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就是靠自己的勞動生活，不依賴別人;自強就是不安於現狀，勤奮，進取，依靠自己的努力不斷向上。 自立自強是一種良好的品質，一種可貴的精神。下面是本站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自立自強的名人故事，歡迎閱讀。
篇一：加藤嘉一，一個強悍到變態的日本人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於日本靜岡縣美麗的伊豆，家裡有一個小一歲的弟弟和小妹妹，家庭從爺爺開始都是貧困的。
出生時，奶奶突然離去。3歲時，自己貪玩，騎車撞上了大卡車，得幸被救回，但留下幾處永恆傷疤和右耳的傷殘。父親是運動員，從小鍛鍊他和弟弟。國小10歲時，父親宣佈找到好工作，搬往別處，住上了大房子。
14歲時，加藤成為了優秀的柔道運動員，身高1米74，體重75公斤。14歲後，改練田徑，體重下降到56公斤。練習三個月的田徑訓練後，榮獲全國大賽第四名。同時他也參加校棒球隊，參加了棒球日本國小生全國棒球大賽。在新學校裡，每天堅持晨跑5公里，回家跑5公里，在路上走20公里。
國小畢業後決定報考山梨學院大學附屬中學(私立的)，第二次報考通過，進入實驗班學習。
每天6點起床，坐一小時的電車，8點到校，下午5點放學，複習功課都在電車上完成，到家又換衣，在爸爸指導下與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點，洗澡吃飯，複習睡覺。天天如此，很有規律。
八年級時，違規參加田徑比賽，參加過全國大賽、夏冬的國家青年隊集訓。八年級時，他被很多人認為是下屆全國大賽的雙冠軍。
但意外的是，他的腰由於過度鍛煉出現傷情，致使他難以恢復原來的巔峰狀態，於是放棄全國大賽，與同學去澳大利亞畢業旅遊，大大開拓了眼界。
13歲時，父親被要債，他們一家不得不不停地搬家，四年間搬了20多次。
他開始做童工，送報紙。在2200個日子裡，除比賽、集訓、報紙停刊，不管雷風大雨甚至颱風，他都沒有休息過一天，逃避過一天。那些天裡，他都三點起床，三點半送報紙，六點回家吃飯，然後上學，晚上10點到11點睡覺。幾乎沒有一天睡過6個小時以上，平均4小時。但好在睡眠質量好，入睡容易。
他高二時託福幾乎考了滿分，也開始做翻譯。在校，他是個日本學生中的異類，常受到排斥。後來，他決定獨自與逼債的黑道談判，讓父母全心去掙錢。
在每次談判中，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幾道永久的疤痕，甚至出現過幾次危機，但他絕不還手。後來得幸給做翻譯的公司老闆同情他，向黑道們施壓，使得黑道不敢下重手。
高二的冬天，他每天3點開始送報，騎15公里路上學，放學後到田徑場鍛鍊兩小時，再騎15公里路到21點半回家，吃飯，做功課。到24點睡覺，還時時刻刻面對來自黑道的壓力。
於是，他放棄田徑，決定退役。這巨大的悲痛，加之他的“報復”社會的心態努力學習，三個月後的模擬考試，從全班中等偏下一下子升到“山梨縣大學聯考狀元”水平(省狀元)。在專注學習的同時，他每天還留給自己90分鐘的慢跑時間。儘管學習緊張，但送報紙和做翻譯工作卻是一直堅持的。
大學聯考前夕，他不為考試擔憂，而為家庭擔憂。於是，大學聯考第一天送完報後，打起了退堂鼓，但心中想起了奶奶的聲音，決定參加考試，但不想上大學。第一場英語遲到15分鐘，但做題只花了50分鐘，還剩20分鐘。考試結果是：語文都扣在20分的漢字題的20分，數學滿分，英語198/200，生物91/100(三選一)，世界史滿分(三選一)。通過簡單的全國統考，參加困難的大學組織的第二輪考試，成功考中日本最高學術殿堂“東京大學”。
此前，他父親已成功申請破產保護，但避免父母承受過多經濟負擔，讓弟弟妹妹讀大學，他決定留學中國，去北京大學。
來中國時，他一字不識，一口難說，一錢沒有，得幸北京國際化程度高，安然到達北大，但又遇上非典，經過與家人商量，決意一人留在空蕩的北大勺園(留學生宿舍，號稱小聯合國)一號樓。每天晨跑一小時，洗澡吃飯，出去與阿姨們聊，中午吃飯看字典，聊到下午5點，與傳達室大哥借《人民報》看，晚上11點帶著耳機聽廣播入睡。後來，中文說的寫的很棒。
在校期間，擔任北大日本人協會會長，現任顧問;獲留學生學習優秀獎本科生獎;參加、主持、策劃、發言中日學術交流活動、國際研討會共50多個。他有多種身份：製作人、策劃人、主持人、媒體評論員、專欄作家、圖書作者、同聲傳譯者、人大附屬中學日語教師、退役優秀運動員、談判者、中國通。
別輕易以為有明天
12歲時，加藤父親的新工作十分不順利，始終是半破產狀態。最後，父親的公司終於破產了，欠下許多債務。加藤交不起學費，甚至經歷過黑s會索債的情形，這像是一個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裡的錢總是不夠花。他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他從七年級、13歲開始打工——送報紙，儘量多賺點錢。每天凌晨3點鐘起來，送到6點鐘，他主要負責幾個高樓公寓，跑樓梯，晴天、陰天、雨天、雪天、颱風，從七年級到高三，送了6年。
“父親沒有工資，媽媽、我、還有弟弟，使勁、全力以赴打工，因為不能‘定居’，沒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強強地活，哪有餘地還父親的債務?”
