“區別”的形式規定來考慮，並且賦予其以同一性為基礎的邏輯規定，則以“知”為母詞的“知識”或“知道”，就只能是以“是”為基元對已區別出的物件的“是什麼”進行確定。因此，在西語文化中，“是”本身是知識或知道的本體，而“是什麼”則是知識或知道的言說方式。這是知識和知識論的語文文字和邏輯意義，也是我們考 問知識論問題的只能如此的言說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