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8週年：災害意識的提升是最大的紀念
2016年5月9日，我見到了唐都醫院骨科楊彤濤副教授。楊教授曾於512地震後第一時間趕赴綿陽市北川縣進行傷員救治工作。他表示：一晃八年過去了，如今在想想汶川地震對我們的影響，民眾的災害意識的提升，或許是對它最大的紀念。
為什麼要再提汶川地震?
5月5日，我翻工作筆記的時候發現，7天后就是汶川地震8週年祭。憑著媒體從業者的直覺，我聯絡了唐都醫院宣傳科，以期望可以聯絡一位曾經去過災區救治傷員的老師說些什麼。至於到底要說些什麼我並不清楚。
5月9日上午，唐都醫院宣傳科的工作人員給我了骨科楊彤濤副教授的電話號碼，隨後我進行聯絡，並表示：期望可以瞭解一些當時的故事和印象，同時還希望可以瞭解一些災害發生時期人們應該第一時間做什麼。
5月10日下午，我在唐都醫院見到楊彤濤副教授。楊教授表示：汶川地震是每個經歷過2008年5月12日的人心中一道抹不去的坎，但卻也正因為如此，每逢5月12日，我們都有理由再將其提一提，以銘記一些不能忘記的事情。其中，最值得銘記的是，經過汶川地震一役，公眾提升了災害意識、社會形成了透明救災意識、醫務工作者加深了分級救治意識。三種意識的提升是如今對汶川地震最大的紀念。
楊教授說：“三種意識的提升所顯現出來的效果，在隨後的玉樹地震、雲南地震等大地震中可見一斑。”
敬禮娃娃、芭蕾女孩、韓局長和楚師兄
楊教授隨唐都醫院救援隊到了四川之後，被安排到了綿陽404醫院。前後接診了1000多位災民，同時也進行了大小几百臺的手術。其中，就有如今仍讓人記憶猶新的“敬禮娃娃”郎徵、“芭蕾女孩”李月、以及被溫總理看望過的16歲的北川中學學生段志秀，都曾是楊教授的病人。
時過8年之後，再回想起當時救治的這些病人，楊彤濤副教授說：”當時跟患者們相處的很愉快，但每每回想起他們‘一分鐘之前大家還愉快的在一起，一分鐘之後這些人都相隔生死’的經歷，都對我個人產生了很大的感觸，並對我的人生態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楊教授講到，在汶川的時候，他遇到了一個北川縣的民政局局長，名字如今已經記不清楚了，但似乎姓韓。韓局長當時是髕骨骨折，一家三口中自己受傷、女兒失聯、夫人當天下午就在辦公室中去世。2011年，在時隔三年之後，楊教授收到了韓局長的簡訊，信上說“楊大夫，祝你春節快樂，我的腿恢復的很好，現在已經走上了工作崗位，我家庭重組了，感謝你對我的幫助”。從這件事情上，楊教授覺得：“人生總是在繼續，即使是碰到再大的事情，生活都在繼續。所以，向前看，向未來看。”
同時，人生就那麼匆匆幾十年，總得乾點什麼，才能夠對人生不留遺憾。楊教授說：“當時跟著一起去的還有我的一位師兄楚教授。在地震災區的時候，我們經歷了5月20日的一次六級餘震，當時搶救組的幾個組長都還在10樓，為照顧病人沒有下來。餘震後，迅速的將病人轉移到樓下的抗災帳篷裡，當時我的這位楚師兄還在，但就在地震一年後，楚師兄因為肺癌去世，到現在也已經有5個年頭了。所以，這些事情，我和很多人來說，都是要更加的珍惜生命，活在當下，善待自己。在做醫生時更好的服務患者，是丈夫時疼愛妻子，是父親時擔起責任。”
躲避、逃生、自救是災難來臨時最應該做的
除了人生的感悟外，楊教授還認為：在災難來臨時，及時的躲避、及時的逃生、及時的自救以及互救是最應該做的。
楊教授講到：“5月12日下午，我本來是要去參加一場教學評比，當時就拿著手機突然感覺到房子在晃動，當時我沒有覺得那是馬路上過車什麼的，而是第一反應就是地震。第二反應就是抓起身邊的衣服，穿上鞋子，躲進衛生間。在進入衛生間的.剎那將方面開啟，做了基本的逃生準備。在地震停止之後，拿起鑰匙然後從容下樓。這是在災難來臨時，就需要做到的及時躲避。”
“同時，在四川看到災民的時候，仍然能夠看到防災減災的意識有無，會在短時間內對人造成的影響。譬如剛剛我提到的北川民政局韓局長，當時他的第一反應就是衝出房門，等他跑到樓外後，樓就已經沉了下去。那棟樓包含他在內總共只活下來了3個人。同樣的，在震區的山區內，有的人是到處亂跑，有的人則向空地和建築物外轉移。同時，還有一些人在受傷之後第一時間採取了比較恰當的自救方式，譬如包紮和固定，然後再向就近的醫療機構轉移。同樣的，我們還遇見了一些很慘的案例。當時有一個人受了開放式的傷，他也不知道沖洗包紮，而是朦朦朧朧的跟著大部隊轉移。等我們趕到的時候，就感染的很厲害，最後只能做截肢。所以，作為普通人，在日常時就需要加強對火災、水災、地震、車禍等災害的簡單自救方法的學習。”
而對於醫務工作者，楊教授認為：在災害來臨的時候，醫務工作者應該有分級治療的意識。對於簡單的病例，需要利用身邊的物品進行及時的救治，為後續的治療工作爭取時間。如果碰到複雜的病例，就需要當機立斷的進行處理。
當時，楊教授曾接診到了曾在四川華西醫院被溫總理看望過的16歲的北川中學學生段志秀。楊教授說：“當時其實我們有條件給段志秀做災區的清創截肢手術的，但當時我們出於手術安全、保留更多肢體功能的想法，以及當時她可以轉移到華西醫院去接受更好環境的治療的原因，並沒有按戰傷為她進行醫療處理。結果等到了華西醫院時，病情已經發展到了敗血症的程度。這件事情就很教育我們，作為部隊醫院，面對大的災害時，需要有戰傷意識，並當機立斷的進行處理。”
楊教授表示：醫生的分級治療意識、患者的災害意識、社會的透明救災意識，在汶川地震前未能得到明顯的提升，但汶川地震後，這三種意識的提升對於我們隨後的幾次大的地震形成了有效幫助。為此，楊教授說：“在汶川大地震8週年祭的時候，我覺得災害意識的提升是對它最大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