母親是犧牲品，“同時打很多工，傷了身體。”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見到母親的疲憊，更害怕聽到她說：“兒子，對不起……”
為了躲避債務，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換了很多次學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關人士”趕走的。“那一刻，我們是無路可走的……”
那段時間，他經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們還款的人展開“溝通”，打電話、直接溝通、暴力……“那些為難人家的電話，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現在我身上還有幾個傷疤，有的是永遠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時候加藤開始做日英翻譯了。“工資比送報紙高很多嘛。當時我身材苗條，外表也還可以，所以也當了模特，是體育服裝方面的。一切都是為了支撐家庭，而不是自己的愛好。”
“有一次，我們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約30元人民幣)，那時候，我帶著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嚐擺著的食品，日本幾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試食角’。我不能讓他們倆餓死……”18歲前，加藤一直認為自己是社會的“包袱”，他說自己其實是一個悲觀的人：“別輕易以為有明天。”
長跑是加藤到目前為止唯一的後悔。“從13歲開始搞長跑，14歲的冬天，我800米的實力是全國第一的，教練很期待，結果，受傷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後以體育特長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參加了全國大賽，但始終沒能獲得滿意的成績。“17歲的冬天，身體不行了，病倒了。學習、跑步、家裡的事沒有辦法兼顧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國家青年運動隊。
“學習在我看來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情，比送報紙、料理家裡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談判、日英翻譯等相比容易多了。”他開始準備大學聯考，兩個月後，成績從全班倒數到全班第一了。他認為自己的體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03年大學聯考，漫天下著大雪。他在送報紙的時候摔了一跤，最後他考上了東京大學法學系。
一生的轉機
2003年，在東京大學認識了北大的一位老師，19歲的加藤嘉一從法學部退學，從島國日本飛抵中國——一個“巨大”的國家。他的人生從此發生巨大改變。
當時他是“三無”人員：一句中文都不會，一箇中國朋友都沒有，一分人民幣都沒有。其時正值“非典”，他不顧日本大使館返日的勸告，進了北大就被隔離。第一天晚上住勺園，燈壞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飯特別不好吃，他心情特別糟糕。“那是很憂傷的第一週。”
這樣過了5年。現在，24歲的加藤嘉一雖然只是北大國際關係學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經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連續劇《滴淚痣》中任副導演，他負責搞定劇本，協助導戲，剪輯片子，同時還要負責劇組與所到之處的政府溝通，“都是些亂七八糟的事”;另外，他還在這部劇飾演了一個黑s會角色，掌摑女主角黃聖依——聽起來著實引人入勝。
他有二十幾種名片，隨身攜帶著大概十來種，名頭多是日本各種組織在中國的協調人員或顧問。他拿出一本日文書佐證，他不但給中國的許多媒體寫專欄，也給日本的媒體寫。另外他是一個熱心的組織者、策劃人、發言人、主持人，據說還是一個談判高手，做了超過200場的談判，他的任務是協調和溝通對方的意願。他條理甚為清晰，說到自覺精當處，還會重複一遍。言談裡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經有那麼點意思。
他對中國抱著異乎尋常的熱情與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國反*遊行，他就混在遊行隊伍裡。他說自己“要用一生來了解中國”，上至溫總理，下至北京地鐵站的人，到中國人為什麼不遵守交通規則，以及貴州山區的貧困。“比如我去貴州畢節地區，最貧困的農村考察，他們不想讓我看到真實的東西，就派人來跟我喝酒，結果我把那個人灌醉，他睡著了，我就溜走了。”他就這樣去了中國農村“無數次”，“花自己的費用”，因為“不瞭解農村怎麼了解中國呢?”
他熟識徐本禹，與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經常上中國教育電視臺的節目，對農村孩子上不起學有自己的看法：“以為使義務教育徹底免費，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學了?錯!很多人不是因為交不起學費上不起學，而是因為貧困。”
他每日查閱新聞，處理郵件，給媒體供中文稿，還有部落格!其餘是，三到五個小時的與人見面，包括應酬性質的活動，跟人談專案，他生氣勃勃，語氣鏗鏘。
他平素一天只睡3個小時，這兩個月睡得更少了——但這似乎沒有影響他的臉的光潔度。除此之外，他還要把日本現役外交官的書譯成中文，同時寫三四本書。
他沒有娛樂，除了走在路上聽點音樂，偶爾看個電影，也是為了寫評論。
他自認為在日本受到“排擠”，卻在中國社會甚為協調。他希望對社會有影響，哪怕得到的反饋是“你他*一個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樂，通過社會的自我觀照，他能感受活著的意義。“北京是讓我成長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場所，在北京用中文謀生的過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現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寫稿子，他的賬戶上存了多少錢，他都不知道，因為他十分忙，忙到沒時間去花錢。
中國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個，要與眾不同。”他說得如此認真，簡直像青春期少年，還有那麼多來歷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這個青年——毫無疑問，他心存大志。“媒體是統治者與普通大眾之間的橋樑，我生活裡跟媒體的關係很密切，一切都為了將來從政。”
“我跟奧*馬是同類。我們個頭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層，也都是曾經被社會排斥的。我覺得奧*馬會改變歷史，這類人可能是極少，但我還是從奧*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他認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家的演講，他在他們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認同感。與那些走在澀谷的時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堅定。他們走出伊豆，東京甚至不能滿足他們的幻想，他們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個電話，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呆一天，他的世界離父母的田野農活太遠了。“對於這樣的疏遠和離別，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們從小都是獨立的”，他進一步說，“父母也要獨立，”放低了聲音，“我的母親也很堅強——她從不給我打電話。”
加藤嘉一講起了他童年的清貧，被社黑會追殺、被主流社會排斥……好比一個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們可得而知，一個5歲開始就幻想從政的年輕人，如何度過他那與眾不同的青春期。也許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他就學會了長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只為“成為我自己”，因為他從來不是太喜歡自己，對自己不曾滿意過。
你太慢，我就顯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間，加藤一直嚴格遵守著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點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後回宿舍沖澡，吃早飯;上午上課，回郵件，看新聞;下午上課，寫文章或參加活動;晚飯後7點看《新聞聯播》，8點開始看書，11點睡覺。
而他的同班同學，幾乎沒有固定的時間表。“大家總覺得我行動力強、做任何事情都比別人快，其實日本大學生比我勤奮的人多了去了，只不過在這裡，你太慢我就顯得比你快。”
“我周圍的很多學生，說實話我和他們合不來，因為我不會玩電子遊戲，對唱歌也沒興趣，更不喜歡幾個人扎堆兒抱怨社會的聚餐。”來中國7年加藤從不玩遊戲，也不參與宿舍的扯談聊天。他曾經興致勃勃地研究過“寂寞黨”，發現問題的癥結就在於“大家沒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時的集體歸屬感”。
嚴格自律的加藤顯然不屬於這個群體，即便是有一個小小的空閒，他也會充分享受獨處的時間，“如果你想鍛鍊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須學會享受一個人的時間。”
在校期間，加藤的同學最羨慕他的就是自由。雖然他參加很多社團、進行很多調研，但從未見他忙到失態抓狂，他看上去總是那麼遊刃有餘、自在從容。加藤把這一切都歸功於自律：“自由從何而來?從自信來，而自信則是從自律來。你先要學會剋制自己，依照嚴格的日程表控制你的生活，才能在這種自律中不斷磨練出自信。自信是對某一件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邊最基本的時間控制都做不到，還談什麼自信呢?”
