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生就業詳情介紹。目前韓國已成勞動力“買方市場”，很多年輕人只能通過非正規僱用的工作養活自己。他們把這些年輕人稱為“88萬韓元世代”，意思是一個碩士畢業的年輕人只能拿88萬韓元月薪(約合人民幣4940元，20xx年韓國最低工資是85.9萬韓元)。他們生活在首爾，最多隻能租到頂層房間或半地下室，而且絕對是“月光族”。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不久前釋出的《自由、威權、多元——東亞政治發展研究報告》中，韓國問題專家、社科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員，負責撰寫韓國部分。
19xx年～20xx年，研究員在韓國慶熙大學攻讀社會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她發現，由於韓國社會“學歷通脹”和就業零增長，在韓國青年中已經出現了一個“88萬韓元世代”。這導致了儘管韓國高校入學率已經超過80%，大學聯考競爭卻更加激烈。
記者：報告提到，韓國是典型的“小國家、大企業”，即少數財閥集團具有全面控制國家經濟的能力。財閥對於韓國社會的影響體現在哪兒？
研究員：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財閥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現在四大財閥(三星、現代、樂天、旅館)成為財閥的核心。如今財閥對韓國社會的影響已超越經濟領域，向政治、行政、法律媒體、市民社會、學術、教育、文化娛樂等幾乎所有社會領域滲透。
在韓國社會，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是脫節的。民主運動的精英們在上世紀80年代實現了政治民主，但普通民眾追求政治上的民主權利，是為了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當時勞工們在運動中的真正追求是漲工資。
目前韓國已經成了一個勞動力“買方市場”，勞工普遍失去了議價的資本。財閥的增長點大多在國外，國內投資得很少，經濟又始終不景氣，韓國國內已經是就業零增長。
記者：就業都零增長了，每年那麼多大學畢業生的出路在哪兒？
研究員：很多年輕人只能通過非正規僱用的工作養活自己。韓國產業在不斷升級，掌握核心技術的人非常少，大多數崗位都是誰做都可以。但工會又太強硬，裁人很難。很多企業就大量僱用只簽署短期勞動合同的非正式職工，方便隨時解僱。
非正式職工和正式職工“同工不同酬”。這也導致了世代之間的不平等。因為“同工不同酬”下受害的主要是年輕人。年紀大的人已經處在那個位置，被工會保護起來了。年輕人有更強的能力，但只能“漂”著。
他們把這些年輕人稱為“88萬韓元世代”，類似於“蟻族”。意思是一個碩士畢業的年輕人只能拿88萬韓元月薪(約合人民幣4940元，20xx年韓國最低工資是85.9萬韓元)。他們生活在首爾，最多隻能租到頂層的房間或半地下室，而且絕對是“月光族”。
記者：對於“88萬韓元世代”，韓國人是怎麼看的？
研究員：韓國就是學歷社會。年輕人有高學歷、上名牌學校才有出路。中產階層及以上的'人，特別害怕孩子掉到下層。低收入階層也很明白，要想後半輩子鹹魚翻身，只能把所有身家都押到孩子教育上，房子也不買了，也不儲備養老金了，把錢都砸到孩子身上。
韓國高校的入學率已經超過80%，但大學聯考競爭卻比我國厲害得多。很多人覺得，高等教育普及了，所有階層的機會也就增多了。其實恰恰相反，高等教育一普及，大學不值錢了，只有進入排名前三的“SKY”(即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才有可能找到好工作。年輕人中有一個說法叫“四當五落”，意思是每天只睡4個小時就能考上，睡5個小時就考不上。
記者：但韓國被看作教育公平的“典範”，他們的學校不是已經實現了平均化和素質教育了嗎？
研究員：韓國高中全部免費，也沒有重點中學，學校設施、教課內容都是教育部統一稽核，教師、校長經常大輪換。可以說，實現了教育資源的完全平均化，這確實很公平。
但所有人的想法都是：希望我的孩子接受比別的孩子更好的教育。學校裡搞的素質教育，課業強度和難度都降低了。但學生和家長一心想進名牌大學，放學後在校外上補習班，學校成了睡覺的地方，教師權威一落千丈。
與此同時，校外私教育市場非常發達，他們叫“學院”，類似於“補習班”，私教育的質量非常高，好的老師能拿到人民幣上百萬元的年薪，還會配備助教團隊，收集各種資訊，分析教育政策、入學政策、各高校的試題等。學生在那兒一上課，成績嗖嗖地就上去了，因為學院是完全的應試教育。
韓國孩子都累得夠嗆。國小生補習到晚上12點是常有的事。政府對這種情況也很頭疼，就改革大學聯考招生方式。比如，將高中三年的考試分數平均計分，但“學院”第二年就開設了針對每次期中、期末考試的輔導班；在大學聯考中增加面試環節，“學院”很快又開設了面試輔導班。最後導致的局面是，父母的財力決定了孩子在學業上的競爭力。這就是經濟資本轉化為下一代的文化資本，孩子長大之後又轉變成經濟資本，也就是階層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