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名遠播的江東才子
單論及詩歌上的藝術成就，在萬紫千紅的唐詩人百花園中，羅隱只能算不太耀眼的小花一朵，在對後世詩人創作的影響上，羅隱誠然不能與李商隱等大詩人相提並論，但羅隱作為一個知名的唐代詩人，也廣泛被後人認識接受和評述，是有其實力的。羅隱是唐末寒俊詩人群體中相當有代表性的一員，又集豐富的人生閱歷、過人的才氣、聰穎的悟性和比較深刻的思想於一身，他的詩作對後世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從古至今，學習羅隱句法，借鑑羅隱詩句的不計其數。時至今日，連xxx都還在中紀委二次會議上引用過他《夏州胡常侍》中的詩句“國計已推肝膽許，家財不為子孫謀”，告誡執政人士應以國家利益為重。對於羅隱在唐以後的接受、影響、地位和評價，也是人們所想要了解的，本文擬對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論述：
（一）宋時的羅隱接受
相對來說，宋朝記載羅隱資料較多和貼近史實，且羅隱對宋人的影響比後代要來得直接、明顯。故先以宋為主，分朝橫向論述。
唐末寒俊詩人身陷社會和個人的重重困難中，產生了大量冷眼觀世、直麵人生議論性強的詩句，它們對宋人詩歌表達方式起了作用。具體說，是對宋代詩歌的議論化傾向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羅隱作為唐末寒俊詩人群體中很有代表性的一員，創作了不少直抒胸臆、憤激議論的詩作和婉轉說理間接諷世的詠史詠物詩，這也曾影響到宋詩中的“白體”。
羅隱等人的議論化詩作之所以能對宋詩議論化創作傾向產生影響，自有它的原因。錢鍾書先生曾說：“（詩人）一集之內，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體；晚節思慮深沉，乃染宋調。”[1]如果我們將整個唐詩比喻為人的一生，其晚節自然為晚唐，尤其是唐末，其深沉思慮來自唐末詩人痛苦的精神生活，詩歌的表達方式亦適應深沉思慮內容的需要，由寫景抒情轉變為以議論手法警快言理，直抒“思慮”。羅隱出身不顯而心氣甚高，卻鬱郁不得志，面對黑暗現實和自己的坎坷際遇，他的感觸太多，有時文思如泉湧。作為一個工詩能文之士，很多時候，這些只能訴諸於詩句，在詩中抒發時世激憤和人生思索。他創造的議論化哲理詩也就成為唐詩主體風格外的別調，並直接引發了“宋調”。唐末社會的頹敗，它的不可挽救的危機狀態與宋代積貧積弱的國勢有相通之處，故宋代文人的憂慮多思亦如唐末詩人，亦傾向於詩中直抒思慮。再則以意象藝術為主要形態的古典詩歌，經過初、盛、中唐詩人的耕耘，到晚唐前期李商隱時代已高度成熟，唐末詩人沿此路走下去已難有所為，不如另闢新路，大寫議論說理詩，從而為宋人開啟了馳騁才思的新天地。
在創作手法上，宋人繼承仿效羅隱等人的詩歌議論方式。羅隱詩歌的議論方式靈活多樣，有完全不用意象的直接說理，有部分使用意象和一段史實的間接說理。直接言理的議論，似乎有些枯燥無味，而且詩史上確實已堆積有大量的玄言詩、偈語詩這類宣傳說理之作，但羅隱直接言理的詩作，因為是自己生活引發的真切感悟，而這種感悟又包含能激發讀者共鳴共振的思想內涵，便不顯枯燥，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1]，系在旅途中奔波時感觸身世而發。“須信禍胎生利口，莫將譏思逞懸河”[2]則是來自生活中的經驗總結。間接言理詩作有的由於有意象的參與，較容易形成既具形象性又具概括力的藝術境界，使讀者在欣賞意象中領悟其中的哲理，獲得“理趣”，如“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3]。有的從熟知史實入手，變個角度認識，翻發新意，令人深思。“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4]。宋代議論詩中，直接說理與間接言理者比比皆是，直接言理者如“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5]、“看盡人間興廢事，不曾富貴不曾窮”[6]等等，間接說理者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7]、“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8]、“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9]等。
