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個人在閱讀桃花扇時，都有怎樣的感想呢？相關的讀書筆記應該怎麼寫呢？下面是小編分享給大家的桃花扇的讀書筆記，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桃花扇的讀書筆記【1】
《桃花扇》是以侯朝宗和李香君堅貞不屈的愛情故事為線索，並把他們愛情生活上的波折與國家興亡的命運結合起來，實際上是以生花之妙筆，寫亡國之痛劇，抒發了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懷。“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實事實人，有憑有據。
《桃花扇》創作於清代康熙年間，作者孔尚任雖然是孔子之後，但其為官之初，只是一個深受儒家理想影響的官員，並沒有太強烈的遺老遺少情緒。真正開始計劃寫《桃花扇》，源於他在揚州三年地方官的經歷。揚州接近南京，是史可法殉職之處，也是當年南明小朝廷的核心統治區域。孔尚任在這裡拜訪了大量的南明遺民，還跟與侯方域齊名的冒闢疆做過長時間的深入交流。正是這些探訪和交流，奠定了《桃花扇》的寫作基礎。只要不是太遲鈍的人，都能夠讀出《桃花扇》中強烈的懷念故國的情緒。
作為一部文學經典作品，《桃花扇》的藝術價值當然不只是給遺民們提供黍離之悲這麼簡單。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它堪稱是以戲曲形式呈現的一部“過明論”。《洪業》等史書中分析的明朝敗亡的原因，在《桃花扇》中幾乎都有所呈現。首先說黨爭，復社與閹黨之間的爭鬥是導致南明朝廷嚴重內耗的重要原因。這部戲中，並沒有對阮大鋮、馬士英等奸臣做臉譜化的刻畫，這在阮大鋮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他當時其實是有意結交侯方域，跟復社黨人結成同盟的，這從他為侯方域帶來迎娶李香君的妝奩就可以看出。如果不抱泛道德主義的觀念，就應該知道，團結儘可能團結的力量，是殘破的南明朝廷最好的選擇。然而可惜的是，在李香君的堅持和其他復社黨人的影響之下，侯方域最終退掉了阮大鋮送來的妝奩。這不只使得自身遭受阮大鋮的迫害，也使得南明文官淪為復社和閹黨餘孽這截然分明的兩個陣營，爭鬥不已，嚴重內耗。而事實上，標明為正義化身的復社黨人自身並不是純潔無暇。正如魏斐德在《洪業》一書裡所言，與其把東林黨和復社稱為有著共同道義和理念的政黨式團體，倒不如說成是基於共同地域和利益取向的縉紳共同體，因為他們幾乎都出自江南的士紳階層，家底殷厚。這樣置團體利益於國家利益之上的團體，實為有效中央集權之大敵。復社中的許多人士先後投靠大順和大清，就是對他們宣揚的正統道德的最好諷刺。
明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軍閥並起，中央弱化，這在《桃花扇》裡也有生動的描繪。《桃花扇》裡有好幾折描寫左良玉的清君側行動和江北四鎮軍閥的不聽號令。無論是左良玉還是江北四鎮的將領，都不服從南明福王政權的中央號令，一言不合即行討伐，左良玉的清君側叛舉，和史可法根本指揮不動江北四鎮的現實，都是在農民起義不斷的背景下，地方軍人勢力崛起的明顯寫照。一個不服從號令的軍人團體，加上一個孱弱、昏庸的文人統治集團，這樣的組合怎麼可能抵擋清軍的進攻呢？
談了歷史，自然不能不談談愛情，畢竟，侯方域與李香君的愛情，是這部戲的主線。《桃花扇》在描寫這段愛情上的一個巨大的突破，就是把李香君這樣一位紅粉女子，塑造成維護民族家國大義的剛烈形象。這齣戲之所以在抗戰時期會非常火爆，正是因為李香君的這種形象，迎合了大眾對於抗戰到底的激情與堅持。而在《桃花扇》之前，我們熟悉的興亡之變中的女子形象，大多是杜牧筆下詩句所言：“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和王安石的“自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當然，李香君的這種剛烈是與侯方域的懦弱呈現在一起展現的。孔尚任之所以把李香君塑造成深明大義的形象，也是從側面對當時士大夫階層操守的暗諷，嘲諷他們的氣節還比不上一個煙花女子。從當年錢謙益、侯方域和洪承疇等人的真實故事來看，孔尚任的這種劇情安排是事出有因，也是有明確指向的。
