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花間集》；《草堂詩餘》；文學批評；朱彝尊；詞學觀
《花間集》和《草堂詩餘》(以下簡稱《花間》和《草堂》)是唐宋兩個不同時期的選本。在詞學發展史上都產生了巨大作用，不僅體現在審美傾向和標準影響了一代文學風尚，還導致了文學批評理論的不斷髮展。本文通過梳理清初詞人朱彝尊對這兩部選本的不同態度，探窺其詞學觀。
一、朱彝尊之前詞壇對《花間》《草堂》的態度
形成於晚明的雲間詞派以《花間》為宗，對《花間》《草堂》可謂全盤接受；而後的揚州詞派擺脫前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狹隘觀念，給予這兩部選本較合理的定位，做到相容幷蓄，同時給予一定的反思；到陽羨派時，開始真正將明詞的衰微歸之於《花間》《草堂》，清初詞風在不斷轉變．逐漸從柔婉走向走向雄渾。但是詞風轉變並非一日之功，至朱彝尊時，便不餘遺力批明詞、掃《草堂》，在對《花間》《草堂》的不同批評中建立自己的詞學觀。
二、朱彝尊對《花間》《草堂》不同的文學批評中建立詞學理論
朱彝尊對《草堂》的批評可謂不遺餘力，深惡痛絕。以下引錄他的有關論述如次。古時選本，若《家晏集》……皆佚不傳，獨《草堂詩餘》所收最下最傳。
填詞最雅無過石帚，《草堂詩餘》不登其隻字，見胡浩(然)“立春”“吉席”之作，蜜殊“詠桔”之章，亟收卷中，可謂無目也。
《花問》體制，調即是題。如“女冠子”則詠女道士，“河瀆神”則為送迎神曲，“虞美人”則詠虞姬是也。宋人詞集大約無題，自《花庵》、《草堂》增入閨情、閨思、四時景等題，深為可憎。
——《詞綜·發凡》¨
詞雖小道，為之亦有術矣，去《花庵》《草堂》之陳言，不為所役。
——《孟彥林詞序》
蔗庵詞，心情淡雅，寄託遙深，能洗盡《草堂》陋習。
——《詞苑萃編》卷八引(第二冊)。’
在朱彝尊看來，《草堂》有如下弊病：第一，為“便歌”而分類的俗。朱氏抨擊“自《花庵》、《草堂》增入閨情、閨思、四時景等題，深為可憎”。他認為，《草堂》為優伶狎客所好，流行於歌樓酒榭，非文人雅士之趣，低俗不堪。第二，語言陳舊俚俗。
“去《花庵》、《草堂》之陳言，不為所役”，同時，朱氏還批判明詞：“陳言穢語，俗氣薰人骨髓，殆不可醫”(《詞綜·發凡》)，可謂批《草堂》的佐證。第三，內涵淺陋。他讚揚蔗庵詞，“心情淡雅，寄託遙深，能洗盡《草堂》之陋習”，實則批草堂詞不淡雅、無寄託遙深。
那麼，朱氏欲將詞引向何方?既然《草堂》從頭到腳都是一個“俗”字，他要建立詞的審美傾向當然是與“俗”相反的“雅”詞。
1．推舉雅詞選本
朱彝尊推舉的'選本可從他的如下論述中摘出曩見雞澤殷伯巖、曲周王湛求、永年中和盂隨叔言作長短句，必日雅詞，蓋詞以雅為尚。得是篇，《草堂詩餘》可廢矣。
——《樂府雅詞跋》
詞人之作，自《草堂詩餘》盛行，屏去激楚、陽阿，而巴人之唱齊進矣。周公瑾《絕妙好詞》選本雖未全醇，然中多俊語，方諸《草堂》所錄，雅俗殊分。
——《書絕妙好詞後》
緯雲之詞，原本《花間》，一洗《草堂》之習。
——《陳緯雲(紅鹽詞序)》
《花間》、《尊前》而後，言詞者多主曾端伯所錄《樂府雅詞》。今江淮以北稱倚聲者輒日：“雅詞”。甚矣，詞之當合乎雅矣!自《草堂》選本行，不善學者流而俗不可醫。讀《秋屏詞》，盡洗鉛華，獨存本色，居然高竹屋、範石湖遺音，此有井水飲處所必歌也。
——《秋屏詞題辭》