大學期間的自律給加藤帶來的第二個收穫是，他比起同齡人有更好的毅力和體魄。2010年9月19日，他受邀赴澳大利亞參加“悉尼國際馬拉松比賽”，為此他已積極備戰3個月。
篇二：卡梅隆：從卡車司機到阿凡達導演
【編者按】從卡車司機到阿凡達導演，卡梅隆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一部偉大的勵志電影作品，更值得讓我們學習的是他那為了實現長達32年之久夢想的精神。其實，我們也可以創造出屬於自己心中的那個“阿凡達”。
導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在創造了全球票房18億美元的《泰坦尼克號》之後，銷聲匿跡，十餘年後，攜《阿凡達》歸來，成為電影市場的又一枚重磅炸彈。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卡梅隆的阿凡達之夢，開始於32年前……
卡車司機的星戰夢
1977年，22歲的卡車司機詹姆斯·卡梅隆和一個朋友去看《星球大戰》——朋友陶醉於電影之中不能自拔，卡梅隆卻在離開影院之後準備打拳擊發洩一下。他大學輟學，整天在南加利福尼亞奧蘭治縣開車運送校餐。但在閒暇的時候，他繪製小模型，還寫科幻小說——那些發生在遙遠星系的故事。可現在，卡梅隆面臨一個令人洩氣的現實：他幻想的世界已經被盧卡斯(Lucas，《星球大戰》導演)帶進了人們的生活……
於是，他買了些廉價的攝影器材，試圖還原盧卡斯的拍攝過程。他在家中的客廳打出刺眼的明亮光線，讓攝像機沿一條軌道滾動來演練攝影，但這一切都令他的妻子怒不可遏。他常常整天逡巡於南加州大學圖書館，閱讀所有與特效有關的書籍。他變得，用他自己的話說，“徹底痴迷”。
他說服了一群當地牙醫，投資2萬美元，製作卡梅隆版的《星球大戰》。他夥同一個朋友，寫了一本名為《世代交替》的劇本，把錢都用在了一個12分鐘的片斷上——外星機器人和一個操縱大量骷髏的女人之間的打鬥場景(那些骷髏戰士可是卡梅隆小心翼翼、親手裝配出的模型!)。
他原計劃利用這段剪輯贏得攝影棚，然後拍出全長影片。可是，在好萊塢兜售了好幾個月，他卻空手而歸，不得已將叫板盧卡斯的野心暫時擱置。無奈之下，卡梅隆只好努力去做一些有價值的事：在B級片之王羅傑·科曼手下打工，受僱為電影《世紀爭霸戰》打造微縮太空飛船。他用自己的方式日漸上位，後來成為科曼旗下的虛擬視覺效果專家之一。1981年，他登上導演寶座，監製恐怖片——《食人魚II：繁殖》。
一天夜裡，開完《食人魚》的編輯會後，卡梅隆發著高燒睡著了，他夢見自己看見一個機器人張牙舞爪地走向一個驚恐的女人，夢境定格於此。其後一年裡，卡梅隆以這個夢中場景為基礎，完成了一個劇本。
這故事編得相當令人信服，一家小電影融資公司被徹底說服了，出資讓其執導此片。1984年，這部影片上映，一舉奠定了主演阿諾德·施瓦辛格的巨星地位，這就是《終結者》，也是卡梅隆成為頂級大導演的開始。
接下來的10年裡，卡梅隆執導了一系列驚人之作，包括《異形》、《深淵》、《終結者2：末日審判》，以及《真實的謊言》。這些影片全球票房收入達11億美元，為卡梅隆帶來了足夠影響力，使他重燃打造星際史詩的夢想。
1995年，他寫了一部長達82頁的劇本，講述當地球淪為暗淡荒原後，一名癱瘓士兵去一個遙遠的星球執行任務的故事。那個被稱作潘多拉的外星世界由納美人(Na’vi)組成，這種性情狂暴的類人族有著藍色的面板，長著貓臉，拖著爬行動物一樣的尾巴，身高10英尺。潘多拉星球的大氣層對人體有毒害，所以人類科學家們打造出一種經過基因改造的納美人，也就是現在人們所熟知的新物種——阿凡達。阿凡達具有人類意識，並且可以接受遠端控制。
卡麥隆認為《阿凡達》將是他再度問鼎之作。
阿凡達之夢被泰坦尼克撞沉
“拍攝《泰坦尼克號》時，我們一直都在估算，可能會虧多少”，而如今回看它那夢幻般的票房收入時，人們很容易忘記，這部片子曾一度被預言為票房毒藥。拍攝費用比預算資金——1億美元，整整翻了一番，號稱有史以來最昂貴的影片。影片的主要贊助人，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20th Century Fox)，也向卡梅隆施壓，要求壓縮成本。
於是，卡梅隆承諾放棄全部導演費用和利潤分成，以此來控制成本。他還在編輯臺上放了一枚剃鬚刀片，上面貼著一張便籤：影片成功，方能使用。“我只知道我拍了一部耗資2億美元的愛情大片，而結局是幾乎所有人喪生，我究竟在幹什麼?”他私下裡對朋友說，“我也許不得不從新開始我的職業生涯。”
