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她自己曾供職的《華爾街日報》在內，媒體接連刊發的關於中國“血汗工廠”的報道，令美籍華裔記者張彤禾對那些打拼在產業鏈末端的人們產生了強烈好奇。“他們傾向於將外出打工描繪成一種絕望的行動，工人們所得寥寥。我懷疑事情不止於此，也許情況並不是這麼黑白分明。”她說。
2004年，張彤禾來到了中國製造業的重要城市東莞一探究竟。自那以後的三年，她頻繁來到這座城市追尋那些打工女孩的足跡，與她們共同生活，建立友誼。這段經歷讓她對女孩們有了深切的理解，也讓她相信自己發現了超越時間和地點的人的故事。
由東莞打工女孩的工作與生活延伸開去，張彤禾發現了廣闊的世界：全球製造業的週期性變化、尷尬運作的婚姻俱樂部、號稱改變命運的培訓學校、各色人物匯聚的夜總會、未必可笑的勵志宣講會等。打工女孩們被這些她們曾經聞所未聞的新事物簇擁著、裹挾著一起奔向期許中更好的未來。“我只有靠自己”成為普遍的信仰，女孩們奮力向上攀爬，謊言成為行為規範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被普遍接受。
張彤禾筆下的這些打工女孩們的故事，很容易令身處其他階層的年輕人產生共鳴，“我覺得敏就是我的一個朋友，我和敏之間沒有什麼不同。”張彤禾一位生活在北京的律師朋友說，“她的行為、想法和奮鬥都和我們一樣。”
張彤禾的《打工女孩》於2007年在美國出版。她說：“當時，美國讀者只是看到了為她們製作手袋和鞋的人的面目。”近日，《打工女孩》中文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對中國讀者來說，這一群體的境遇關乎中國城市化的邏輯。
與著有《江城》、《尋路中國》等紀實類書籍的丈夫何偉一樣，張彤禾也將目光聚焦於中國轉型期底層人物的日常生活。但她“只是對農民工們願意談到的話題做出反應”，而不是糾纏於那些更有話題性的有關中國的內容，也由此讓打工女孩們從春運大軍中面目模糊的一分子，以及學術研究或新聞報道中並非主觀選擇的刻板存在中解脫，還原了她們平凡生活中蘊藏的充滿變革力量與震撼效應的故事。
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張彤禾說：“我不是學者，也不是官員，我只是一個記者，只希望記錄我所看到的一切，用吸引人的方式。”在自己的書中，她避免作出學理層面的歸納，也與政策建議絲毫無涉。張彤禾對自己寫作立場的闡明，很大程度上也迴應了讀者對她筆下個案代表性的質疑。
靠自己
《打工女孩》中著墨最多的人物是伍春明。“個性強，有上進心是春明的特點。”張彤禾說。正是憑藉強烈的信念，春明不斷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從最初流水線上的女工、文員，成為公司的明星人物、小企業主。雖然幾經波折，但在張彤禾看來，春明越發自信和沉著。在以賓士汽車計算一切的城市裡，她得以掙脫，“形成了她個人的道德標準”。這令張彤禾頗為驚訝。
1993年，18歲的伍春明來到東莞，不久就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起初她記下激勵自己的話語，後來變成了職業成功的規則。伍春明的日記讓張彤禾看到了她人生軌跡與內心動力間的呼應。
“下個月發工資去報讀速記文祕函授大學，我一定要拿到大學畢業證。我來廣東絕對不是為了這兩三百塊錢一個月，這只是我暫時的落腳點，這絕不是我的永留之地。沒有人會理解我，我也不需要別人來理解我，我可以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吧。”
伍春明在日記裡曾這樣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