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以體制精嚴著稱，卻依然有著很大的創作空間，以下是小編蒐集整理的一篇探究題文內容和文體樣式對八股文影響的論文範文，歡迎閱讀借鑑。
前言
近十年來學界對八股文文體特徵的研究已經頗為深入,①我們有必要在此基礎上深入探討八股文的創作機制.本文通過具體的文字分析,闡述八股文最基本的兩種結撰模式: "順題成文"和 "因體立格".由此可知八股文寫作所要遵循的基本法則,亦可知八股文作者在寫作過程中擁有怎樣的創作空間.
八股文以體制精嚴著稱,卻依然有著很大的創作空間.八股文的寫作,義理闡釋是斷不可隨意發揮的,體式上雖有一些選擇的餘地,變化空間也十分有限.那麼其創作空間究竟來自何處呢? 這還要從其結撰模式及其與古文的異同說起.就技術層面而言,古文與八股文最突出的區別在於,前者是按照某種特定的文體要求將敘述內容安排到相應的篇章結構中,後者則要先將題文中的內容拆分開來,再按照八股文的體式要求加以調整、變化,並結撰成文.就此而言,古文創作是一個 "組裝"的過程,而八股文的創作則是一個 "拆分"、"重組"的過程.古文創作雖然也要受到相應的文體規範的約束,但較之八股文創作畢竟靈活許多.八股文不但要受到文體的嚴格限制,還要受到題文的敘述順序乃至語言結構的制約.儘管如此,八股文的創作依然可以在題文和體式之間覓得一些迴旋的空間.
一類文章,主要根據題文的敘述順序確定其結構方式,題文由兩句、兩段或兩個主題構成,文章就寫成兩大扇,題文由三句、三段或三個主題構成,文章就寫成三大扇.這種結撰方式,借用明清時期一個常用的批語術語,可以稱作 "順題成文".另一類文章,主要根據體式特徵,尤其是標準的八股體,對題文的敘述順序作出較大程度的調整,進而將題文內容安置於預定的文體模式中.這種結撰模式,我們可以稱之為 "因體立格". "順題成文"和 "因體立格"是八股文最基本的兩種結撰模式.然而,在實際創作中,兩者並不能截然分開.任何一篇八股文,都是兩種結撰模式相結合的產物.有些文章是八股體式決定了其基本的敘述結構,但它們又必然受到題文內容的制約,這是由八股文的根本性質所決定的; 另外一些文章,題文內容的敘述方式成為決定其結構佈置的首要因素,但這些文章也要符合八股文基本的文體規範,否則就不能稱其為八股文.事實上,"順題成文"與 "因體立格",分別體現了題文內容和文體樣式對八股文結撰方式的影響.八股文的創作過程,首先是尋求內容與文體之間平衡關係的過程.而八股文的種種技法及其審美意味,也正是在這種極具張力的關係中形成.以下通過一些具體的文章分析,說明兩種結撰方式的基本特點、結合方式及其在八股文創作中發揮的作用.
一
通常來說,撰寫兩大扇文與三大扇文,首先考慮的自然是題文自身的敘述層次,同時又必須注意各扇文字之間的對仗或照應,以保證八股文最基本的文體特徵.由於兩大扇文中每一扇文字承載著較多的含義,且由於兩扇之間大都是並列的關係,因而無論是在意義上,還是在形式上,每扇文字往往具有相對的完整性.但在兩扇之間,卻又必須保持著較為緊密的對應關係.因此,兩大扇文往往具有板塊拼接的結構特徵.如何能在結構工整的前提下,又能做到銜接自然,這就要看作者的手眼了.關乎此,王鏊 《武王纘太王 及士庶人》一文堪稱典範.其文如下:
《中庸》稱二聖有繼先緒而隆一統之尊者,有承先德而備一代之典者.(破題)蓋德業創於前而莫為之後,雖盛弗傳也.如二聖之所為,豈不有光於前人也哉! (承題)《中庸》述夫子之意謂: 夫欲知文王之無憂,當觀武、周之善述.(起講)夫文王既沒,而不能作繼之者誰歟? 蓋太王、王季創於前,文王之業隆於後,而纘其緒者惟武王也.
觀其身一著夫戎衣,師不勞於再舉,而坐收一統之全功; 跡雖嫌於伐君,志非富乎天下,而無損萬世之令譽.
且不獨功名之俱盛而已,以貴則尊極一人,以富則奄有四海,而福有超於尋常也; 不獨祿位之兼得而已,上焉則宗廟饗之,下焉則子孫保之,而業有光於前後也.
武王之繼先緒如此,是以創業而兼守成,雖徵誅而同揖遜矣,其武功之隆何如哉! (前一大扇)若夫武王已老,而受命承之者誰歟? 蓋文王欲為而拘於位,武王得為而限於年,而成其德者在周公也.
觀其隆古公之號為太王,加季歷之稱為王季,則近推乎文武之盛心; 祀組紺而上以王禮,迨后稷以下而皆然,則上追乎先祖之遺意.
於是推斯禮以及人,使有國而為諸侯,有家而為大夫者,鹹得隨等序而行其禮也; 達斯禮以逮下,使有位而為士,無位而為庶人者,皆得循禮度以伸其情也.
