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曰：“今君人者，闢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 湯、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強國》）荀子之本意乃是“法聖王，隆禮義”，此與孔子同。孔子之“禮治”依託“推己及人”，靠教與學而使人行之。然戰國末期之現實使孔子之不得而行，荀子於是求助於“聖王之治”。故荀子“聖王之治”存在之困難從根本上乃是由“禮治”與社會現實之衝突所引起。
沿著這1方向，若“論世之事，因為之備”而“不法先王”，即到達韓非之主張。韓非以為當時“5蠹”橫行，世事變而行道異，“不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蔭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蔭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向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韓非子·5蠹》，以天下為己任，探求“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之道。此亦荀子所謂“大儒”之本真所在。韓非完全從現實出發，而不求“法后王”，亦是解決荀子“聖王之治”困難之關鍵所在。
荀子於現實之觀察，概只見亂而不見治，於是更進1步，針對孟子“推己及人”之“性善”而提出“性惡”，並以此作為“聖王之治”之基礎。人之性既惡，則必不能自覺遵禮，故聖王“制禮義”並“臨之以勢”，使人莫不循禮。故曰：“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1人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1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1也。”（《強國》）
此之“善善、惡惡”非孟子之所謂，乃為“趨利避害”之謂也。“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韓非子·人經》）何以“賞罰可用”？則必依臨有國“勢”之“明主”。“明主”既有其“勢”，則可以禮為法，“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韓非子·難3》）。“明主”既有其“勢”，又有其“法”，再加以賞、罰“2柄”，則可使人“不得為非也”（《韓非子·顯學》）。如此，以“禮”為“法”，亦可得荀子“聖王之治”之要旨。而且，以“法”合荀子之“禮與刑”（《荀子·君子》），豈不更為痛快，如此“尚同1義”而合“聖人無2道”，何樂而不為？故韓非子曰：“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韓非子·王蠹》）
孔子於“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為政》）荀子則曰：“治之經，禮與刑”（《君子》），韓非更進1步“以法為教”，置禮於無可無不可之境地。俗諺雲：“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亦可於荀學之謂也。
然荀子以“孔子仁知且不蔽”，抑制了其走向韓非子之徹底主張。荀子“聖王之治”仍有待於“君子”，“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厚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君子者，治之厚也。”（《君道》）何以為“君子”？則必遵“先王之語”，依師而學，此亦孔學之要義。然韓非則以其1貫之徹底，曰：“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故完整說之，荀子曰：“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韓非則曰：“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前文已言，孔孟、楊墨、老子之言治，俱求人人為善然後得，如此可致“無為之治”。韓非則反其道而行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如此亦可致“無為之治”。然若求人人如是，似又不可得，荀子之“禮與刑”於此似可為中庸之道。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論語·公冶長》此亦對荀子恰當之評語。
荀子探求禮治與現實政治相結合之道，從社會組織之需要講禮治，亦其貢獻之所在。然荀子所謂之“聖王”既不可得，“禮與刑”之界限又模糊，故於現實之政治，概只能或近孔孟、或近老子、或近韓非，而無法盡致荀子“聖王之治”之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