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管理真的是一門大學問，而時間管理方面的低能往往成為職業人士事業上進一步發展的瓶頸。下面心理網小編想跟大家聊聊時間管理上的低能。
只要有機會坐火車，李子勳都會格外留意鄰座“車友”的一舉一動。通過過去幾年的乘車經歷，他發現，能在火車上“聊大天兒”的人越來越少了。
“看書的、沏茶的、泡麵的、聽音樂的，當然最多的還是低頭玩手機的。”李子勳說，過去還能和鄰座、鄰鋪的人搭兩句嘴，開個玩笑，冷不丁還真能遇上幾個交心朋友，但如今的車廂裡，卻滿是“時間滿檔”的匆匆過客。
“把自己搞成忙人樣兒，不就是現在所有人的狀態嗎?”他有時候會這樣反問自己，不過更多時候卻是向社會發問：
抓緊時間是好事，但刻意排滿日程真的就是現代生活哲學?
安排時間是好事，但是瞎忙真的就意味著在享受生活?
反對浪費時間是好事，但過於精算那些需要節省下來的閒散時光，真的是活得精緻、過得灑脫、出落得成功的一種佐證?
最後他想通了。
“中國人的‘時間商’有限。我們直面時間時展現出的態度，暴露了這個社會隱藏至深的沉痾和隱患。”
對時間的低能管理，是中國人的一大硬傷
曾經有心理問題患者找到李子勳：“李老師，我常年出差在外，過年回家女兒都不認得我了，這可怎麼辦?”
這個被李子勳日後反覆講述的親子問題案例，最終以“李老師”對求助者的.批評和建議結束。“你既然把99%的時間花在工作上，那你也就沒有準備選擇做好父親這個角色。在工作上你可以是工作狂，是成功者，但在生活中你不可能承擔起一個正常父親所應承擔的責任。”
羅振宇在“時間的朋友”跨年演講中也提到了這件事。在李子勳看來，“羅胖”關於“做時間的朋友”的觀點固然精彩，但他更願意細化我們每天與之打交道的這個“朋友”的具體身份和細節特徵。
工作佔據了你多少時間?
“有時做心理分析我會遇到這樣的求助物件，她說自己為了兒子的教育費盡了心思和時間：‘每天我都和兒子待在一起啊，但我倆間的關係卻感覺越來越遠。’我就問她：‘除去叫起床和喊吃飯，你和兒子有過交流嗎?會不時和他談話嗎?’”
對方搖頭，這讓李子勳更加堅定了這一觀點：雖然有時我們願意和時間做朋友，但凡事並不是只花費時間就能做好的。
“你每天和兒子待在一起，你每天伏案溫習功課，你每天回家照看老人，但你對時間這個朋友的誠意真的足嗎?夠嗎?你的有效時間哪兒去了?”
“中國人肯定願意和時間做朋友，但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向‘有效時間’這個朋友開誠佈公?”李子勳說，“你可能天天都陪著孩子，但那僅限於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溝通和交流，真正能夠抵達和觸動孩子內心的話，你沒時間說，也沒那個意識去講。所以你對有效時間的利用率是零，孩子對有效時間的反向利用率也是零，零零相乘，結果能不是零嗎?!”
有效時間的低利用率不僅存在於代際溝通方面。
伴隨著中國飛速發展的城市化程序，李子勳注意到，每年春節返鄉時，不少群體對有效時間有著輕視和漠然。“春節返鄉回家，無數人美其名曰陪老人，但人在那裡，心卻飛了。
飛到哪裡去了?
飛到紅包裡去了，飛到‘搖一搖’裡去了，飛到有Wi-Fi、有網路的虛擬世界去了，這是在都市務工的白領對有效時間的低利用率;在外賺錢不易，打工者每年回村裡一次，探父母、看孩子，這是在外務工後返鄉回村的打工者對有效時間的低利用率。”
對有效時間的輕視，引發過諸多社會問題：
無法分配時間探望雙親，讓“常回家看看”作為規章條文被寫進法律;無法分配時間關注彼此內心，讓“無解代溝”的親子教育問題、“同床異夢”的夫妻關係問題層出不窮;無法分配時間照顧父母/孩子，讓農村“孤寡老人”和“留守兒童”問題愈演愈烈。
“對有效時間的低能管理，是當代中國人的一大硬傷。”李子勳說。
你對待時間的方式和方向，決定了你個人發展和前進的空間。
今年1月，江蘇大學電氣學院研究生史國平在參加完師生聚餐後倒在宿舍，後經搶救無效死亡。據瞭解，此次聚會的五桌師生共喝掉18瓶酒，導師在席間對研究生們進行了多次勸酒。
本該徜徉在學術海洋裡做學問的年輕生命，卻在一次“泛社會式”的“學術應酬”過程中意外中止，這引發不少網友的追問：學生不把時間花在學術討論上，卻花在“加學分、蹭期刊和抱導師大腿”的交際上，這合理嗎?
