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因此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良心”。那麼他有哪些逸聞趣事呢?下面本站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巴金的逸聞趣事，歡迎大家閱讀與學習!
巴金的故事一：錢，是用來買書的
汽車庫、儲藏室、閣樓上、樓道口、陽臺前、廁所間、客廳裡、臥房內……在巴金偌大的寓所內，曾經到處是書。巴金愛書，在文化圈內是出了名的。他的藏書之多，在當代文人中，恐怕無人可比。
藏書多，自然在於書買得多。
巴金胞弟李濟生曾談起四哥愛書、買書的情況：“說到他最喜愛的東西，還是書。這一興趣從小到老沒有變。在法國過著窮學生的清苦生活時，省吃儉用餘下來的錢，就是買自己喜愛的書。有了稿費收入，個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買書。‘1·28’日本侵略軍的炮火毀去了他的住處，收藏的書也隨之毀了。習慣已成，興趣所在，書慢慢地又積累起來。去日本小住1年，就買了許多英日文版書帶回來。有的名家作品他會不遺餘力地蒐集各種文字的譯本。住屋幾乎全放滿了書。解放後搬了家，房子寬敞了，書架、書櫥也隨之增多增大。書房內四壁皆書，客廳內也順牆壁一溜立上4只大書櫥，連走廊上、過道上也放有書櫥。一句話，無處不是書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元銀元。蕭珊從菜場買來價廉的小黃魚和青菜，用鹽醃起來，晾乾。每天取出一點，就算全家有了葷腥蔬菜吃了。這兩隻菜，竟然支撐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樓梯傳來巴金沉重的腳步。蕭珊和養子紹彌迎了上去，只見他提著兩大包剛買的書，氣喘喘的。蕭珊問道：“又買書了?”“嗯，當然要買書了。”巴金回答道。從來就十分尊重，也什麼都依著巴金的蕭珊，這時說了一句：“家裡已經沒有什麼錢了。”巴金問也不問家裡到底還有多少錢，日子能不能過下去，就說道：“錢，就是用來買書的。都不買書，寫書人怎麼活法?”
第2天，他又帶著孩子們去逛書店了。
巴金買書真的沒商量。
在現存的300多封巴金與蕭珊的通訊中，有不少內容是關於寄錢買書的。1949年9月20日巴金書信蕭珊：“昨天剛寄出一信，今早又收到你的信了。我還沒有到開明去拿錢，過兩天我會去拿的。其實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錢，不過來北平一趟總得買點東西帶回去送人，我自己也想買幾本書。”從中可以看出，巴金這時在北京，準備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巴金已寄信囑蕭珊匯錢來，等不及又發信回去。
這是一封巴金寫於1956年6月23日的信，其中有這樣一段：“這次買書較少，已寄了幾包回去，大概還有幾包。”已寄了幾包回去，還有幾包，這還是買得少的，那麼多的呢?可以想像，巴金買書有多“狠”。這次寄信的地點也是在北京。據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巴金去北京，沒有一次不買書回來的。琉璃廠、王府井，都是巴金必去的地方。
巴金的故事二：稱自己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廢品
《巴金全集》26卷，700來萬字。這是巴金獻給人類的一筆巨大財富。
文人多自尊，多輕狂，多自以為是。世上少有讚歎別人的文人，更鮮有批評自己的文人。所謂“文人相輕”，不僅有道理，而且是一個普遍現象。
巴金卻說自己“不”。這個“不”，不是他在《隨想錄》中對自己靈魂的拷問，而是對自己的文學成就，文學生命：他說，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廢品。
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人民文學出版社擬出版《巴金全集》。起初，巴金不同意。編輯王仰晨幾次來滬做說服工作，被王仰晨的熱情和決心打動，一年後巴金終於同意了。
巴金為何不同意出版他的《全集》?巴金說，編印《全集》是對自己的一次懲罰。因為，他認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廢品。
