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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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築

按世紀慣例,“基督教”為奉耶穌基督為救世主之各教派的統稱。基督教(Christianity)包括天主教(theWesternChurch,亦稱“公教”、“羅馬公教”、“舊教”)、東正教(theOrthodoxEastern Chruch,亦稱“正教”)、新教(Protestantism,亦稱“耶穌教”、“更正教”)和其他一些較小教派。在中國常以“基督教”單指新教。本文中“基督教”所指遵世界慣例,為統稱。
  唐朝以來,基督教曾四次入華,基督教教堂建築也在中國建築歷史中佔一定地位。
  唐初“景教”從波斯傳到中國,為基督教第一次入華,其傳教最初利用了佛法的外衣,此時的景教教堂也採取了佛寺建築的名稱和樣式。元朝的“也裡可溫教”為基督教第二次放華,使中國出現了最早的東正教堂和天主教堂,但它們基本上採取了中國古代建築的型制。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入華,導致了西洋建築在澳門的大規模出現了“大三巴”教堂(1638年)的建成。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義大利人利瑪竇(字西泰,atthieuRicci,1552-1610)入京,萬曆皇帝準其留居北京。1605年,利瑪竇在宣武門住處建“禮拜堂”。雖然澳門“大三巴”教堂表現了12-15世紀法國哥特教堂的特徵,但宣武門“禮拜堂”則由於地處北京仍採取了中國傳統樣式,且沿用一百多年,直至1712年重修後才易為“洋風”(西洋樣式)。
  自利瑪竇1605年建宣武門“禮拜堂”到1904年南堂第五次重建,其間基督教教堂建築在北京300年的演變,可分為以下四個時期。
  
  一、17世紀:初始期——基本為中國傳統樣式
  1517年,德國宗教改革運動之後,新教在北歐取得優勢地位,天主教則在南歐進行“革新”,並藉助於葡萄牙、西班牙的炮艦向東方擴充套件宗教勢力。因此,由天主教東進開始了基督教第三次傳入中國。
  為適應天主教勢力的擴張,1540年羅馬教皇批准成立了名為“耶穌會”的傳教團體。該會創辦人之一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Javier,1506-1552)於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到達廣東上川島,成為耶穌會來華的先驅;然而為耶穌會在中國傳教奠定基業的,卻是義大利人利瑪竇。
  利瑪竇開創了耶穌會傳教士尊重中國社會制度和禮教文化的先例,改穿儒服,研習儒籍,並專門在官府上層及士大夫身上下功夫,“用西方的奇物珍品鋪成了從肇慶到北京的漫遠道路”,而使天王教得以進入明王朝的宮廷。利瑪竇等人考慮到了中國禮教文化的特點,為了吸引中國的士大夫“禮儒易佛”,相信天主教教義,採取了“傳道必先獲華人之尊敬,以為最善之法,莫若漸以學術收攬人心”的手段,與傳教互為表裡,構成了明末清初天主教東傳的特點。這也決定了這一時期天主教堂多使用中國的民宅、寺廟,或者按中國傳統建築樣式建造,稍有西洋裝飾,簡單的'僅立十字架為象徵。
  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利瑪竇病逝北京後,曾由皇帝賜地建墓,在“阜城門外二里馬尾溝騰公柵欄外”。騰公司柵欄俗稱“太監墳”,自17世紀末,又被人稱為“荷蘭墓地”,以與正福寺附近的救世堂法國耶穌會士公墓——“法國墓地”相區分。
  利瑪竇在義大利耶穌會士,其繼任人龍華民(字精華,NicolasLongbardi,1559-1654)指導下設計,是中國第一座基督教式墳塋,開始表現出“洋風”的特徵:“其坎封也異中國。封下方而上園,方若臺圯園若斷木。後虛堂六角,所供縱橫十字文。”
  清順治七年(1650年),德籍耶穌會神父湯若望(字道未,JeanAdamSchallvonBell,1591-1666)在宣武門利瑪竇所建禮拜堂基址上修建南堂。兩年後大堂建成,仍“按中國式樣而造”。但“堂牖器飾,如其國制。”“內建亭池臺榭,式仿西洋,極其工巧。”“堂前有大理古牌樓一座,……署有上賜‘欽宗天道’四金字。”
  順治十二所(1655年)皇帝賜地兩位神甫利類思(LudovicusBuglio,1606-1682)、安文思(GabrieldeMagalhaens,1609-1677),在王府井八面槽利用民宅設東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