李子勳對此有話要說。
他認為東西方在對待學習、休閒和人際交往的態度上完全不同：在西方學生的觀念裡，學習擺在首要位置，其次才是愛好或者人際交往;中國學生則不同，他們面對的情況更棘手、更復雜。
西方學生更傾向於把學習擺在首要位置
李子勳以中國學生在升學過程中遭遇的時間困境為例，系統闡釋了中國學生在時間分配方面的無能、無助和無奈。
“總體來說，中國學生的時間是由老師、家長來規範和分配的。在18歲前，我們學生的首要任務是備戰大學聯考，這事兒壓倒一切;18歲後，我們的學生才意識到解放天性的重要性，因為在大學沒人管你了，所以才開始本該在幼齡時就做的種種嘗試。”
而這僅僅是“學生”這一群體在遭遇時間分配時的中國式困境。
他認為：
中國人花太多時間在移動網際網路的閱讀上，這對深度獲取有效資訊沒太多幫助;
中國人愛拐彎抹角說話，這對彼此合作的開展和工作效率的提高沒太多好處;
中國人處心積慮地以疏通關係、拓展人脈為藉口，取代本該深耕主業、精細鑽研的工作態度，這對個人職業生涯的前途沒太多促進作用。
“最後你會發現，你對待時間的方式和方向，決定了你個人發展和前進的空間。”李子勳說。
中國人始終強調精英文化，卻直接拒絕了緩慢、多元的生活方式。
發現中國現階段各群體在時間分配方面的問題後，李子勳試圖深度剖析這些問題的成因。
在國外，見面打招呼是常態，開會暢所欲言是常態，對生活中細緻入微小情調的追尋也是常態，李子勳認為這是有效分配時間的一種方式。
“和陌生人問好讓你的一天從微笑開始，開會快言快語讓工作效率提高，追求生活情趣是在直接提高生活質量。”
相比之下，中國人的“停不下”“急匆匆”和“等不得”，則讓看似合理分配的時間失去了本來的意義。
《新週刊》曾在2010年以“急之國”為題，對“中國人為什麼失去了慢的能力”進行過追問。李子勳認為如今的中國社會非但沒有解決“慢不下來”的問題，反而在快速向前奔跑的路上愈行愈遠。
“國人對時間效率過分看重的心態，從改革開放起就開始出現。”李子勳說。
在他看來，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就像放閘，閘門打開了，人心思變，大家都往前衝，時間被貨幣化，時間就是金錢，運用時間的效率和生命同等重要。
這當然迅速解決了當時國內積貧積弱的經濟狀態，但當我們把時間和精力過多投入經濟發展時，文化道德層面卻被拋在了身後。
“能量向來守恆。所以中國經濟上去了，但始終無法騰出過多時間和空間深耕文化和道德領域。現在國人可能也想停下來喘口氣，但發現已經停不下來了。
我們的GDP排世界前列，但對傳統文化和道德的發展甚至不如新加坡。”李子勳說，“國進民退的一大特點在於，國家經濟繁榮昌盛，民眾的精神生活卻原地踏步甚至退步，這也就是歐美在移動網際網路領域比不過中國的一大原因。
人家買東西講的是情趣，是和家人一塊兒逛商場的樂趣，而不是像國人一樣掃碼付款的快節奏生活方式。”
李子勳認為中國社會向來強調競爭，表面上是對時間的爭取和最大限度的利用，實際上是對內容多元、悠閒自得的慢節奏生活的否定。
“成功學扼殺了多元化發展，效率論抬高了時間的貨幣屬性。所以我們始終強調精英文化，卻直接拒絕了緩慢、多元的生活方式。”
中國人的“時間商”要向德國人看齊
“中國的文化是感性文化，西方人遵循的則是理性文化。中國人用時辰計時，兩小時為一個時辰，這其實是非常模糊的概念。西方人對時間的感知是非常強的。”
李子勳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和模糊的時間觀，讓中國人的“時間商”顯得比較有限。與此相對應的，則是西方人對時間觀念的恪守和執著。
李子勳記得有一次前往德國開會時，中方人員與德方人員搞聯誼晚會。一到十點半，德國人便紛紛退場回房休息。“西方人很少熬夜，他們對身體是非常重視的，雖然不會像鐘錶那麼準，但至少不會晚睡。”而留下嬉鬧的全是中國人。
“我認為中國人的‘時間商’是有限的，該休息的時候不去休息，該緊張的時候偏不緊張;需要提高效率快速表達一個意思時，中國人非要拐彎抹角擠出來;需要花時間深耕主業時，中國人非要琢磨那些細枝末節，”李子勳說，“中國人的‘時間商’真的要向德國人看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