巴金是無情的。他說，第4卷中的《死去的太陽》，是一篇幼稚之作，第5卷中的《利娜》，嚴格地說還不是“創作”。他認為《砂丁》和《雪》都是失敗之作。這兩篇小說，寫於30年代初，以礦工生活為題材。他雖然在長興煤礦住過一個星期，但是對礦工的生活，瞭解的還只是皮毛。因此，編造的成分很大。儘管如此，當時統治者很害怕這兩篇小說，發行不久就遭到查禁。《雪》的原名叫《萌芽》，重印時改為《雪》。
巴金是嚴厲的。在讀者中廣為流傳的《愛情三部曲》，他也說是不成功之作。在《巴金全集》第6卷“代跋”中，巴金開篇就寫道：“《愛情三部曲》也不是成功之作。關於這三卷書我講過不少誇張的話，甚至有些裝腔作勢。我說我喜歡它們，1936年我寫《總序》的時候，我的感情是真誠的。今天我重讀小說中某些篇章，我的心仍然不平靜，不過我不像從前那樣的喜歡它們了，我看到了一些編造的東西。有人批評我寫革命‘上無領導、下無群眾’，說這樣的革命是空想，永遠‘革’不起來。說得對!我沒有一點革命的經驗。也可以說，我沒有寫革命的‘本錢’。我只是想為一些熟人畫像，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動的發光的東西。我拿著畫筆感到毫無辦法時，就求助於想象，求助於編造，企圖給人物增添光彩，結果卻毫無所得。”
巴金是苛刻的。他還說《火》是失敗之作。《火》也是三部曲。說它是失敗之作，巴金多次講過。在編選《巴金選集》時，也沒有把它們收進去。巴金說：“我不掩蓋自己的缺點。但寫一個短篇，不一定會暴露我的缺點。寫中篇、長篇那就不同了，離不了生活，少不了對生活的感受。生活不夠，感受不深，只好避實就虛，因此寫出了膚淺的作品。”關於《火》，巴金還說：“三卷《火》中我寫了兩位熟人……但是我應該承認跟我這樣熟的兩個人我都沒有寫好……除了剛才說的‘避實就虛’外，我還有一個毛病，我做文章一貫信筆寫去，不是想好才寫。我沒有計劃，沒有藍圖，想到哪裡就寫到哪裡。所以我不是藝術家，也不是文學家，更不是什麼大師。我只是用筆做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進行戰鬥。我經常戰敗，倒下去，又爬起來，繼續戰鬥。”
巴金是徹底的。他覺得，他在一些文章中寫了自己不想說的話，寫了自己不理解的事情。在一些作品裡，他還寫了許多不切實際的豪言壯語，與讀者的距離越來越遠。他的百分之五十廢品的觀點，自然不被人們認同。編輯王仰晨首先在給巴金的信中表達了異議。()巴金回信道：“說到廢品你不同意，你以為我謙虛。你不同意我那百分之五十的廢品的看法。但是，重讀過去的文章，我絕不能寬恕自己。有人責問我為什麼把自己搞得這樣痛苦，正因為我無法使筆下的豪言壯舉成為現實。”
巴金是理智的。他清晰地看到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變化。所以，他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青年把我當作他們的朋友……在十八九歲的日子，熱情像一鍋煮沸的油，誰也願意貢獻出自己寶貴的血。我寫了一本又一本的書，一次又一次地送到年輕讀者手中。我感覺到我們之間的友誼在加深。但是二十年後，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獨，因為我老了，我的書也老了，無論怎樣修飾、加工，也不能給它們增加多少生命。你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們離開我，是我離開了他們。我的時代可能已經過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會感動遺憾，也希望讀者理解我。”
一個睿智的人，一個真誠的人，一個可敬的人——巴金。
巴金的故事三：出書獻給讀者是莫大的快樂