唐末以前，杜甫、韓愈、白居易、孟郊等已開始以議論入詩，開啟“宋調”。唐末詩人繼之而起，發展了這種寫作手法，對“宋調”的形成起了更直接而明顯的促進作
用，這是可以肯定的。羅隱作為這個詩人群體中的一個佼佼者，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雖然清人錢良擇不無貶意的斷定：“唐人蘊藉婉約之風，至昭諫而盡；宋人淺露叫囂之習，至昭諫而開”[1]，但這也從反面證實了羅隱起到引領“宋調”作用的事實。所謂“淺露叫囂”，不就是指羅隱的議論詩風嗎？
羅隱在某種程度上可稱為一個通俗詩人，其《巫山曲》、《七夕》等詩充滿濃郁的民俗風味，有些詩句在宋代廣為流傳並被引用，如“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2]、 “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3]、“志士不敢道，貯之成禍胎。小人無事藝，假爾作梯媒”[4]等詩句，淺易簡明，內容上揭穿世相，傳授一些生活道理，含有一種大眾哲學內容，形式上還講究平仄音韻、注意對仗和句型，具有琅琅上口的詩歌魅力，以致宋朝無論下里巴人還是陽春白雪都接受並喜歡。宋王楙稱，“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為多……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5]。梅堯臣等人的詩句是受唐末議論化俗化詩作影響的典型例子，如《陶者》一詩：“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語句淺俗易懂，採用對照方法，不加論斷，潛在的指評卻簡辣深刻。與羅隱的.《蜂》“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有異曲同工之妙。
宋人在寫詩過程中，有意借鑑和在句法上學習羅隱詩句。如王安石的《夜直》中有“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杆”，前句就出自羅隱《春日葉秀才曲江》“春色惱人遮不得”。宋長短句也有脫換羅隱詩的，如《七夕》詞（作者闕名）雲：“天孫正好貪歡笑，沒得心情送巧來。”句意來自羅隱的《七夕》詩句：“時人不用穿針待，沒得心情送巧來”。明謝榛《詩家直說》卷二也記載了范仲淹、儲嗣宗、謝枋得、崔宗吉學習羅隱詩句“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釣臺高”一事，還比較了他們摹仿的優劣成敗。
羅詩主要從以上三個方面影響後代詩人的創作，議論化言理詩作、俗化詩作宋以後層出不窮，借鑑羅隱詩思學習句法的大有人在。
宋人對羅隱詩歌的接受態度可以概括為以下幾種。
一派對羅隱詩以及整個晚唐詩歌持貶斥意見。晚唐詩歌在許多宋代文人眼裡都形象不佳。人們大都拘泥於文學盛衰正變之見，以為時代愈晚，文學愈無足觀，羅隱常被作為反面例子來印證這一觀點。如計有功言:“唐詩自鹹通而下,不足觀矣。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氣喪而語偷,聲煩而調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 [1]；魏慶之也說:“晚唐人多小巧,無風騷氣味” [2]。在這種眼光觀照下，羅隱詩作常被視為粗鄙之作，而加以貶斥。不僅如此，對於宋初詩人學習晚唐詩作也頗多指責,如俞文豹《吹劍三錄》中談到，“宋初詩人攻晚唐體,句語輕清而意趣深遠,則謂之作家詩。餖飣故事,語澀而旨近,則謂之秀才詩”。