桃花扇的讀書筆記【2】
《桃花扇》是淒涼的傳奇，也是悲壯的史詩。“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它的主題的兩個層面是如此渾然融為一體——個人的命運和民族的命運、愛情的命運和文化的命運在此劇中就像血淚融合在一起了。侯方域、李香君的悲歡離合與民族的生死存亡如同兩串纓絡，以一白紗宮扇為結，難分難解;愛情的忠貞和民族的大義就像扇上的`桃花，是血，亦是畫，糾纏出幻滅的悲劇命運。
明王朝三百年基業，於旦夕之間傾頹覆滅，留下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的人生悲劇。典型的如吳梅村：“草間偷活”的悲慨，亦以墓碑上“詩人”二作結。即使劇中的男主人公侯方域，亦被—迫參加河北鄉試，雖然高中副榜後並未出仕，但是留人詬病，為當時義士所不齒。《桃花扇》傳奇是在清廷的高壓政治環境下為漢人宣洩家國鉅變中的悲涼和幻滅所作，相信沒有人在讀完或者看完這一傳奇後會只為侯李的愛情悲劇所感，最濃重的情緒當依然寄託在劇終時道士撕扇時的棒喝：“國在哪裡？家在哪裡？君在哪裡？父在哪裡？”於是侯李的分入南北中修道，再不是奇變突出，而是命運使然，不得不如此。
全劇最引人之處當數《沉江》和最後《入道》兩出了，分別是國家的幻滅和愛情的幻滅。
《沉江》標誌著腐朽的南明小朝廷最後的覆滅結局，也寫盡了忠臣義士的悲壯。史可法本是在南京陷落前死守揚州，城破後被多鐸所殺，但是孔尚任改成是在聽聞福王等已經棄城逃亡，正是“氣撇下俺斷篷船，丟下俺無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歸無路，進又難前。”，於是投江而死。雖然沒有史實所述那樣慷慨激昂，但是觀從聯絡到劇中多多處所表現的南明小朝廷的君昏臣佞，只會油然在國破家亡的沉痛中興起幻滅之感，皆因作都透過舞臺上的一幕幕早已傳達出南明王朝是不得不亡的歷史教訓和經驗總結。“國在哪裡？君在哪裡？”當知識分子和民族義士的生存支柱倒塌傾頹後，所有人都在哀唱：“使盡殘兵血戰，跳出重圍，故國苦戀，誰知歌罷剩空筵。長江一線，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雨翻雲變。寒濤東卷，萬事付空煙。”。
可以說戲所有當時的觀眾，心中都充滿故國之思。所有人都在思索，這樣一個有忠臣義士死死護持的國家如何敗亡的呢？而他們所盡忠的那樣的統治者是如此不堪，像弘光帝登位後只是唱：“寡人登極御宇，將近一年，幸虧四鎮阻擋，流賊不能南下;雖有叛臣倡議欲立潞藩，昨已捕拿下獄。目今外侮不來，內患不生，正在口選淑女，冊立正宮，這也都算小事;只是聯獨享帝王之尊，無有聲色之奉，端居高拱，好不悶也。”所以大家苦苦堅持的君國大義又有什麼意義呢？尤其那些明朝遺民，或者漢民族的正統文化觀念根深蒂固的人，更在正反人物形象的對比中，看出了明王朝“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當明瞭這一“江山淪亡”、“輿圖換稿”的歷史悲劇的必然性之後，更加深了他們的人生幻滅之感。
當然純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少數民族不時入主華夏，實是封建王朝發展的歷史常規，但是從歷史上看，少數民族的軍事力量的破壞性是不容否認的。清廷在鎮—壓漢民族的抵抗勢力時，用的也是殘酷的高壓手段。所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直接針對平民百姓，而以血腥手段推行的“改服易發”更是削弱漢族傳統文化強勢地位的奴役手段。對被征服民族來說，更增加了對入侵民族的文化上的仇恨。無怪乎晚清的革命黨人口口聲聲以“驅除韃虜”為口號，而清廷覆沒後的第一文化舉措就是剪辮易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