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學術思想評論》設定了一個專欄：學術問題的發現和提出。它使人自然聯想到波普所說的“科學發現的邏輯”。所不同的是，波普心目中的“科學”泛指一切可驗證的理論，而這裡所說的“學術”雖未加限定，我相信，主要是指人文領域的研究。
把“學術問題的發現和提出”當作一個問題，自有非常現實的背景。近來，《讀書》、《哲學評論》、《中華讀書報》以及《學術思想評論》等刊物刊載了一些以“思潮與學術’、“學術正規化的轉換”或“十年學術回顧”為題的反省文章。其中一個不斷提起的話題是：如今國內某些文史哲論著及文章有一通病，那就是“沒有問題”，原因在於相當一部分學者缺乏明確的“問題意識”。“問題：沒有問題！”——葛兆光先生的這個診斷可謂一語破的。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似乎真的需要一種“發現和提出”學術問題的邏輯。
不過在我看來，“學術問題”一旦落到等待“發現和提出”的地步，彷彿就暗示著可能存在著一種“無問題的學術”——這與學術活動的本質顯然是相悖的。
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之源》中談及藝術家、藝術品和藝術的關係問題時說：“藝術家和藝術品都依賴於一個先於它們而存在的第三者，這就是藝術。這個第三者給藝術家和藝術品命名。”①同理，我們也可以說，學術問題對於學術和學者來說是一個具有在先規定性的概念：“沒有問題”的學術簡直就是一個概念的矛盾，正如“沒有問題意識”的學者便不再是學者一樣。
既然學術就是“學問之道”，我們就沒有必要把“學術問題的發現和提出”當作一種值得隆重推薦的學術規範，正如沒有必要把看見東西當作對眼睛的要求，把學習當作對學生的要求一樣。
此外，我們也沒有必要把這個話題變成一種關於“提問邏輯”或“治學方法”的討論。雖然任何學術問題的“發現和提出”必定有其特定方式、方法甚至技術，但這並不等於存在著一種可以使我們“學會提問”的普遍適用的方法。對一個學術問題的“問法”是一回事，使人們“學會提問”是另一回事（或者說“沒有這回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伽德默爾說：“沒有一種現成的方法可以保證我們會提問，會看出成問題的事情”。②如果以為對“提問方法”的討論、總結和介紹可以使我們“學會提問”，那無異於說，一個物理學家只有在讀過《科學發現的邏輯》之後才能作出科學發現，一個人只有學會語法之後才能學會說話。所以每當我在雜誌上讀到那些具有濃厚“勸學”色彩的“治學經驗”，總不免想：對於留心於學問的人，又何必勸？對於無意於學問的人，勸又何必？說到底，提問是一個非常具體的學術實踐問題。
由此可見，“學術問題的發現和提出”如果是個有意義的話題，那麼其意義與其說在於“治療”，不如說在於“提醒”：它提醒我們關注“問題”在學術活動中的優先地位，關注那使學術成為學術，使學者成為學者的基本條件。
既然學術就是“學問之道”，那麼當批判者提醒說，我們的學術常常是“沒有問題”或“缺乏問題意識”的，這種說法就需要進一步的解釋或限定。
事實上，我們在實際閱讀中恐怕很難指出哪一個作品——無論它多麼糟糕——全然沒有討論任何問題。因為只要是作品，就會有一個話題，就會涉及某些觀點，這些話題或觀點難道不是“學術問題”嗎？為什麼還會有人打著燈籠來尋找“問題”呢？這正是我們要澄清的事情。
日常語言中所說的“問題”可以是一個話題、一個課題、一個章節題目、甚至是一個以問號結尾的句子。但是，這些問題常常可能是“不成問題的”，或者沒有太多追問餘地。按照波普的看法，“只有當我們解決一個困難而豐富、具有相當深度的問題時，真理或對真理的猜想才與科學有關’。③顯然，波普在裡提出了一個“複雜性”標準，它的意思是說，一個問題如果值得追問，就不會像“二二得四”那樣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