另一派則持賞鑑態度。有的單純就具體詩作藝術形式、技巧而言，有些人對羅隱詩作的獨特韻味十分欣賞。《許彥周詩話》評論道：“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 此詩殊有味。”《蔡寬夫詩話》也評說羅隱潤州甘露寺題詩“差婉而有味”。宋人王溥稱讚張翼善詩，說道：“詞格宛同羅給事，工夫深似賈司倉。”[3]列舉賞鑑羅隱佳句的更為多見。如釋惠洪在談論前輩詠花詩時，就引用了羅隱《牡丹》一詩中“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一聯。 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三評說唐人句法時，引用了羅隱客遊寫景詩的例子。有的是結合羅隱人品、遭遇，用知人論世的方法而評詩。羅大經等人不止對羅隱詩作技法表示欣賞，還看出在風調綺靡，缺乏骨力的晚唐詩中，羅隱為人有氣節，他的詩作也別具一格，以為“不可以晚唐詩人薄之”[4]，很有見地。王應麟也談到羅隱《詠鬆》詩“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樑，見《通鑑》，其忠義可見。視奴事朱溫之杜荀鶴猶糞土也”[5]。
還有一批人持客觀中立態度。或客觀敘說羅隱詩歌的影響，如劉克莊在《後村詩話》中談到“羅隱有詩聲”。《唐詩紀事》中記錄一個外地使人聘越，因不識羅隱，被當地越人質問“四海聞有羅江東，何拙之甚？”或把關於羅隱的軼事作為詩壇往事記錄下來，《丁晉公談錄》記載到：“錢塘武肅王不識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雜役兵士於公署壁題之曰：‘無了期，無了期，營基才了又倉基。’由是部署者皆怒。王見而謂曰：‘不必怒。’命羅隱從事續書之曰：‘無了期，無了期，春衣才了又冬衣。’卒伍見之，於是怡然力役，不復怨諮。”兩句詩便安撫了兵士們的怨怒情緒，制止了一場即將暴發的鬧事。此事雖不足為信，而且源出宋朝，但羅隱的機警聰明卻由此可見。南宋以降，人們還開始箋註羅隱詩歌，如《西溪叢語》、《藝苑雌黃》等書就對羅隱詩中典故做過註解,評論的內容也比較寬泛，涉及羅隱的多個方面。如劉克莊《後村詩話》，既聯絡羅隱生平、品行評論他的詩文得失，也探討了羅隱詩作的源流演變，指出其《中秋不見月》一詩本於盧仝《月蝕》，“近人”長短句有脫換羅隱詩句的，藉此說明詩歌創作的繼承與發展。少數詩話內容雖涉及多面，但是他們的褒貶傾向還是比較明顯的。
(二)宋以後的羅隱接受
金元時期有關羅隱的評論資料相對較少，較少象宋人那樣，將人格、時代與對詩人的評價聯絡起來，傾向於藝術上的鑑賞和批評，多對羅隱某些詩作做分析鑑賞。以元方回《瀛奎律髓》為例，他點評《封禪寺居》一詩，聯絡羅隱身處亂世的實際，評說起句“盛禮何由睹”為奇句。從詩句內容、用典方面分析，認為此詩三四句好，羅隱是善用事者。這種做法很有代表性，上承宋代，下啟明清。
進入明代，人們對羅隱的評價越來越多，基本走向仍是沿襲前朝著重從思想和藝術兩個方面評價他。
明人宗唐，故也象對待某些傑出的晚唐詩人一樣，競相學習和引用羅隱的某些佳句，讚賞不已。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詩》評道：“羅隱詩雖是晚唐，如‘霜壓楚蓮秋後折，雨催蠻酒夜深酤’，亦婉暢可諷”。楊慎《藝林伐山》卷十七也談到羅隱“梅花醉處十餘里”一首為晚唐絕唱，“可與盛唐崢嶸，惟巨眼者知之” [1]。沈節甫則在《紀錄彙編》卷一七九《四友齋叢說摘抄》中舉出一例，說當時有人善填詞，極妙，每誦一篇都令人絕倒，這位填詞者創作的散套中便引用了羅隱“馬上抱雞三市鬥，袖中攜劍五陵遊”兩詩句。而且在沈節甫看來，就這兩句還差勝，其餘蕪淺不足觀。由此可見羅隱不少好詩佳句膾炙人口，即為廟堂文士所稱，亦為俚俗藝人所引用，雅俗共賞。除此而外，人們也對羅隱的敏捷詩思、不凡談吐大加讚賞。