當時，好萊塢業內雜誌Variety稱其為“電影史上最大的豪賭”，並質疑福克斯公司能否收回成本。“每個人都認為這個片子要遭遇毀滅性的失敗，”雷·聖基尼(Rae Sanchini)卡梅隆製作公司的前任董事長說。
然而，《泰坦尼克號》奇蹟般躲過了冰山，憑藉全球票房收入18億美元，成為全球票房收入最高的影片。“我們一下子從谷底躍至頂峰，”聖基尼說，“突如其來的成功，我們每個人都有點不知所措，對吉姆來說更甚，他身心俱疲。”
正好這時，福克斯公司因為《泰坦尼克號》給他開了一張據說7500多萬美元的支票。有了這筆錢，他餘生不去工作，都夠花。“正是這筆錢”，卡梅隆說，“我可以隨心所欲玩了。”
遊戲人間就是不拍《阿凡達》
且看這之後的年月卡梅隆都在幹嘛。
密克羅尼西亞，潛伏在二戰時期遺留下來的深水炸彈附近，不是鬧著玩，炸彈都裝滿了炸藥。2000年夏，他包了一艘80英尺長的輪船，帶上一群工作夥伴，潛入沉沒的日本戰艦。文森特·佩斯(Vincent Pace)，水下攝影專家，曾參與《泰坦尼克號》和《深淵》的拍攝，他帶上了所有的裝置，期待拍攝到高清畫面，但很快發現，卡梅隆有新的想法。
當他們瀏覽水下拍攝的鏡頭時，卡梅隆突然問佩斯：我們可以不可以製造一種高清晰攝像裝置，同時可以播放2D影象和3D影象呢?佩斯無法肯定，畢竟他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他了解觀看傳統3D電影的眼鏡。眾所周知，這種眼鏡用起來非常不方便，而且如果放映機沒有校準好，看久了會頭痛。卡梅隆相信一定有辦法改變，他其實是想談談他對下一代攝像機的構想：便攜帶，數字化，高清晰，3D成像。
發明這種攝像機絕非易事，但卡梅隆想製作一部能真正讓觀眾身臨其境的3D影片，既然沒有理想的3D像機，那就必須設計一個符合要求的攝像機。所以，他邀請佩斯參與太平洋水下歷險，藉機瞭解水下攝像機對3D相機是否有幫助。佩斯認為這個主意很有趣，也同意參與新型相機的研發。“那次水下之旅，吉姆目標明確，非常好玩，但與我而言，真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佩斯說。
兩個月後，卡梅隆為佩斯買了一張從洛杉磯到東京的頭等艙機票，約17000美元。他們很快就來到索尼高清晰相機部，和工程師面對面交流。佩斯主要是幫助卡梅隆說服索尼工程師，對傳統的約重450磅的3D攝像機進行分離改造，改進至僅重50磅，雙鏡頭成像的，這樣攝影師也會輕鬆許多。
索尼同意建一條新的生產線，不過需要卡梅隆他們提供原型，佩斯著手研發。三個月後，新攝像機弄出來了，攝像機實驗效果不錯，3D成像準確，即使長時間播放，也沒有頭痛之虞。佩斯以為卡梅隆就此開拍《阿凡達》了。可沒想到，這位大導演又帶著他的新式武器潛入海底2。3英里處，拍攝泰坦尼克號殘骸的三維影象。
卡梅隆一句話，3D影院增加3000家
卡梅隆當然不是那種把事情弄得一團糟的人，他想拍《阿凡達》，一部真正的數字3D影片。遺憾的是，影院不願意採用這種技術，因為每個影院約要投資10萬美元進行裝置更新，而說服他們的最好辦法是，讓他們看到高清三維立體影片帶來的票房收益。
於是，卡梅隆決定讓其他大導演先試試他的新傢伙。第一部影片是羅伯特·雷德里格斯(Robert Rodriguez)執導的《特工小子》。雖然觀看影片時，還要戴上老式的眼鏡，但是卡梅隆只是希望藉此證明立體電影有市場需求，從而刺激影院業主投資下一代放映系統。2003年夏，《特工小子》全球票房收入達2億美元，但說到投資新裝置，影院還是有些猶豫。
卡梅隆決定親自和影院業主談談。2005年3月，巴黎拉斯維加斯酒店和賭場舉行的電影展覽會上，他全力以赴宣傳自己的新放映系統：“世界已邁入新的電影時代。”他怕這話不起作用，又說，如果現在他們不及時調整裝置，將來一定會後悔。當年年底，僅有79家影院能播放立體電影。但2005-2009五年間，共增加了3000多家。
不過，缺少立體影院並不是卡梅隆裹足不前的唯一原因，特效公司仍在努力創造逼真的動畫形象。2002年，彼得·傑克遜(Peter Jackson)用電腦特效設計了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形象——咕嚕，《指環王》裡與霍位元人為敵的一個角色，卡梅隆認為CG時代來了。
2005年春，卡梅隆和福克斯高層會面，請求投資幾百萬美元，實現他的夢想。起初福克斯還有些顧慮，且不全部是技術的問題，比如說，尾巴——所有的外星人都需要拖著一條尾巴嗎?“是的”，卡梅隆肯定地說，“他們需要有尾巴。”
他沒再說什麼，他也不再去解釋。福克斯高層停止了質疑，同意進行開拍測試，他們知道，卡梅隆是好萊塢的重磅炸彈，威力無須多言。
