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翻譯理論 文化內涵 文化研究 翻譯策略
論文摘要：翻譯是不同語碼之間的轉換，也是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對話的重要途徑。以文化因素為突破口來研究翻譯活動為翻譯研究打開了新局面。本文從文化以及文化研究的內涵，翻譯理論研究與文化研究的互動關係，文化研究對翻譯策略選擇的影響等方面，著重探討了翻譯理論視角下，如何確立文化研究的學科走向以及文化研究對翻譯理論研究的深遠影響。
翻譯理論指的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主要包括歐洲，美國，加拿大)翻譯理論(王鵬，2010)。傳統意義上的翻譯活動被看作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過程，因而，翻譯研究一直以語言分析和文字的對照為主要任務。長期以來，翻譯理論往往依靠文學(尤其是比較文學)，語言學(尤其是應用語言學)和美學這樣的學科。而事實上，翻譯活動不僅僅是單純的文字轉換過程。它還涉及到源語及譯入語所負載的文化(孫會軍鄭慶珠，2000)。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隨著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學術理論界的逐步崛起，大批學者開始從不同的文化研究角度切入翻譯研究。1976年，勒菲弗爾(Lefevere)提出，翻譯研究不僅僅是比較文學的一個分支或語言學的一個特定區域，而應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1980年，英國比較文學家蘇珊·巴斯奈特(sHsan Bassnett)出版了《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指出翻譯研究應該專注於從文化層面對翻譯進行整體性思考。為了在新的生活情境中，在與其他文化形式的關係中有效地解釋翻譯現象，翻譯理論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Lefevere，1992)。翻譯理論的“文化轉向”就是主要以文化的視野來取代原先佔據翻譯理論中心位置的美學或語言學的考查方式。當下翻譯理論領域流行的“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就正是翻譯理論文化轉向的具體表徵(張柏然，辛紅娟，2009)。
1、“文化”及“文化研究”的內涵
人類學家指出，各個社會具有各自獨特的文化，不同民族擁有不同的文化。1871年，英國人文學家泰勒(Edward Tvler)把文化定義為“一種複雜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餘社會上習得的能力與習慣”。文化表現為一定的語言模式和行為方式。同時也涉及並受限於在共同生活中起實質性作用的物質存在。在文化的表現形式上，語言有最具意義的重要性。翻譯理論中的原語和譯入語文化的差異通常表現在審美、倫理、政治、思維模式以及譯者的文化定位等方面。
文化研究初期著力於文學的文化批評，有的文化研究者致力於弘揚經典文學作品，並以此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隨著文化研究理論的逐步深入，後期的文化研究逐步走出初期的經典文學領域，引入了對社群文化生活、大眾傳播媒介、當代文化、強勢(精英)文化以及邊緣文化的研究。戴錦華(2003)認為，“對文化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某種獨有的理論脈絡與知識譜系，而是某種社會立場與社會批判的精神，是某種(反)表意實踐與社會實踐的可能”。文化研究，自誕生之日，就是一種實踐的`理論，而不是對文化一精英文化抑或大眾文化一的學院式研究(張柏然，辛紅娟，2009)。對於文化研究，歐洲多采用文化結構正規化，而美國則採用多元政治正規化。相較於文化結構正規化，多元政治正規化更注重研究非精英文化現象(如廣告、藝術建築、市井故事、電影、時裝、大眾文學等普通文化現象)，有意疏遠那些被認為是精英文學的經典文學作品。現在，這兩種研究正規化逐步吸取對方的一些主要理論和特點，以期構成文化研究新的正規化。
2、翻譯理論研究與文化研究
翻譯研究包括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狹義的翻譯研究致力於研究如何以一種語言為載體的內容轉換為另一種語言形式；廣義的翻譯則著重研究以一種語言為載體的文化內涵如何轉換為另一種文化形式。翻譯理論研究在歷史上曾經一度依附於語言學和文學研究，作為語言學或者是文學的一個分支而寄人籬下。文化研究的勃興打破了語言學和文學之間的天然界限，改變了原來把翻譯研究置於語言學科或文藝學科之下的地位。擴大了譯學研究領域，開創了譯學研究新的局面。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有這樣一個清醒的認識：文化研究只是翻譯研究的一個新途徑，一個重要方面，它並不是翻譯研究的全部。的確，很多文字中蘊含著為某個特定文化所特有的一些因素，但並非所有的文字都是如此(Wilss,1996)。呂俊(2004)認為，我們在進行翻譯研究的同時必須防止文化研究對翻譯研究的剝奪，進而導致翻譯研究的終結，使翻譯研究消彌在歷史研究、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之中，從而使其喪失作為獨立學科的本體地位。皮姆(Pvm,2010)認為，20世紀後半葉，西方翻譯理論界圍繞著“等值”建立了一系列有共同核心的理論正規化：等值、目的(purposes)、描述(descfiption)、不確定性(uncertainty)、本地化(localization)以及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因此，文化研究並不是翻譯研究的全部方向，它只是多元視角中的一個視角。