其次是對羅隱正直、忠義品行的肯定。肯定羅隱的德行和人品，不始於明，而始於北宋司馬光。其《資治通鑑》卷二六六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乙亥條記載了這樣一件事，稱“鎮海節度使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樑，曰：‘縱無成功，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指篡唐自立的朱溫），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羅隱不象其他朝秦暮楚的唐末文士那樣，名場失意、不遇於唐便心懷怨恨，在亂世中變本加厲地報復唐朝，唐亡數年之後還力勸錢鏐舉兵討逆，其忠誠節慨，於此昭然可見，著之於史，傳揚千古。明於慎行《讀史漫錄》便受《資治通鑑》這一記載的啟發，對“羅隱雖無奈為錢鏐判官，見朱溫受禪，請舉兵討樑。鏐雖不能用，心義之”一事表示充分肯定，讚賞他為唐主所棄，卻仍然忠心為唐，不忘故君，“卓有風節”，並以奔走淮南的杜荀鶴，投奔黃巢的皮日休等無行之士作為對比，以顯羅隱之節氣。
明代文壇文學復古思潮蔓延，以為文學愈古愈高，愈近愈卑，等而下之，儘管十分荒謬，但是持這種論調者卻大有人在。故也有不少明人貶斥羅隱詩歌，以為羅隱詩歌盡露晚唐末家氣象，不足為法。在總體評價上，明人常拿晚唐詩人與盛唐詩人相比。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四談到：“試以李杜諸作置溫、韋、羅、鄭間觀之，興象規模，居然自見。”羅隱等人的晚唐詩作與李杜詩作之間的差別，在明人看來，“不待智者而審之”。他們還舉例分析說，羅隱《蟋蟀詩》一詩“非不工緻，卻終是末家氣象” [2]。其《下第詩》則被論為“失之太巧，故不免晚唐” [1]。這些貶斥之語，指出了羅隱詩歌的明顯不足，但是一概而論，過於偏激的做法不可取。
相比之下，評價較為全面、公正，有一定全域性眼光的當屬胡震亨。他評價說，“五代十國詩家最著者，多有唐遺士。韋端己莊體近雅正，惜出之太易，義乏閎深。杜彥之荀鶴俚淺，以衰調寫衰代，事情亦自真切。黃文江滔力孱韻清，妮妮如與人對語。羅昭諫酣情飽墨，出之幾不可了，未少佳篇，奈為浮渲所掩。然論筆材，自在偽國諸吟流上。餘即不乏片藻，付之自鄶。”[2] 將其許為五代南方割據政權詩人中的佼佼者，又客觀地指出了羅詩中的不足之處。
清人對羅隱詩歌的貶斥似更甚於明。有的全盤否定，如翁方綱《石州詩話》中稱，“方幹、羅隱極負詩名，而一望荒蕪，實無足採。”趙執信《談龍錄》中也談到某詩人“薄樂天而深惡羅昭諫” ，他雖為樂天稍作辯解，卻“謂昭諫無論已”，可見在清朝，羅隱詩歌地位極低。而將白居易羅隱並提，和羅隱被嫌惡，則是針對羅詩的議論化與俗化傾向承襲了白居易。有的探討宋詩之弊，歸結為唐末詩風“直遂”，羅隱則是唐末詩人中生髮宋詩弊病的“主要分子”。吳喬《答萬季野詩問》中便談到：“又問：‘唐詩亦有直遂者，何以獨咎宋人？’答回：‘世間龍蛇混雜，誠是淆訛公案也。七律自沈宋以至溫李，皆在起承轉合規矩之中，唯少陵一氣直下，如古風然，乃是別調。白傅得其直遂，而失其氣，昭諫益甚。”
當然，在清代，持論公正的也不乏有人。如李重華論晚唐詩之得失，就總結到：“杜樊川才甚豪俊，法未完密；羅江東筆甚爽傑，功稍粗疏；許丁卯格甚凝練，氣未深厚。”[3]
清代同樣還有許多人賞識羅隱，給予羅隱詩歌不低的評價。如薛雪《一瓢詩話》中就說：“羅昭諫為三羅之傑，調高韻響，絕非晚唐瑣屑，當與韋端己同日而語。”
而且就創作實際看，羅隱的影響不容低估。清人小說和戲文中，羅隱某些詩句的引用頻率就相當高，如《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中，眾人擎籤作樂，薛寶釵隨手抓到的籤語——“任是無情亦動人”，就出自羅隱《牡丹花》詩，形容寶釵性格相當合適，用牡丹花比擬她也正貼切。
縱觀歷代羅隱詩歌接受史可知，人們對羅隱其人及其詩的評價一直褒貶不一，不無分歧的，任何一代都未出現統一過意見。只是各代褒貶的重點不盡相同，評論方式各異。而且都多側重於詩歌藝術技巧的闡發，詩學淵源的探討以及字句作法的分析，而相對忽略羅詩思想內涵和內心世界的深層挖掘。這也是傳統詩評共有的特點。
進入二十世紀，人們開始運用現代眼光，全面科學地評價羅隱及其詩文。很多人認為羅隱的不少詩句，內涵精警深刻，語句通俗易懂，而且琅琅上口，深受讀者喜愛。他的詩歌自成一體，諷時刺世，尖銳犀利，在藝術上更是苦心經營，既繼承了李白重主觀情緒表現的特點，又繼承了杜甫的詠物技巧和以詩寫意的作風、白居易譏諷時世、關注民生的優良傳統和表現技巧，並加以綜合創新和發展，形成自己寄意深遠又犀利詼諧的獨特詩風。在唐末詩人中，他確實是“對後代影響較大的一家”[1]。