卡梅隆用了5周時間進行第二次測試，主要是外星人和一名阿凡達穿越森林，進行交流的一組鏡頭。盧卡斯的工業光魔公司完成了電腦特效，這已足以說服福克斯公司投資1。95億美元拍攝《阿凡達》。卡梅隆重回導演位子。
比《星球大戰》更好
他邀請盧卡斯加盟，盧卡斯可是有30多年製作《星球大戰》的豐富經驗，不過錢不是問題。
2005年8月，他又聘請南加州大學的語言專家保羅(Paul Formmer)，為納美族設計一套全新的語言系統。他問卡梅隆，希望外星人有哪種發音效果?而為縮小選擇範圍，保羅錄下了好幾種不同的聲音樣本供卡梅隆挑選。
卡梅隆比較喜歡“清喉擦音”，這是口語中常見的一種聲音，喉嚨彷彿被什麼堵住一樣，有點含糊不清。確定了語言的基調後，保羅開始構建基本的語法體系。為了建立這個單獨的語法體系，保羅花費了數月的時間。“卡梅隆是個非常有想法的人，”保羅說，“他從來不告訴你從哪裡著手建立一個語言體系，但是他會和你討論語法點。”
13個月之後，保羅寫了一本名為“納美族語言”的小冊子，開始為演員示範如何發音。他建立了納美族語言訓練營，一句一句地教他們。“卡梅隆希望演員的表演富有激情，但他們是在說一門從未存在過的語言呀。”保爾說。如果演員發音不準確，他得停下來逐字逐句地糾正。“有時當我去糾正他們不正確的發音時，演員們也很惱火，畢竟他們從來沒有這樣發音過。”
隨著語言系統的建立，卡梅隆開始著手為潘多拉星球上的動植物命名。每種動植物都有納美族名、拉丁名和俗稱，卡梅隆還生怕不夠逼真，專門聘請加州大學的植物科學系系主任朱迪·霍爾特(Jodie Holt)，為他創造的幾十種植物編寫詳細的科學說明。
這些幕後工作永遠不會在銀幕上展現，但卡梅隆卻樂此不疲。他聘請了很多專家，比如天體物理學家、音樂教授、考古學家等。他們計算出潘多拉星球的大氣密度，建立外星音樂。當其中一位專家拿出《星球大戰》的百科全書時，卡梅隆瞥了一眼，說：“我們會做得更好。”
最後，作家和編輯團隊彙編了一本350頁的《潘多拉百科全書手冊》，它記錄和這個星球有關的所有科學和文化，完全體現了卡梅隆的虛擬世界。2009年冬，《阿凡達》的粉絲就可以線上閱讀這本百科全書的部分章節了。
卡梅隆移動著鐳射筆，試圖給我看一些東西。豐富的場景，隨著鐳射筆一一呈現，最後定格在一群納美族人身上。筆停下了，他示意我看一個華美的頭飾，上面綴滿了數百個珠子，它們看上去非常清晰，和真的並無兩樣。每一粒珠子都是數字藝術家專門設計的，卡梅隆介紹說，所以他們看起來就像純手工做出的。“每一片葉子，每根草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回望1997，卡梅隆為《泰坦尼克號》殫精竭慮，“我們兢兢業業地工作，卻顧慮重重，想想那時真傻”。現在問題似乎反過來了：“對我們的期望越來越高，工作壓力也越來越大”。
這次，卡梅隆更像是享受工作，至少他無需在編輯臺上放剃鬚刀片以明志了。“對吉姆而言，《阿凡達》是一劑解毒藥，”聖基尼說，“他不必再為天氣、衣櫃、歷史準確性或者其他問題而憂心忡忡了。如果女主角長了丘疹，也不會是可怕的災難，《阿凡達》給了吉姆掌控全域性的能力。”
從卡梅隆渴望拍攝一部與《星球大戰》抗衡的外太空巨片起，32年過去了。卡梅隆終於夢想成真。現在他迫不及待地想聽聽觀眾和評論家怎麼說，這可能是他唯一所不能控制的。
篇三：曾憲梓：忍一忍就過去了
他於1934年出生在廣東梅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全家人的生活一直很艱苦。他小的時候，冬天連鞋都穿不上。新中國成立後，他依靠助學金唸完了中學和大學。1961年畢業於中山大學生物系。
1963年，他經香港到泰國，僑居了5年。1968年，又從泰國回到香港。初回香港時，他兩手空空，處境艱難。為了生活，他甚至為人照看過孩子。
生活的艱難，使他萌發了創業的念頭。他利用晚上的時間認真鑽研香港的市場狀況，發現儘管香港的服裝業發達，香港人也很喜歡穿西服，卻沒有一家生產領帶的工廠。於是，他拿出平時省吃儉用積攢的6000港元，又騰出自家租住的房子，辦起了領帶生產廠。
萬事開頭難。起初，他和妻子兩人只是用手工縫製低檔的領帶。儘管夫妻兩人起早摸黑，乾得很辛苦，生意卻非常不好。經過仔細考慮，他決定改做高階領帶。他買 來法國、瑞士的高檔領帶進行研究仿製，生產出了一批高階領帶。為開啟銷路，他下了狠心，把第一批產品放在一家商店裡免費發放給顧客。
由於花色、款式對頭，他拿出的這批產品深受歡迎。很快，他製作的領帶便在香港小有名氣了。及至1970年，他的領帶已在香港十分走俏。也就在這年，他正式註冊成立了“金利來(遠東)有限公司”。第二年，他在九龍買了一塊地皮，建起了一個初具規模的領帶生產廠。