3、文化研究向度下翻譯策略的選擇
影響和制約譯者的翻譯策略的文化因素可大致歸為以下五個方面：
(1)譯者所處的時代；
(2)譯者與目標讀者的意識形態(思維方式、價值態度、翻譯一部作品的目的)與審美取向；
(3)詩學(譯入語文化中的文學傳統)；
(4)譯入語文化與原語文化之間的相對地位；
(5)翻譯活動與譯入語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等。其中，意識形態最為重要。因此，本文著重分析了意識形態對翻譯策略選擇的影響。意識形態決定譯者個人和譯入語社會的思想架構(conceptual grid)，並通過思想觀念和世界觀決定讀者和譯者闡釋文字的基本方式。因此，意識形態決定譯者所採取的基本翻譯策略，並影響其對原文的改寫。如果譯者因既有的思想意識而對原文進行無意識的改寫，或者故意對原文進行改寫以便譯文符合譯入語文化所特有的意識形態。譯者會傾向於採用歸化策略。對漢文化經典《論語》的英譯版本中。不乏採用歸化翻譯策略的例子。
例1：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目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論語·學而第一》
威利(Arthur Waley)的英譯如下：
Tzu－hsia said，“A man who treats his betters as betters，wears an air of respect，who into serving father and motherknows to put his whoIe strength，…”(徐瑁，2010)。
作為漢文化經典論作，例1中“賢賢易色”指的是用尊貴優秀品德的心來交換(或者改變)愛好美色的心。對妻子而言，重要 的是品德，而非容顏，正如中國傳統文化中“醜妻家中寶”一說(同上)。威利將“賢賢易色”譯為“A man who treats his betteras betters。wears an air of respect”，採用了英語固有的語言表達來傳達漢語經典詞語“賢賢易色”的含義。根據《新牛津英漢雙解大詞典》，one’s betters(主舊或幽默)指的是“上司們，比自己能力強的人”。顯然威利沒有讀懂和領會原作的文化的內涵，而此處所採用的歸化翻譯策略明顯是受到了譯者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
如果譯者為刻意展示“他者”(others)文化中某些思想價值，而故意對原文進行改寫。譯者多會採用“異化翻譯策略”。
例2：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論語·里仁第四》)
威譯如下：
Of the adage“Only a Good man knows how to like people, knows how to dislike them,” the Master said, “He whoseheart is in the smallest degree set upon Goodness will dislikeno more.”
雷蒙·道森對“仁”的英譯為“humaneness”。
威利將“仁”譯為“Good”或“Goodness”與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哲學觀念“善的理念”(the Form of the Good)不無關係，因為希臘哲學思想是西方傳教士和西方漢學家詮釋中國儒家思想的基本立場(徐珺，2010)。威利對“仁”的英譯是其異化翻譯策略的又一具體表徵。孔子乃以仁為其理論之基。作為《論語》的關鍵詞，“仁”並非簡單地指做個好人，亦隱含著為人之道(同上)。雷蒙·道森保守地將“仁”翻譯為“humaneness”，而沒有做太多的創新，儘可能地傳達了原作的意義，是一個成功採用異化翻譯策略的案例。
除了文化研究中備受關注的“歸化”與“異化”，目前翻譯界逐漸出現了另一個較新的理論正規化——“本地化”。本地化指為了使產品適應新的文化、市場、環境而作的準備(或專門製作、改寫)過程。隨著翻譯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本地化也將可能成為與“歸化”、“異化”並行的另一種可行的翻譯策略。
4、結語
翻譯是跨文化交流活動的重要傳播媒介。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使翻譯研究得以從純語言層面走向探討文化層面的相互影響上。文化研究逐步開始並將繼續佔據著翻譯理論研究的重要地位具有其歷史必然性。但是，從文化的角度來切入翻譯問題並不是進行翻譯理論研究的唯一途徑：文化研究只是翻譯理論研究多元視角之一。我們如果能正確看待翻譯理論研究與文化研究的互動關係，以文化研究為突破口，從歷時和共識的角度把握影響譯者選擇翻譯策略的各種因素，我們就一定能為更深入地進行翻譯理論研究，並建立系統的、全面的翻譯理論研究體系，揭示翻譯活動的本質規律做出我們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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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ym，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and NewYork：Roufledg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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