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0出頭的方先生曾是最早一批進入外企的白領，幾乎見證了外資進入中國的整個發展史。儘管方先生目前的年薪不菲、生活舒適，但面對這份人人羨慕的工作，他的心卻始終沉甸甸的，他不無感慨地表示：“我幫著外國老闆賺了中國人太多錢了，感覺這錢賺得自己都手痠了，他們的心卻越來越貪。如果再這樣下去，恐怕中國就要被他們搬空了！”這話，聽上去危言聳聽，卻是不少業內人士的共同心聲。方先生與跨國公司的老闆共事多年，對於外資企業虛虧避稅、轉移利潤等內幕知之甚詳。
利潤轉移：
明修棧道 暗渡陳倉
“一隻豬和一隻母雞合資開餐館，雞用自己下的蛋出資，豬用自己的肉出資———當豬肉割完後，合資還進行得下去嗎？”
方先生曾是某重點大學經濟管理系的學生，畢業後被分配到了一家效益不錯的國企工作。工作剛滿2年，他就碰上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一家業內知名的跨國公司來華洽談合作事宜。憑藉著一口流利的英語，方先生成為洽談中的骨幹力量。“那時候‘合資’可是塊丟擲來就能讓人撲上去的肉，”方先生回憶著，“幾家國內同行之間的競爭極其慘烈，現在想來卻是鷸蚌相爭，讓漁翁得了利。”最後，方先生所在單位在勝出的同時，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外方剝離優勢資產、組建合資公司的建議。
由於在洽談中的出色表現，也出於對合資公司今後發展前景的信任，方先生最終辭去了國企的工作，接受了合資公司一箇中層職位，主管採購。本以為在中方擁有51％控股權的企業中，掌握領導權的應該是中國人，但在實際工作中，方先生髮現，由於外資提供了“先進的管理經驗”以及“先進的生產技術”，掌握了絕大多數實際問題的決策方向。特別是外方憑技術控制權，在實際操作中控制了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採購大權。
方先生剛開始本著幹一番事業的信念，認真核查每一個遞交了合作意向的零件供應商，最終鎖定了南方的一家民營企業，技術過關、規格也符合標準，最主要的是價格低廉。而申請報告上交到上層主管後，卻被駁回了，理由是“該廠必須把產品提交到母公司進行認證”。
當方先生把結論傳達給投標的廠商、並委婉地要求對方進行認證時，對方急了：“我們零部件產品的主要供應方向就是行業內中外合資企業。為了拿到零部件配套權，我們多次到國外談判，不僅花了大量的差旅費，而且花了數百萬元技術轉讓費。我們的產品已經通過了國際認證，保證質量，為什麼還要再提交認證？這些費用都是生產成本啊！”經過核算，如果認證費用將導致生產成本提高20％左右，而經投標廠商反覆計量勉強同意進行認證之後，外方又丟擲了新的理由：“認證標準不提供給非配套廠商”。方先生這才恍然大悟：外方根本就不同意在國內採購零配件以及原材料，通過所謂的“原始供應制度”把利潤轉移到其國外的母公司才是根本目的。合資企業利潤必須要和中方共享，而高價採購給國外受母公司直接控制的下屬零件生產企業帶來的鉅額利潤，卻是他們可以獨享的。
“一隻豬和一隻母雞合資開餐館，雞用自己下的蛋出資，豬用自己的肉出資———當豬肉割完後，合資還進行得下去嗎？”無奈的方先生在瞭解到外方的根本意圖後，手頭的工作也簡單了許多。雖然零配件的採購費用上翻了近60％，但由於打的是“國際知名品牌”的旗號，良好的銷售狀況還是給合資公司帶來了不錯的收益。不過，隨著行業競爭的升級，利潤逐步攤平，高成本的劣勢開始顯現。在中方的反覆交涉下，外方終於有保留地同意了對技術含量要求不高的零件以及原材料“本土化採購”。不過，方先生在實際採購中還是注意到，事實上取代了原來國外零件供應商的是與其母公司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合資廠商”。
分析