周公之成先德如此,是繼述善於一身,禮制通於天下矣,其文德之備為何如哉! (後一大扇)籲! 武王纘焉而益隆,周公成焉而大備,此周家所以勃興,而文王所以無憂也歟! (收結)①題目出自 《中庸》: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稱頌武王、周公,善於繼承先人德業,成就豐功偉績.
制義破題二句,緊扣 "善繼"、"善述"之意,分言武王 "繼先緒而隆一統之尊",周公 "承先德而備一代之典",全文即圍繞此二句而展開.承題進一步強調 "善述"的重要意義,起講則以 "觀武、周之善述"領起下文.正文作兩大扇,分別描述武王和周公之 "善述".前一大扇從 "夫文王既沒,而能作繼之者誰歟"說起,從而引出 "纘其緒者惟武王也",頗似一篇獨立八股文的起講部分.
以下以兩組駢句分別訓釋 "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和 "尊為天子,富有四海.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單獨來看,幾乎就是嚴嚴整整四股文字."武王之繼先緒如此"數句,是對此上文字的總結,依舊歸結到 "繼先緒"上,照應破題.後一大扇論周公之 "承先德",結構與前一大扇完全相同.
兩大扇文字中,每一扇文字,都有領起、有展開、有收束,儼然是一篇獨立的文章.然而,整篇文章依然嚴密、緊湊,並沒有或鬆散或生硬的效果.這是因為,首先,文章的議題明確而集中.自始至終,全文緊緊圍繞 "善述"而展開,絕無枝蔓旁生之現象.其次,文章的開篇與結尾反覆將武王、周公並置而言,破題、承題兩言 "二聖",起講雲 "當觀武、周之善述",收結再度並稱武王、周公之功業.如此則在整體上形成一種二元性的結構特徵,故不覺兩扇文字生硬.再次,兩扇之間的銜接也頗為巧妙.後一大扇的首句 "若夫武王已老,而受命承之者誰歟",十分自然地從武王過渡到周公,以一種時間性的順承,替代了空間性的並列,自然會沖淡那種板塊式的印象.
可知,王鏊這篇制義,雖然是兩大扇文,卻顯然是經過了作者的精心處理,於參差變化中對應整齊,明顯區別於尋常的經傳講義.然而,有些制義文字,或者是太過受題目限制,亦或是刻意追求一種古樸風格,則不免影響了文體的規範性.如蔡清 《吾五十而志於學 一章》一文:
聖人希天之學,與時偕進也.(破題)夫學與天為一,學之至也; 然而有漸也,故與時偕進.聖人且然,況學者乎! (承題)若曰: 人生之初渾然天也,少長而趨於物慾,則喪其天.故吾於成童之時,用志不分,以其全力而向於學,務求純乎天德而後已.
志學固知所用力矣,猶未得力也.加以十五年之功,三十而壯,則天德為主,而人慾不能奪之矣.
立則固守之矣,非固有之也.加以十年之力,四十而強,則心源澄澈,而渣滓為之渾化矣.
不惑固明諸心也,未及一原也.又十年而五十,而義理之所自來,性命之所自出,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知天命固與天通也,或未合一也.又十年而六十,則聲入心通,若江河莫之能御矣.
吾未七十,猶未敢從心也,從之猶未免於逾矩,未與天一也.自六十而又進焉,然後天即我心,我心即天,念念皆天則矣.(六段正文)籲! 始而與時偕行,終而與時偕極,聖人之學蓋如此.(收結)①題目出自 《論語·為政》: "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乃孔子自言其進學之階.後世多認為聖人生知安行,固不必有此累積漸進之序,實則勉勵學者勤奮向學之語.程子、朱子均持此種意見.
蔡清此文則依據經文的字面意思,將孔子進學之序落到實處,一層一層揭出其進學之因與成德之效.方苞原評稱其 "段段於交會中勘出精意,實見得聖人逐漸進學並非姑為設教語意",即此之謂.
破題曰 "聖人希天之學,與時偕進也",拈出一個 "天"字,作為全文的題眼.承題強調 "與天為一"之境界,且需從 "與時偕進"的過程中來.此下根據年齡階段,依次寫出六段文字.第一段獨立成文,講 "成童之時",全力向學,"務求純乎天德"; 中間四段,兩兩成文,描述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不同階段不斷精進之過程; 後一段又獨立成文,講聖人七十以後 "與天為一"的學養境界.
最後以 "聖人之學蓋如此"收束全文.
此文具備八股文的基本特徵: 六段文字具有同樣的敘述結構,均是先緊承上一階段之進學狀況,從反面指出此一階段學養之不足,然後針對其不足,從正面描述此期進學方向與效果; 中間四段,對應整齊,而有變化,與尋常的四股文字無異.然而,就整體結構而言,這篇文章顯然不太合乎八股文的體制規範.因此,我們只能稱其為八股文之變體,甚至是破體.雖然方苞看重其 "實理融浹"、能"體貼聖人功候",並將其置於典範之列,然而由於其體制不夠規範,終究難以成為後世八股文製作之範本.