他是一個有遠大志向的人。他心中的目標是要創世界名牌。他多次到西歐領帶廠參觀，學習他們的製作工藝和經營方法，然後集眾家之長，引進先進的生產裝置和嚴格的管理、檢驗制度，從而使“金利來”領帶逐漸佔領了香港市場，成為男人們莊重、高雅、瀟灑的象徵。
1974年，香港經濟出現了大蕭條，各種商品紛紛降價出售，而他卻反其道而行之。他一方面不斷改進“金利來”領帶的質量，另一方面獨樹一幟地適當提高價格。結果，生意反而出人意料地好起來，當經濟蕭條過後，“金利來”更是身價倍增，在香港成了獨佔鰲頭的名牌領帶。
不僅是領帶，他還將他的發展計劃拓展到更多的男士用品。他將這些年來已使香港人耳熟能詳的`廣告詞“金利來領帶，男人的世界”做了看似簡單、實則深具創意的 改動，改為“金利來，男人的世界”，又從T恤衫開始，逐步推出了金利來牌的皮帶、襪子、吊帶、花邊、腰封、領結、領帶夾、袖口紐、匙扣等系列產品，使公司 和金利來牌子都走向了多元化。
在發展鞏固香港市場的同時，他還以積極樂觀的態度拓展海外市場，向東南亞國家進軍。他親自到新加坡考察，創辦分公司，尋找合作伙伴。獲得成功後又迅速把戰場擴充套件到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迄今為止，金利來在這些國家的大客戶數目已超過上千個。
他就是“領帶大王”曾憲梓。作為一箇中國人，他有一顆可貴的中國心。在香港創業不久，就開始對家鄉廣東的教育事業及母校作出捐贈。至今為止，曾憲梓先後捐助的專案超過800項，涉及教育、科技、醫療、公共設施、社會公益等方面，捐款總額超過6.3億港元。
談起成功的時候，他一再提起小時候的一些經歷：
父親去世後，所有的重擔都壓在母親藍優妹身上。為了能讓孩子們活下去，她不得不去幹男人們都不願意乾的累活，挑石灰、挑鹽……即便這樣，他們的生活依舊窘迫無比，常常吃了這頓愁下頓，沒辦法，母親只好租了幾畝薄田。
那是一個天寒地凍的冬日，母親由於經常赤腳下田，雙腳生了凍瘡，並裂開一個個露出紅肉的口子，再赤腳下田的時候，鑽心的疼。如果用膠布貼在傷口上，下田時 一沾水就會掉，而且她也捨不得花錢買膠布，但她想到第二天還得下田，如果不處理，裂口會越來越寬，於是就決定用鐵針和棉線來縫合它。她將雙腳泡進熱水裡， 等裂口上的面板泡軟之後，再咬著牙一針一針地將裂口縫起來，每縫一針，鮮血直流，小憲梓在一旁看得眼淚直流，母親忍痛安慰兒子：“傻孩子，不縫好怎麼辦 呢，裂口會更大更痛的，沒事的，忍一忍就過去了。”
這一幕永遠銘刻在曾憲梓的心裡，每當他在困難面前感到疲憊煩亂之時，他便會以此來鞭策自己：母親連那樣深痛的苦難都挺過去了，忍過去了，我還有什麼困難不能過，什麼艱苦不能忍呢!
篇四：尼克·胡哲：沒有四肢的人生
尼克·胡哲(Nick Vujicic)，1982年生於澳大利亞墨爾本，生來沒有四肢，但憑藉頑強的意志和樂觀的信念，在全球演講，鼓舞人心。2005年獲“澳洲年度青年”稱號。2008年起擔任國際公益組織“沒有四肢的生命”CEO。
像雕塑一樣活著
第一次見到尼克·胡哲，人們都難掩震驚——他就像一尊素描課上的半身雕像，沒有手和腳。面對人們訝異的表情，尼克自我介紹時常以說笑開場。
“你們好!我是尼克，澳大利亞人，今年28歲，周遊世界分享我的故事。我一年大概飛行120多次，我喜歡做些好玩的事給生活添色。當我無聊時，我讓朋友把我抱起來放在飛機座位上的行李艙裡，我請朋友把門關上。那次，有位老兄一開啟門，我就‘嘣’探出頭來，他當時被我嚇得跳起來。我心想，他們能把我怎麼樣?難道用手銬把我的‘手’銬起來嗎?”
“我喜歡各種新挑戰，例如刷牙，我把牙刷放在架子上，然後靠移動嘴巴來刷，有時確實很困難，也很挫敗，但我最終解決了這個難題。我們很容易在第一次失敗後就決定放棄，生活中有很多我沒法改變的障礙，但我學會積極地看待，一次次嘗試，永不放棄。”
尼克的生活完全能夠自理，獨立行走，上下樓梯，下床洗臉，開啟電器開關，操作電腦，甚至每分鐘能擊打43個字母，他對自己“謎”一般的身體充滿感恩。“我父母教我不要因沒有的生氣，反而要為已擁有的感恩。我沒有手腳，但我很感恩還有這隻‘小雞腿’(左腳掌及相連的兩個趾頭)，我家小狗曾誤以為是雞腿差點吃了它。”
“我用這兩個寶貴的趾頭做很多事，走路、打字、踢球、游泳、彈奏打擊樂……我呆在水裡可以漂起來，因為我身體的80%是肺，‘小雞腿’則像是推進器;因為這兩個趾頭，我還可以做V字，每次拍照，我都會把它翹起來。”說著說著，他便翹起他的兩個趾頭，綻出滿臉笑容——Peace!