在國際上，一流企業掙錢靠認證，二流企業掙錢靠品牌。以汽車生產企業為例，外商故意在其本國建立獨資零部件企業，在中國建立中外合資整車公司。中外合資公司掙的錢要分給中方一部分，但是外商在其本國建立的獨資零部件公司掙的利潤完全是外商的。中國零部件企業給中外合資主機企業和整車企業供應配套產品，必須通過外方總部的“認證”。這樣就實現了“利潤轉移”。“認證”只不過是一種手段，轉移利潤才是實質。
從國家發改委公佈的上半年經濟執行情況看，一直被歸為暴利行業之一的汽車業，利潤同比下降了48.8％。而來自中國汽車工業諮詢發展公司的資料則顯示，上半年中國累計生產轎車185.17萬輛，同比增長約3.28％，銷量為184.30萬輛，同比增長10.55％。產銷量增加了，利潤反而降下來了。不僅僅是汽車業，很多產業都出現了外資企業利潤年年下降的“怪事”。據知情人士介紹，不是外企的效益越來越差，而是他們用“乾坤大挪移”的方法將利潤轉移了。
外資企業利潤轉移就發生在採購環節，其前提就是外方堅持“原始供應原則”，在中外合資的主機企業和整車企業，外方憑技術控制權，掌握了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採購大權。近年來，中外合資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採購原材料和零部件，普遍堅持“原始供應原則”，排斥中資企業。
從母公司高價採購原材料和零部件是外資公司“偷樑換柱”的另一大'法寶。一家日資汽車零部件企業從母公司採購原材料，其採購價比中國同樣的原材料高出數十倍。權威人士告訴記者，外方從母公司高價採購原材料和零件，再以低價向母公司出售產品，從而把利潤轉移到母公司，加大中外合資企業的成本，減少中外合資企業的利潤。
另外，外方還通過“認證”等手段從中方收取高額技術轉讓費，以達到其轉移利潤的目的。中外合資主機企業的技術部門都是外方控制的，因此，即使在中方控股的中外合資主機企業，中方在產品配套問題上也幾乎沒有話語權。外方規定為中外合資主機企業供應配套件的中國零部件企業必須通過外方母公司認證。這樣就實現了“利潤轉移”。“認證”只不過是一種手段，轉移利潤才是實質。
虧損避稅：
外資悖論 令人驚詫
跨國公司都有自己的律師團專門研究怎麼把法律上的一個小縫隙鑽成大窟窿，我們法律上的空子大得像門，人家堂堂正正就走過去了，手裡還舉著個牌子“合理避稅”。
隨著外資企業大量湧入以及國內同行的低價優勢，方先生所在公司的增長率有所下滑，2001年納稅額從6000萬下降到了4000萬。此時，外方以“依靠國外先進管理方式促進企業快速發展、為中國創造更多稅收”為由，向中方提出建立獨資企業的要求。而業已晉升為公司高層的方先生則受外方老闆任命，負責此事的協調工作。
方先生不無感嘆地告訴記者，當時所謂的“協調工作”根本就沒有什麼難度，當地政府聽說外方獨資辦廠可以多創造利潤、多納稅，幾乎是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外方的全部要求，並且主動地為外方獨資辦廠提供了優惠條件。而中方迫於政府部門的壓力，也不得不以很低的價格把股份出售給了外方，很快外方就如願以償地建起了獨資公司，而方先生也以公司元老的身份進入了新公司。
但惟一沒有如願的是當地政府。外方“獨資”第一年納稅3000萬元，比“獨資”前的合資企業少納稅1000多萬元；第二年納稅2000萬元，比“獨資”第一年又少納稅1000萬元；外方“獨資”第三年納稅數額比第二年仍少了近一半。是競爭越來越激烈，還是市場越來越糟？方先生表示：近年來中國的市場形勢越來越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事實上，“獨資”後在規範的管理下，企業狀況越來越好。據他所知，這家外資企業的產品銷量在市場上的份額也一直穩步攀升，而中國區優秀的業績也引來了母公司的注意，就在2004年底，公司董事會決定第三次追加投資。