中國文學和中國出版史上，留有值得大書的一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這個由吳朗西、巴金等人創辦的小小的同仁出版社，卻為中國文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從1935年創辦到1954年公私合營，出版社出版發行了28種叢刊、專集、選集，計有226部作品。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書，是經總編輯巴金的手編排發印的。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當年的老編輯、巴金胞弟李濟生整理的圖書出版目錄中，我們看到了一長串在中國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作品：《故事新編》、《駱駝祥子》、《邊陲線上》、《憩園》、《第三代》、《淘金記》、《前夕》、《八駿圖》、《路》、《團圓》、《南行記》、《運河》、《飯餘集》、《雷雨》、《日出》……長篇、中篇、短篇、散文、詩歌、戲劇……涵蓋各個文學門類。
魯迅、茅盾、老舍、巴金、沈從文、曹禺、汪曾祺、李健吾、靳以、艾蕪、沙汀、鄭振鐸、黃源、穆旦、何其芳、唐弢、蕭乾、李廣田、師陀、黃棠、王西彥、黎烈文、柯靈、魯彥、方令儒、蘆焚、張天翼、王統照、肖軍、胡風、羅洪、吳組緗、麗尼、歐陽山、陳荒煤、劉白羽、艾青、卞之琳、臧克家、端木蕻良、陳白塵、曹葆華、馮至……86位作家， 在中國文學史上，燦若星際。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壇流派紛呈，社團眾多，陣營分明。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作品將南北各家、東西各方集於一堂。86位作家，有魯迅、茅盾、鄭振鐸等前輩大家，又有巴金、沈從文、魯彥、張天翼等當紅名家，還有艾蕪、曹禺、麗尼、卞之琳等初露頭角的作家，尚有劉白羽、陳荒煤等當時名不見經傳的.文學青年。他們來自五湖四海，不在一個社團，但一生追求光明與進步。
形成一支包羅各方的文藝勁軍，這是魯迅先生生前所希望的。巴金通過文化生活出版社，實現了魯迅先生的夙願。
《死魂靈》、《上尉的女兒》、《獵人日記》、《貴族之家》、《凱旋門》、《勞動》、《雙城記》、《柔米歐與朱麗葉》、《包法利夫人》、《復活》、《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父與子》、《簡愛》、《大衛·高柏菲爾》、《決鬥》、《懸崖》、《杜勃洛夫斯基》……一部部世界文學名著，也正是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介紹到中國來的。
隨著作品，果戈理、狄更斯、普希金、托爾斯泰、左拉、莫泊桑、福樓拜、屠格涅夫、高爾基、蕭伯納、莎士比亞、司湯達、王爾德、傑克·倫敦、赫爾岑等世界作家，走進中國讀者心中。
東西方文化在上海匯流，後浪推前浪，洶湧澎湃。
巴金與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中國文化史上的作用，正在被人們認識。陳荒煤在《冬去春來》一文中說道：“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由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團結作家的面很廣，也有不少共產黨員和左翼作家的作品。這套叢刊實際展示三十年代開始了一個創作繁榮的新時代，這是現代文學史異常光輝的一頁，是任何人也無法抹殺的。”在復旦中文系簡陋的辦公室，巴金評論家陳思和對記者說：“從某種意義上看，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價值比他本人再寫幾部書更重要。”
巴金自己又如何看待這段時間的工作?1982年，巴金在《上海文藝出版社三十年》一文中寫道：“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14年，寫稿、看稿、編輯、校對，甚至補書，不是為了報酬，是因為人活著需要多做工作，需要發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終保持著這樣一個信念：生命的意義在於付出，在於給與，而不是在於接受，也不是在於爭取。所以做補書的工作我也感到樂趣，能夠拿幾本新出的書送給朋友，獻給讀者，我認為是莫大的快樂。”
他還說道：“我過去搞出版工作，編叢書，就依靠兩種人：作者和讀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讀者不買我編的書，我就無法編下去……因此我常常開玩笑說：‘作家和讀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裡這麼說的，心裡也這麼想，工作的時候我一直記住這兩種人。”