尼克的演講幽默且極具感染力，他回憶出生時父母和親友的悲痛、自己在學校飽受歧視的苦楚，分享家人和自己如何建立信心、經歷轉變。“如果你知道愛，選擇愛，你就知道生命的價值在哪裡，所以不要低估了自己。”在親友支援下，他克服了各種困境，並通過奮鬥獲得會計和財務策劃雙學士學位，進而創辦了“沒有四肢的人生”(Life Without Limbs)非營利機構，用自己的生命見證激勵眾人，迄今他已走訪了24個國家，贏得全世界的尊重。
我和世界不一樣
1982年12月4日的那個清晨，尼克的父母原本懷著滿心歡喜迎接他們的頭生兒子，卻萬萬沒想到會是個沒有四肢的“怪物”，連在場醫生也震驚得無言以對。
“我的父母毫無心理準備，醫生給不出解釋。我媽媽曾是護士，她懷我時非常清楚什麼事該做或不該做，她採取了各種預防措施，頭痛時她甚至沒有服止痛藥，她確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沒問題。她照過三次B超，大家都沒發現問題，以為我只是保持某種姿勢。他們原本期待一個漂亮又健康的男孩，不過我確實很漂亮，(笑)只不過有些缺陷而已，但當時那是一個大悲劇。”
尼克的父親是當地一位牧師，那個清晨，整個教會都為之憂傷，每個人都在質問上帝——如果上帝愛人，為什麼會讓這樣的事發生?如果《聖經》上說我將你造在母腹中時已應允了一個希望，那麼上帝造尼克時究竟在想什麼?
“我父親一開始以為我活不了多久，但我其他方面一切正常，並且活了下來。可以理解，父母非常擔心我未來的生活，生下一個殘缺的孩子，我想他們只是害怕自己不能勝任。”
這對夫婦經歷了很多艱難的階段，他們無法接受事實，帶著小尼克看了一個又一個醫生，試著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尼克的母親回憶：“我以為那是一場噩夢，我以為當我一覺醒來，噩夢就會結束，所以我不確定自己是否要帶他回家，我不願意照顧他。”
好幾個月後，這個家才進入平靜，選擇順服上帝的旨意。“人生中許多時候，我們想尋找答案但卻得不到，就在這種時候，我們要憑信心相信上帝。我父母認識到了這點——這是我們的骨肉，上帝把這個孩子賜給我們，就會給我們足夠的恩典，讓我們擁有智慧、慈悲、憐憫和愛來養育他，就好像我有手有腳一樣。”
至此，這個在極大不幸中關乎信心的故事才悄然啟幕。
事實上，這是一場艱辛的戰役，供應尼克所需的一切，是一場持續的掙扎，可以尋求幫助的物件和渠道並不多，這對夫婦只能獨自克服各種問題，在嘗試和糾錯中不斷摸索，找尋或設計合適的輪椅裝置，籌集資金支付一切，甚至與社會的律例抗爭。
由於尼克身體上的殘障，澳大利亞當時的法律規定不允許他進入正規學校，但他的母親力爭修改法律，經歷萬般艱難，令尼克成為第一個進入正規學校就讀的殘障生。
上學後，孩子們都趴在課桌上聽課，只有金黃色頭髮的小尼克突兀地“站”在書桌上，用僅有的兩個腳趾頭夾住筆寫寫畫畫。“媽媽說，上學第一天，我不停地哭不停地哭，隔天就不願上學，因為其他孩子會嘲笑我，對我指指點點、排擠我，我感覺非常孤單，但家人一直支援我，所有人都說，尼克，你沒問題，你只是很特別。但是，我不想要特別，我只想跟大家一樣!”
我不需要手和腳，因為上帝揹著我
儘管並非佈道，每次尼克都會在桌角安放一本《聖經》，這是他必用的道具，演講中，這可能是他所指的“目標”，又或是令他“站立”起來的“助力”。
“Give up(放棄)還是Get up(站起來)，這是每個人必須面臨的選擇。現在你們看到，我像這樣直接地摔倒了，躺在這兒，臉朝下，沒手，沒腳，要爬起來似乎不可能。我重複試了一百多次去站起來，你認為我就這樣放棄嗎?不!當我摔倒了，我嘗試去站起來，一遍又一遍。你要知道，這並不是最後的結局，你會找到一個方法來完成，就像這樣。”
他用頭頂著《聖經》借力，將自己的軀幹艱難地慢慢“撐”起，這一刻，撼動人心。
前兩年，他也曾和北京的大學生們分享他的信仰，演講結束後，一位男生舉手求解：“你所愛和信靠的那位(上帝)並沒給你手和腳，也沒給你神蹟，你為何還如此相信他?”