既然如此，為什麼這家企業賬面上卻持續虧損？面對記者的疑問，方先生搖了搖頭。由於分工不同，他對稅務申報方面的情況並不太清楚。但方先生肯定地告訴記者，由於在很多地方，引進外資的數額、以及相應的GDP增長是領導幹部的主要指標，所以類似於方先生所在外企這樣的跨國公司來說，往往可以打著“貨幣選票”的王牌，與地方政府討價還價，得到一般國內同業難以想象的稅收優惠。而除了稅收減免、財政返還、低廉地價等可以擺上檯面的優惠措施之外，一些地方領導為了本區域經濟指標的增長，為了更快的升遷，甚至會對稅務部門的查稅工作進行干預，這就是很多外企敢於“越虧損越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另一方面，這些跨國公司有著極強的稅務籌劃力量。某國稅局官員就曾透露，大多數知名跨國公司會選擇普華永道等國際知名會計公司應對，他們的運作方法非常複雜，往往在國外轉好幾個圈，而且內部財務核算有著非常先進的軟體系統，有的軟體系統國內稅務工作者根本就不會操作，監管極其困難。再加海關、稅務等政府部門間資訊封鎖更造成了查稅工作難度加大。方先生半開玩笑地比喻：“跨國公司都有一個律師團專門研究法律，只要有一點縫隙他們都能鑽出一個窟窿。我們現在的法律上的空子幾乎比門都大，他們堂堂正正的就能走出去了。”
分析
有資料表明，外企在中國平均虧損達51％－55％，年虧損金額逾1200億元。另據國家統計局統計結果顯示，今年1—4月份，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的利潤(1075億元)下降幅度為3.5％。對此，國家稅務局官員認為，虧損企業2/3屬於非經營性的原因，意在避稅。保守估計，我國一年流失的外資企業稅收已達300億元。
目前，我國已經成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最多的國家，然而每年大量湧入國內的外商投資企業卻普遍存在著虧損數目多、虧損額大的情況。有人將這個現象稱為“外資悖論”：第一，能夠將資本運作手段延伸到別國，將價值鏈的創造過程分解到他鄉的跨國公司，其虧損率竟然高於東道國的地方企業。第二，資本是趨利的，在虧損率如此之高的情況下，仍有大量的外資湧入這些熱點地區。如此令人驚訝的“外資悖論”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其中又隱藏著什麼祕密？
青島是我國吸引外資的重點城市，2004年上半年，青島市規模以上外資企業共有479戶虧損，虧損面仍達39.5％，佔青島市規模以上企業虧損總數的60％；虧損額為8.3億元，佔青島市規模以上企業虧損額的.68％。
不僅在青島，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外資企業虧損面大的情況普遍存在。外資企業賬面虧損目的就在於避稅。目前外企避稅主要有6大形式：購銷兩頭在外，通過“高進低出”將利潤轉移到境外；虛增投入固定資產裝置價值提前收回部分投資額，且虛報企業年度折舊費用，使企業遲遲未能進入獲利年度；以支付專利、專有技術、商標、商譽等特許權使用費、銷售佣金、回扣等形式將利潤匯出境外；集團內部實行上、中、下游產品的多環節提取支付特許權使用費；以支付網路維護、廣告、諮詢等勞務費用轉移利潤；利用資本弱化，通過關聯企業資金融通提供貸款支付利息或不收取利息等形式轉移企業利潤。
外資企業如此大規模的避稅也反映了我國對外企監管的薄弱。曾有人估算，以我國現有的人力、物力和技術手段，現有的外資企業平均每家被審計的概率是800年一遇！雖然數字的真實性值得探討，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我國稅務稽查部門在反避稅方面的欠缺。
招商
本土企業：差別待遇話 語權缺失
“中國人‘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某些官員看見外國人恨不得跪下來叫‘洋大人’的老毛病不改，沒有政策支援的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永遠難以擁有真正的話語權。”
