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讓音樂界也能誕生更多的“六神磊磊”——這些將才華通過粉絲變現的創作者，是汪峰“臥薪嚐膽”再創業的最大緣由。
汪峰又創業了，就在上個月，由他主導的“碎樂”音樂平臺正式上線，它看起來像是一個音樂界的“自媒體平臺”，不過具體產品形態待會再講，因為我覺得，相較產品本身的佈局和商業模式，這位搖滾巨星對這次創業緣起的陳述，或許是個更值得聆聽的故事。
我是在不久前汪峰在騰訊的一個演講中聽到他再次創業的訊息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儘管依然穿著標誌性的皮褲…但他的演講主題和歌詞中常出現的諸如“理想”和“信仰”等正能量大詞沒什麼關係，而是一個赤裸的關於“音樂和錢”的現實問題：“不能餓死音樂。”
汪峰用自嘲緩解觀眾對這一主題的不適，“當鮑勃·迪倫已經拿了諾貝爾文學獎，我作為一個搖滾音樂人，為什麼這麼俗，在這麼重要的場合談錢?”答案並沒有在風中飄蕩，而是擲地有聲的砸在地上：因為“窮”。
作為貧窮的經歷者，18歲寫歌到28歲十年間，生活給予汪峰一個多麼痛的領悟是，“原來音樂作品是不賺錢的”，名氣的提升與唱片收入並不對等，唯有靠商演賺錢，他打趣道：“這就相當於大家每天出去上班是不拿工資的，下班之後你開著車回家順道拉兩個人，賺點生活費。”
嗯，在中國，由於版權等問題的不健全，更多創作者的生活並不光鮮，無法將作品直接兌換成收益，也讓很多年輕人放棄音樂。“2013年的時候我的演出已經是2009年和2010年幾十倍的價錢，很多人問我你肯定很開心吧，我說我就是很開心，因為我很自豪寫出了很多人喜愛的'歌曲，但我同時也覺得特別羞愧，因為我不希望在這個領域只有我一個人拿到這個報酬，我知道有很多人很有才華。”
我覺得作為音樂市場金字塔頂端的歌手，汪峰說這話的時候是真誠的——坦率地講，也許比他當導師的時候更要真誠。
於是，他將情懷落地的方式，押在了剛剛上線的“碎樂”上。那麼在“內容創業”的大環境中，這一音樂領域的“內容平臺”能否成為改變行業窘境的一味良藥?
無解的貧窮?
其實在中國，音樂與貧窮是一個迴圈播放的話題。我印象很深，幾年前高曉鬆就曾感嘆道，理論上音樂是一個遠超電影的產業，但最前端的內容貢獻者卻稱得上是弱勢群體。幾年過去，情況似乎並未好轉太多，最近許巍在魯豫的節目中講了一個細節：許巍一直堅持帶自己的樂手參加商演，“錄一首歌沒多少錢，如果歌手唱完專輯拿著伴奏帶到處走穴演出，掙很多錢，樂手就沒事了。都這樣這個行業的音樂家就別幹了，很多年輕孩子再拿起琴的時候會覺得做樂手很辛苦，連生存都困難——確實，現在北京就是這樣。”
在演講中，汪峰也談及了當年辭去公職組建“鮑家街43號”，必須面對房租和飲食等窘境的過往。而到了現在，我瞭解到的情況是，大多數憑手藝吃飯的音樂人還到不了“沒有信用卡和24小時熱水的家”那麼不堪，但也絕談不上多麼“體面”。
這並不完全是物競天擇的“市場原因”，更非理所當然。如你所知，有點老生常談，它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版權制度的不完善，汪峰就用加拿大歌手艾拉妮絲·莫莉塞特和自己的版權收入做了對比：三到四年時間，艾拉妮絲·莫莉塞特的專輯《憤怒的小藥丸》在全世界通過實體和流媒體大概賣了3500萬張，得到版稅大概一億美金;而《怒放的生命》專輯下載超過五千萬次——再加上《北京北京》《春天裡》《飛的更高》《存在》這樣的爆款歌曲，下載量可能有兩億次左右，但汪峰從業至今全部版稅收入一共只有60多萬人民幣，“那一刻給我的震撼無法形容。”更可悲的是，如果汪峰拿了60萬，那麼更多人，你可以想象，也許連600也拿不到。
當然，除了版稅，對於大多數長尾音樂創作者，寫出的優秀作品沒有辦法抵達到使用者，也是困擾中國音樂產業的原因之一，高曉鬆就曾表示：“我入行二十多年最煩的一件事就是，明明粉絲是最強的驅動力，但卻被遮蔽在行業之外。”而即便有幸將作品變現，從傳統音樂產業鏈中分得的利益也非常非常有限。