尼克的回答溫柔而敬虔：“不管你是否相信，我們先做個假設吧，如果我信仰的是真理，我相信此生結束後能進入天堂，我將有一個嶄新的身體，那裡沒有悲傷，沒有淚水，沒有失落，一切都是完全的，那麼，通過我暫居地上的這具破碎身體所經歷的一切，若能鼓勵一些人認識到我所指的那個永恆，這就是個神蹟，因為我可以鼓勵其他人找到那種永生的盼望。”
“當我長大後，清楚知道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我開始向父母提出問題，為什麼這一切會發生?我想他們看到了我心裡的痛苦和挫折感，他們只是回答——只有上帝知道……”
八歲的尼克祈求上帝讓他長出四肢來，但並沒得到迴應。“我給自己下了定論，我永遠不會結婚，不會有工作，不會過上一個有目標的人生。我會是個怎樣的丈夫呢?我甚至都無法牽我妻子的手。我當時覺得心灰意冷，我不知如何形容那種感覺，我想結束自己的生命。”
十歲時，尼克試圖將自己溺死在浴缸裡，但就連自殺也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任務：一到水裡，他就“像一件救生衣那樣豎直地浮在水面上”，這樣的經歷就曾有三次。
整個童年，他不僅要挑戰學習，還要與自卑和孤獨作鬥爭。有一天上學，他先後被12個孩子嘲笑。到下午2點50分，他坐在輪椅裡暗自決定：“如果再多一個人取笑我，我就放棄自己。”這時，一個女孩走過來：“嗨，尼克，你今天看起來不錯啊。”他已記不清這個女孩的樣子了，但卻永遠記得這句鼓勵“救了我的命”。
靠著堅定的信仰、家人的支援和朋友的陪伴，尼克的信心一天天增長。“我相信除了外表不同，我跟其他人是一樣的。”他的自信和樂觀漸漸贏得其他學生的尊重，大家都會給出“尼克愛所有人”這樣的評語。“此外，我還發現自己很有演講天賦，許多人在這方面很尊敬我，我被全校學生票選為國小的學生會主席、高中的學生會副主席。”
19歲那年，尼克開始獻身傳道，在亞洲、非洲和美洲傳福音，他的生命見證觸動了千百萬人的心。
“邀請耶穌進入生命，最大的意義在於他會與你同在。我想起曾深深感動我的一首詩《腳印》，關於一個人跟耶穌一起沿著沙灘行走的動人故事，這個人回頭看並說：為何在我人生順遂時，我看見兩對腳印，而在經歷艱難時，我卻只看見一對腳印?耶穌回答道：人生順遂時我走在你的身旁，但在經歷艱難時，是我揹著你走。這讓我深受感動，我知道他掌管一切，我的生命就在他手中，我不需要手和腳，因為上帝正揹著我。”
篇五：不幸，只是命運給我的磨鍊
特納的童年，充斥著各種悲慘的回憶。
他到3歲才學會說話。就在家人為這個孩子能說話而感到欣喜後不久，一場災禍發生了，特納在橫穿馬路時被車撞飛，媽媽眼睜睜看著他頭部著地，結果他只是輕微腦震盪，縫了幾針就沒事了。可是，從此以後，各種疾病就接踵而至，和他如影隨形。麻疹、水痘、肺炎、溼疹、哮喘、皮疹、扁桃腺肥大……一個病接著一個病，雖然不致命，但要一個孩子整天同病魔作鬥爭，慘痛是可想而知的。特納至今還清楚地記得自己10歲那年面癱的事。他本準備刷完牙去參加節日遊行，可在刷牙的時候，他的半邊臉突然提不起來了。他非常想去參加遊行，但只能再一次被媽媽送往醫院。在去醫院的路上，他問媽媽:“媽媽，真的有上帝嗎?”媽媽說:“當然有了。”他說:“那上帝為什麼對我這麼殘忍，讓我總是和醫生打交道。”媽媽抱著他的頭，對他說:“孩子，不是上帝殘忍，他也許是在考驗你，把你磨鍊得無比強大。”
一個10歲的孩子因為疾病，過早地懂事了，也過早地學會了堅強。因為面癱，他不得不接受脊椎穿刺手術。其實也就是抽骨髓。別說一個孩子，就是成人也難以忍受手術所帶來的劇痛。醫生把一根針扎進他脊椎裡。他疼得大喊大叫，但他卻沒有絲毫掙扎，沒有對醫生說:“太疼了，我不做了。”做完脊椎穿刺，兩週過後，面癱的症狀消失了。但是，不幸並沒有放過這個堅強的孩子。面癱消失後，本來說話就晚的他說話有些口齒不清。每次他張嘴說話，別人都弄不明白他想表達什麼。甚至在家裡，也只有和他朝夕相處的哥哥達柳斯能完全明白他想表達什麼意思，連媽媽偶爾也需要達柳斯的“翻譯”。為此他不得不又去令他深惡痛絕的醫院，還去上演講課。直到上高中，特納在眾人面前發言，才變得沒有障礙。
多病的童年留給他的是痛苦的記憶，還有一個弱不禁風的身體。這個體弱多病的孩子卻喜歡打籃球。儘管在籃球場上經常被別人碰倒在地，常常傷痕累累，但特納卻對籃球永遠充滿激情。他覺得在籃球場上，自己能強壯起來。由於他的身體實在太弱，沒有誰願意帶他打籃球，只有哥哥達柳斯願意和他一起打籃球。貧困的家裡沒有籃球場，也沒有籃球架。哥倆把一個裝牛奶的板條箱固定在一根電線杆上，用鐵棍捏了一個籃球圈。這就足夠了，哥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自家後面的小巷子裡追逐著籃球，也追逐著夢想。他的身體越來越強壯，籃球技術也越來越高，高中時，就收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學提前錄取的通知。而在2009年的大學聯賽中，他有場均20.3分、9.2個籃板和5.9次助攻的火熱表現。
誰能想到這個被多種病魔纏過身的孩子真的變成了一個強壯有力的巨人。2010年夏天有眾多年輕人蔘加的美國NBA選秀大會上，特納以榜眼的身份被費城76人隊選中。簽訂了三年價值1200萬美元的合同。這也是NBA規定的榜眼秀所能簽訂的最大合同。專家們對他的評價是:綜合能力極強，融合了天賦、身材、爆發力、籃球智商、籃球大局意識的優秀球員。而此時的他身高1.97米，體重95公斤，臂展2.03米，原地摸高2.7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說:“別人的人生滿是故事，而我的人生卻滿是事故。不過，我不埋怨。我和媽媽想的一樣，那些疾病，只不過是命運的考驗，只為把我磨鍊得強大。我反而要感謝它們。”
沒有誰願意遭受不幸，但它總是會發生。把它看做是命運給的磨鍊。與其害怕退縮，不如坦然接受。患難困苦，是淬鍊強者的最好熔爐，而奇蹟也往往是在厄運中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