巴金的故事四：一個從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
1954年，徐鈐由部隊轉業來到上海文聯，在對外友協，負責作家、音樂家的聯絡工作。今天，徐鈐兩鬢染白，早已離休。然而，每星期他總有幾天，從遠離市中心的莘莊，坐上地鐵和公交車，花去一個多小時的時辰，來到醫院，探望巴金先生，順便為巴金處理一些事情。
這一生，徐鈐接觸過許許多多文化名人，惟有對巴金的感情最深。他是在一些細小事情上感受巴金的。一個從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這是徐鈐對巴金的深刻印象之一。
二樓，巴金書房，北牆處有一尊褐色巴金銅像。這是50年代中期蘇聯雕塑家謝里漢諾夫雕鑄的。徐鈐清楚地記得這一幕幕。那會兒，謝里漢諾夫同時為上海好幾位文化名人塑像。按中蘇兩國的協議，謝里漢諾夫在滬的吃、住等費用，由上海方面一次付清。因此，他在為文化人塑像期間的用餐，由自己解決。
那一天，輪到巴金了。從小見到拍照就躲，不喜歡出頭露面的巴金，“乖乖”地當了回“模特”。在巴金的不自在中，時間流過去了，到了中午時分。謝里漢諾夫在收拾著工具，巴金問道：“中午是休息，還是繼續做?”謝說：“都可以。由你定。”巴金關切地問道：“你中午幹什麼?”謝里漢諾夫答道：“我帶了麵包，吃一點就可以了。”巴金聽後，十分不安，說道：“我也要吃飯，我請你，一起去吃吧。”這樣，巴金的塑像雕了3天，巴金請謝里漢諾夫吃了3天的飯。
徐鈐說：“巴金就是這樣一個厚道的人，總想著別人。”
那會兒，在外事方面，一般送外賓的禮品，都是由公家買的。甚至，一些頭兒或名人，在家裡接待客人，連茶水、點心，都是由公家買好後送了去的。只有巴金從不這樣，所有接待外賓的費用，都是掏自己的腰包。通常，禮品都由夫人蕭珊買，會面結束時，拿出來送客人。
巴金的這一“習慣”，保持到今天，反映在方方面面。1960年，巴金回到故鄉成都，四川歌舞團正在上演《劉三姐》。一天，巴金請沙汀代買8張票，請大家看戲。有關方面知道了，決定送票給巴金。巴金堅決不要，說道：“我請人看戲，必須自己花錢。”80年代，巴金有過幾次出國機會。每次回來後，都是由巴金出錢，請大家吃一頓後再“散夥”。那次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日，同行的有冰心、艾蕪、杜鵬程等人。回國後，在上海作總結。按理，會後應該由中國作協請大家吃飯。但是，沒有。還是由巴金出錢，在靜安賓館訂了二桌，請大家吃了一頓，爾後各奔東西。
徐鈐說：“巴老就是這麼一個人，從不揩公家的油。所以，我敬佩他，願意終身為他服務。”
巴金的故事五：你是巴金的兒子?
1993年，巴金90歲生日時，上海市政協主席陳鐵迪來訪。走進巴金寓所，陳鐵迪看到自己屬下的工作人員李小棠，便有點奇怪地說了一句：“你怎麼也來了?”這時，有人趕緊告訴她：小棠是巴金的兒子。
“你是巴金的兒子?我怎麼不知道?”陳鐵迪驚異地問起來。
陳鐵迪當然不知道。在小棠身上，一點也看不到名人之後的影子。他自己也從來不在別人面前提起父親。在這個家裡，凡需要“出頭露面”的事，小棠一概推到了姐姐小林的身上，他總是躲在幕後。巴金年邁後，出訪時需要家人陪伴左右，方便照料，這時也都是姐姐出面，他不參與。總之，在以巴金為主的公眾活動中，難以看到小棠的身影。以至於，有人玩笑地說：“見小棠比見巴金都難。”
小棠在復旦大學讀書4年，學校許多領導都不知道他是巴金的兒子。畢業分配時，很多人為子女能分到一個好單位，這裡託人，那兒找人，千方百計搞關係，走後門。惟有巴金，沒有跟任何人打過招呼。小棠的很多同學，這個留在了學校，那個到了中央大單位，這個進了報社，那個去了電視臺……通俗點說，在那時，很多人分配的工作都比小棠好。而小棠來到上海市政協文史室工作，這一干就是20多年，沒有一點怨言。
在兒子的身上，可以看到巴金的許多影子。和父親一樣，小棠外表沉穩，不善言談，不喜張揚，但不乏幽默。有一年，巴金在杭州休息，小棠去看父親，錢包不慎在火車上被人扒了。到了巴金住所，小棠說了錢包被偷的事，完了，把手一攤，對巴金說：“老巴金，賠我錢。”巴金可不“糊塗”，說道：“你的錢被人偷了，為啥子要我賠。”“我是來看你，才被人偷的。我沒有錢，要你賠。”小棠“強詞奪理”。巴金“回敬”道：“你多寫幾部電視劇，錢就有了。”看著他們父子“脣槍舌劍”，一旁的工作人員都樂了。(趙蘭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