如何讓更多音樂人將作品直接變現——舉個不恰當的例子，就像滴滴司機可以將駕駛技能直接變現，不再被產業鏈條瓜分收益，音樂內容能否也直接“交易”?汪峰頗為悲觀地表示：在道德和法律上，在中國，這個問題幾乎是無解的。
但在汪峰看來，這或許是網際網路產品的機會，這就要談及他的創業專案：“碎樂”。
誕生更多“六神磊磊”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碎樂”平臺上承載的更多是那些未成品和非版權的碎片化音樂內容，譬如創作時的小樣，以及各種隨時聽到看到的音樂場景，而非其他平臺上的成品歌曲——個人覺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音樂作品的“短視訊”。如“碎樂”聯合創始人兼CEO陳超仁所言：“碎樂抱著為音樂創作者直接連線使用者的理想應運而生。”
具體來看，它是一個通過展示碎片化音樂，將音樂，音樂人和音樂愛好者相互連線的平臺，使用者無論上傳音訊，視訊，樂評，問答，都有機會獲得應得收入，如其他領域內容平臺相似，全部收入歸創作者和釋出者所有，平臺早期分文不取——總之，核心邏輯是，它提供了一個增量渠道，讓更多音樂人能真正通過音樂本身去賺錢。
嗯，這也許已經令你想到文字領域正在發生的事——某種意義上，如今“內容創業”的號角正吹向門檻相對高企的音樂領域。而“碎樂”的產品邏輯也在降低好作品抵達使用者的門檻，如果你的作品足夠沁人心脾，哪怕只有一小段，也能讓收益頗豐。
或者直白點說，讓音樂界也能誕生更多的“六神磊磊”——這些將才華通過粉絲變現的創作者，是汪峰“臥薪嚐膽”再創業的最大緣由。就像他自己所言：“作為音樂界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我有義務去做點兒什麼。我希望這個小小夢想可以實現，如果實現了，它真的會改變中國整個音樂行業，如果它實現了，我可以看到那麼多寫歌的人，唱歌的人，臉上露出的是讓我們覺得特別有尊嚴的笑容。”
文藝青年的“道德自信”
先將情懷與巨集願放在一邊，其實在我個人看來，在一個價值取向上普遍敵視商業的地方，能夠直言金錢對於創作者的重要性，建立某種道德自信，試圖讓遠離聚光燈的音樂人們告別貧窮，是無論作為商人還是音樂前輩的汪峰最值得點讚的地方。
其實這蠻難的——尤其在標榜“理想”，“內心安寧”，“純淨”的文藝青年群體。有句特別歲月靜好的話是這麼說的，“貧窮而聽著風聲也是好的”，坦白講，我25歲之前也這麼想，但我現在更相信：“合法掙錢是這個世界上最體面的生活方式。”由這個國家商業上最成功的搖滾歌手提供這種道德自信，我覺得非常正能量。
另一方面，我也一直相信，拜網際網路所賜，只要你不懶，且智識正常，這就真的不是一個懷才不遇的時代。因為這個世界的資源配置和聚合方式已經逐漸從行業權威(音樂就是個好例子)，國家意志，乃至資本等確定性方式上轉向具體的個人——就像手機地圖上那個隨你而動的小藍點，你不必再以某個特定地標為中心，只要你真有本事，完全可以站在原地高喊一聲“我要”，然後等待資源的圍攏。
不妨舉個例子，我個人很喜歡的文藝青年：羅永浩。有時從一個人身上就能感到時光荏苒，當不少他的粉絲還將其印象停留在當年在《獨唱團》上寫《秋菊男的故事》的羅永浩時(剛查了一下，小說最後一句是：“我感到巨大的委屈像童年時常常感受到的那樣，鋪天蓋地地壓了下來。”……)，今天的錘子科技CEO羅永浩已經憑藉Smartisan M1在殺紅了眼的智慧手機戰場佔有一席之地。
其實汪峰也一樣，作為曾經的文藝青年——也許現在也是，當他不再單純為了財富而堅持在自己領域做著“不讓音樂被餓死”的事，這顯然是一件更酷的事，也是他正在實現的更大的夢想。
嗯，那麼你的夢想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