《樂府雅詞》專收北宋一代詞人詞作，而柳永蘇軾兩位具代表性風格的大家都未攬入，證實曾健在《樂府雅詞引》中所說的“刪除…‘豔曲”、“涉諧謔則去之”的批評標準，表現出崇雅黜豔、崇雅黜俗的詞學觀。《絕妙好詞》則以立派為宗旨周密只著眼予清雅婉麗之篇。朱彝尊大力推舉這兩部詞選，便是為使時人擺脫《草堂》陋習，走上學習雅詞選本上來。同時，他和汪森共同選輯《詞綜》，也意在為人們提供比較好的學習師法範本他在“訂《詞綜》付雕刻”後所作《摸魚子》中就欣然寫道：“別裁樂府。譜漁黃洲，從今不按，舊日《草堂》句。”
值得注意的是，同在明代流行、清初多數詞人崇尚的《花間集》，在朱彝尊詞學批評中，沒有遭到與《草堂》同樣的命運。相反，朱氏認為《花間》是與《草堂》相對立的，如：“緯雲之詞，原本《花間》一洗《草堂》之陋”，甚至認為《花間》與《樂府雅詞》一樣“合乎雅矣”，讚揚“《花間》體制，調即是題”，為文人雅士所誦，到《草堂》時，則“增入閨情、閨思、四時景等題”，流為優伶狎客之娛，“深為可憎”。從朱氏推舉的三部詞選可看出他雅詞的審美輪廓：一是豔而不俗；二是超遠清虛；三是寄託人品，內涵深遙。
2．提出雅詞的標準——雅正
朱氏在《群雅集序》中指出：“昔賢論詞，必出雅正，是故曾儲錄《雅詞》，鯛陽居士輯《復雅》也”。《樂府雅詞跋》也說：“蓋詞以雅為尚。”
雖然朱彝尊沒有明確雅正是什麼，我們可以從前人對雅正的解釋和他的有關論述中歸納出來。如：
詞雖小技，昔之通儒鉅公往往為之，蓋有詩所難言者，委曲倚之於聲，其辭愈微，而其旨益遠。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之言，通之於《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於時者，所宜寄情焉耳。緯雲之詞，原本《花間》，一洗《草堂》之習……
——《陳緯雲(紅鹽詞)序》念倚聲雖小道，當其為之，必崇爾雅、斥淫哇；極其能事，則亦足以宣昭六義，鼓吹母音。 ——《靜惕堂詞序》
詞的傳統主題一般都是披風抹月，傷春悲秋，兒女相悅之情，在這傳統主題中注入作者意志，有所寄託，是朱彝尊於清初，繼陳子龍、鄒祗謨等之後提出。《離騷》以香草引類警喻，《詩經》中的變雅之作，是王道由盛變衰後的作品，一般都是刺詩，運用賦比興的手法，通過“主文譎諫”達到怨刺上政，從而產生溫柔敦厚。這些手法用於詞中則是“意內言外”，即言情之詞與傳統詩教相結合，反映社會現實，“鼓吹母音”，樂而不淫，怨而不怒，中正醇和。朱彝尊的目的就是通過比興手法，將詞拉向詩教的軌道。同時，他推論詞的源頭，進一步闡述詞與詩功能的相同：“南風之詩，五子之歌，此長短旬之所由防也。漢《鐃歌》、《郊祀》之章，其體尚質；迨晉、宋、齊、樑，江南、採菱諸調，去填詞一間爾。詩不即變為詞，殆時未至焉。既而萌於唐，流演於十國，盛於宋。”(《水村琴趣序》)南風歌、五子歌均有其嚴肅的主題，是詩歌中的“大道”，今朱氏以之與詞相提並論，更抬高了詞的詩教功能，也抬高了詞的地位，使它融人了儒家正統文學的血液。
3．推尊南宋雅詞
朱彝尊提出著名的觀點：“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及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詞綜·發凡》)。需要指出的是，這裡極工極變的南宋詞，不是泛指一切詞。既不包括俚俗的豔詞，也不包括辛劉為代表的豪放詞，而專指南宋雅詞，李康化先生認為是專指宋末臨安詞人之詞’’。南宋的雅詞與北宋雅詞不同，北宋雅詞渾涵，詞淡而情濃，有高遠之姿，南宋雅詞深美，文麗而情隱，有妍雅之態)。