對於像方先生這樣在外企工作、尤其是已經升至高層管理者的中國人來講，頭上總是像懸著一塊玻璃的天花板，永遠無法進入核心。真正的主管總是空降來的外國人，或者是“外黃內白”的華裔“香蕉”。而這些人除豐厚的薪金外，每年還會有相當次數的探親假，出入國境的高額路費也由公司全部報銷。“為外國人賺中國錢”的心理一直纏繞著方先生，而積累了一定客戶資源、也受到了良好的管理培訓的方先生之所以一直沒有離開外企建立自己的事業，卻是因為看到了當年一位同事的教訓。
小劉當年與方先生一同經歷了那家公司由中外合資到外商獨資的變革。惟一不同的是，小劉是專業技術人員出身，在掌握了一定資源後，他選擇了自己創業。起初，小劉的工廠經營不錯，由於他上的是技術含量較高的高階生產線，避開了一些激烈的低端競爭，產品銷量直線上升。可隨著外資的不斷注入，很多外企開始進行規模化、配套化生產，小劉發現在招標會上，他們公司的產品總會被一些新的合資公司擊敗，而由於反覆認證，以及某些核心技術的轉讓費用不斷攀升使他們公司產品的利潤被不斷攤平。而更可怕的是在很多時候，他們這些本來就不在技術上佔有優勢的民資企業還要面對更多的不平等待遇。
以稅收方面為例，先不用說作為外企根據國家政策可以享有的各種稅收優惠，在實際操作中，民營企業被抽測的機率就會是外企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很多民營管理者一聽到稅務二字就會打哆嗦。據小劉說，在一次稅務大檢查中由於當時市場上出現了一些真假難辨的假稅務發票，收到發票的企業都不得不面對補繳稅款的局面。由於正在年底，資金緊缺，小劉不得不把房子抵押成現金才免了牢獄之災。而面對同樣的問題，外企的管理者會得到更多的應對時間。
分析
事實上，中國企業被淘汰是一個“正在進行時”而不是“將來時”，在某些行業甚至接近“完成時”。看看我們的手機市場，到目前為止被外國廠商賣晶片賺走了100多億美金，而中國手機制造商做得最好的TCL每年才掙了6、7億元人民幣。第二代行動通訊的基站市場份額高達4000多億人民幣，其中按民間的演算法只有2.4％是由中國企業提供的，資訊產業部的資料是6％。這兩個數字沒有量級的差別，實際上4000多億都被外國企業拿走了。
中國加入WTO以後，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中國成為“世界製造中心”的概念，目前，國際上製造業資本大舉遷往我國。然而，在我國已佔據國內外市場優勢的產品中，主要集中於非核心零部件生產和產品組裝這兩個環節。因此，中國只能算是製造大國，而非製造強國。
不容否認，中國企業能夠擁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企業並不多，在整個製造業的產業鏈中，中國大部分企業還處於下游，企業自身成長的條件很脆弱。方正集團董事長魏新指出，過去我國“拿市場換技術”的做法被證明是失敗的，市場是被拿去了，但沒換回技術。國內的企業只有掌握產業發展中的核心技術，才能在國際經濟競爭中居於主導地位，控制產業鏈中的分工和利潤分配，有更大的自主權決定產品推出和淘汰的時間表，獲得高於行業平均水平的超額利潤。
在某種技術更新換代時，國內企業便有機會擁有自主的核心技術，出現這種機會，政府應該下大決心調整產業政策，儘量保護本土產業。對於中國已經取得了製造規模優勢並形成了配套產品佈局的產業，比如電子產品領域，國內企業不能只停留在購買國外技術上，有能力的企業應選擇若干關鍵的技術進行突破，進而建立以中國企業為主導的產業鏈。與此同時，國家有關部門應充分利用加入WTO初期提供的政策保護手段，從產業政策、稅收政策和國家採購幾個方面給予有可能形成重大突破性的領域以適當的支援，幫助這些企業將製造優勢轉化成技術優勢。（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