羅隱還成為許多民間故事和景觀傳說的主人公。江蘇省太平湖上游烏石鄉境內，有回驢嶺，舊稱駱駝嶺。後因羅隱訪杜荀鶴不遇，至此回驢而易名。又傳說羅隱流寓閩中，嘗遊晉江羅裳山和惠安螺山修真學道，他的這段經歷被人們編成《畫石馬》等故事，廣為流傳，帶有很濃的神奇浪漫色彩。東獅山，形似獅而得名，位於福建省柘榮縣城東三公里處，為太姥山脈的主峰。山凹處有個羅隱灣，相傳羅隱四處雲遊，慕名來到東獅山。行至百丈巖附近，大腿被菅草割破，即時感嘆，脫口而出：“柘洋好東山，會出蝦蒙不出菅。”傳說從此以後這座山凹便不生菅草，後人遂稱此地為“羅隱灣”，又稱“羅隱盆谷”。類似的“聖子口”的故事民間廣泛流傳，載於各省方誌，至今仍然膾炙人口，有教育意義。在流傳至今的這些故事傳說裡，羅隱常是一個窮困潦倒、漂流不遇卻才華洋溢、出口成讖、機警幽默的下層詩人形象。他的多個詩句被廣為引用。這種接受現象和羅隱生平遊歷廣有關，也反映了普通大眾對羅隱懷才不遇的同情、對他品行端正的欣賞以及言語犀利幽默的喜愛。
結 論
本文選取晚唐詩人羅隱及其詩作為研究中心，從羅隱出身、生平經歷、藝術特色、文學影響和接受等角度，採取文獻考證、橫縱向比較、數量統計等研究方法開展綜合研究，著力論述以下幾個方面：
一 羅隱屢試不第的生活經歷、原因和對他的影響
晚唐科舉黑暗，出身寒門的舉子歷經長期磨難仍鮮有機會躍出龍門。羅隱空有出眾才學，但出身寒微，在科舉之路上缺乏權貴大力引薦，也缺少物質支援，還是十餘次不第。另外，羅隱形象醜陋，性格狂傲，好諷刺，這些因素也影響了他的進士落第，導致了他升遷無望。羅隱對晚唐社會和科舉的黑暗充滿憤激，他也敢於諷刺，出言不忌，因此不斷得罪權貴、落第。累年懷才不遇又愈發讓他憤激消沉，尖刻無禮。不過他在憤激中堅持關注民生，對比其他一些寒俊，羅隱是個有品行的落第儒士。
二 羅隱的客遊生活與文學創作
為生存和理想，在相當惡劣的晚唐政治環境下，羅隱赴舉、遊幕，不斷動盪漂泊。羅隱飽受羈旅之苦，客遊期間也創作了大量風格不一，題材多樣的客遊詩作。這些詩作許多透射出晚唐衰敗氣象，表現了反思歷史，指摘時蔽、抒發憤懣的思想內容。通過這些詩作，能比較清晰地觀察到羅隱的得失悲歡，瞭解到他當時貧病交加、勞累奔波的生活狀態和愁緒不斷、日益消沉的創作心態，並以此可以觀照整個晚唐寒士的生活狀態和創作心態。
三 羅隱的歷史影響及典型意義
羅隱雖非一流大詩人，但他不愧為一個才子，具有多方面的文學藝術才華。並且他的詠物詠史詩創作是頗有成就值得一提的，唐末眾多寒俊詩人議論化詩作對宋代詩歌的議論化傾向產生影響，引發宋調，羅隱作為這個詩人群體中的一個佼佼者，也做出了一定貢獻。羅隱詩作的通俗化和句法也為後人所學習，某些佳句廣為流傳，家喻戶曉。後人對詩作的評價褒貶不一，多側重詩歌藝術技巧闡發，詩學淵源探討及字句作法分析。相對忽略羅詩思想內涵和內心世界的深層挖掘。對於羅隱其人品行的評價，多持肯定意見。
羅隱詩歌在內容上無疑展現了晚唐寒俊詩人的共同生活經歷與心態體驗，無論內容還是藝術風格，都既體現了時代共性，又極具個性。羅隱的下第詩作為特定時代的產物，頗能引發後代讀者共鳴，他的名篇佳句播於人口，具有歷久彌新的藝術魅力。除了從文學上影響後世以外，羅隱的人品、氣節為歷代忠義人士讚賞，他的坎坷遭遇令人同情，他那憤激好諷的孤傲個性給人印象深刻。
總結全文，無論褒貶譭譽，羅隱作為唐末寒俊詩人的形象都已經深入人心，他的人生經歷、處世哲學、思想風采、詩歌藝術、氣節風度都帶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和鮮明的時代特徵。在很多人看來，他是一個屢試不第的失意文人，一個窮愁老病、憤世嫉俗的落魄江湖之士，一個客走天涯的漂泊者，一個才情富贍、思維敏捷、性情孤傲、風節凜然的才子和節士，甚而至於是一個對社會失望之至，然後又反過來鼓吹“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庸俗人生哲學的及時行樂者。無論從何種角度看，他都已經成為那個時代寒俊詩人的代表，具有深刻的社會認識意義。或許，與詩歌的影響和藝術成就相比，羅隱在人們心目中樹立的這些形象給人的印象更為深刻，留給人們的思考更多。這些，也許就是他作為研究物件的典型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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