朱彝尊在南北宋雅詞中，為何選擇南宋雅詞?曹保合先生在《談朱彝尊的醇雅詞論》一文中詳細分析，他認為，南宋雅詞在創作隊伍、創作技巧、雅詞的開拓、雅詞的理論遠遠超出北宋，且北宋雅詞偏裱摯，南宋雅詞偏清空，而朱氏喜歡的是偏清空的雅詞，即汪森所說醇雅。既要保持詞自身委婉抒情特點，又能夠有所寄託。筆者同意他的觀點，同時略作補充，朱彝尊選擇南宋，還有一個時代的背景。趙宋王朝與朱明王朝都是上被異族征服的漢族政權，相同的歷史遭遇必然有著相同的文化心態，無論是出於對故國、對日君的眷戀，還是出於同病相憐的類比聯想，朱氏都惺惺相惜，產生共鳴。同時，朱彝尊在《書花間集後》文中雲：“方兵戈傲擾之會，道路梗塞而詞章乃得遠播；選者不以境外為嫌，人亦不之罪，可以見當日文網之疏矣。”朱彝尊有感之言正反映出所處時代文網之密，文字之間如有擇詞不當，或無意中有牢騷、抑鬱之詞，一經發現，則被定罪，受盡折磨。故直抒胸臆、雄渾蒼茫的詞風逐漸隱去，文人開始尋求“空中傳恨”的方式寄託自己的情懷。因此，從時勢的選擇到雅詞純熟的技巧等，南宋雅詞都符合朱氏的要求。
4．恪守詞“別是一家”
朱彝尊贊同《花間》，追求詞的醇雅，從另一方面又表明他恪守詞“別是一家”的準則。他努力將言情之詞與儒家傳統詩教相結合，而後又堅持詩詞分工論。他在《紫雲詞序》中雲：“昌黎之子日‘歡愉之詞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詩矣。至於詞，或不然，大都歡愉之辭，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詩際兵戈傲擾，流離鎖尾，而作者愈工；詞則宜於晏嬉逸樂，以歌詠太平，此學士大夫並存焉而不廢也。”甚至認為：“今者兵戈盡偃，又得君撫循而照育之，誦其樂章，有歌詠太平之樂，孰謂詞可偏廢與?”他認為對於詞而言，歡愉之辭，工者十人中就有九人，而言愁苦之辭，十人中只一人，因此，詞宜用於晏嬉逸樂，歌詠太平。朱彝尊此觀點是康熙二十五年，他通籍後提出的，立論的歸結點是“歌詠太平”。康熙二十年(1681)，玄燁組織了一次大規模宮廷唱和活動，提出文學為統治者歌詠太平的要求。上有君王提倡，下有群臣相賡和，可以說歌詠盛世昇平是康熙中葉以後文學創作的主旋律。朱彝尊正是從對文學創作制約的角度上提出這一論點的，迎合了當時創作和審美的風尚。
朱氏的詞學理論使清代詞學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應該指出的是，《草堂》是為歌妓應歌而作的，本身便有俗的觀念，雖然如此，除掉柳永、康與之、胡浩然、黃庭堅的詞後，大部分詞仍是文人雅士之詞，且很多都是名篇佳作，朱彝尊對它的定位有失偏頗，導致他努力扭轉明以來推重五代北宋詞到專門推重南宋詞。當然，朱氏所處時代是時人過分推重五代北宋詞，詞壇淫x的風氣，他矯枉得需過正，將詞拉回到文人雅士的手中，應該說時代選擇了朱彝尊。事實上，朱氏本人並不是一味地排斥五代北宋詞及一味地排斥秩豔與豪放，他讚揚並推舉《花間》便是例證。在他編選的三十卷本《詞綜》中，錄人詞數達l0首的詞家中五代北宋便佔了17人，而達20首詞家中，以“俗”著稱的柳永也佔了21首，另外，朱氏在詞中表達不喜歡辛劉的豪放詞，而此書也收入辛棄疾詞43首，僅比張炎少5首，人選作品包含了相當一部分辛詞的代表作。他評價當時的詞人，對他們的作品體現出來的豔麗與豪邁特點也持肯定的態度。他的《江湖載酒集》被當時詞人曹爾堪稱為綿麗與豪宕兼而有之的作品：“芊綿溫麗，為周、柳擅場；時複雜以悲壯，殆與秦缶燕築相摩蕩。其為閨中之逸調耶!為塞上之羽音耶!”(《曝書亭集·詞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