二
可見,單向度地強調 "順題成文",有可能造成八股文文體特徵的弱化.反之,如果嚴格遵循"因體立格"的結撰原則,刻意追求文體格式的整齊,而不能妥善地處理其與題文內容之間的關係,則有可能影響到其闡釋經典的準確性或貼切程度.八股文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文體,它具有相對固定的敘述程式,尤其是標準的八股體或六股體,要求每一層意義必須由一組對仗的文字表達.而題文內容,即八股文的闡釋物件,其敘述層次大都與八股文的結構不相符合.因此,只有對題文的'敘述順序或邏輯結構做出適當的調整,才能較好地適應八股體式的敘述程式.然而,倘若調整不當,有可能會曲解題文的本義,這就與八股文闡釋經典的文體性質背道而馳了.對於不甚高明的八股文作者來說,這必然是一種十分常見的現象.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八股文,往往是經後世選家精心編選而流傳下來,自然不會明顯背離題文的原意.但從一些不甚圓融、略嫌滯澀的結構佈置中,我們依然可以體會"因體立格"的結撰模式可能導致的弊端.以李東陽 《所謂故國者 一章》為例:
大賢慨齊之不得為故國,必詳以用人之道歆之也.(破題)夫賢才者,國之楨也.用之而謹,則無患於失人矣,尚何忝於故國哉! (承題)且人君之立國也,近之有一代之親臣,遠之有百代之世臣.苟或不能任世臣以為故國之實,而徒恃喬木以為故國之榮,多見其不知父母斯民之道也已.然所謂任世臣者,豈可昔日進而今不知其亡矣乎? 又豈可以不才之難識而遂自諉矣乎? 亦惟慎之又慎,得國君進賢之心焉斯可耳.蓋國君之進賢,(起講)以尊卑變置,若甚褻者,不敢以易心乘之也;疏戚易位,若甚慢者,不敢以忽心臨之也.(起二股)慎之於左右之所賢矣,而所以慎之於大夫者猶是焉.推其心必識其才,果可以尊且戚也而後用之耳.不然,其可以左右先容而遂徇之乎?
慎之於大夫之所賢矣,而所以慎之於國人者猶是焉.推其心必識其才,果可以尊且戚也而後用之耳.不然,其可以譽言日至而遂信之乎? (中二股)觀於去邪勿疑者不可不謹,則任賢勿貳者不可不謹益見矣;觀於天討有罪者當察其實,則天命有德者當察其實益彰矣.(後二股)人君果能用其所當用,又謹其所當謹,則舉錯公而好惡協,將不謂民之父母乎哉? 夫至於為民父母,則民之永戴與國之靈長相為無疆矣.國之所以為故者誠在茲也,喬木云乎哉? 齊宣欲以故國稱於天下,信當預養世臣以為之地矣.(收結)①題目出自 《孟子·梁惠王》: "孟子見齊宣王,曰: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之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 '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 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 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 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 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 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此係孟子論用人之道,其主要意圖在於勸諫齊宣王,人才用、舍須慎之又慎.所謂 "故國"、"世臣",只是因齊王話端而引出下文,"左右皆曰可殺"一節,亦只是前一段文字的延伸.故惟有 "國君進賢"至 "然後去之"一段,才是此章文字的核心部分,也是經義文章應當重點闡述的部分.
李東陽的這篇制義,破題、承題均突出 "用人之道",應該說是把握住了題文的主旨.起講由"故國"、 "世臣"引出"國君用賢之心",當 "慎之又慎",亦能體現經文的敘述意圖.起二股以"尊卑變置"、"戚疏易位"之非常情形,強調君王進賢決不可草率為之.中二股講進賢,須慎之於左右、慎之於大夫、慎之於國人,察其情實而後用之.後二股對應 "左右皆曰不可"、"左右皆曰可殺"二節,而最終歸之於 "任賢勿貳"、"天命有德".收結部分,對應 "然後可以為民父母"一句,並照應 "故國"、"世臣",亦甚是周密.方苞稱此文曰: "剪裁之妙,已開隆萬人門戶.其順題直敘,氣骨蒼渾,乃隆萬人所不能造."且不論其是否 "氣骨蒼渾",姑觀其如何 "順題直敘",而又得"剪裁之妙".
從起講到收結,文章基本上是按照題文的先後順序而展開.方苞稱其 "順題直敘",自然是就此而言.然而,文章的正講部分,即六股對仗文字,雖其先後順序未變,而意義層次卻被拆分開來,又重新安置於三個結構層次中.
題文中的相應內容,包括兩個層次、四個意義單元.從 "國君進賢"到 "可不慎歟"是第一層次,也是第一個意義單元,提出 "進賢必慎",總領下文."左右皆曰賢"、"左右皆曰不可"、"左右皆曰可殺"是三個並列的意義單元,共同構成第二個層次,是對第一層次的具體闡述. "左右皆曰賢"是從正面說明進賢必慎,"左右皆曰不可"是從反而說明舍之勿用亦需慎之又慎,"左右皆曰可殺"則是承上節文字的語勢而下,一段收煞不住的文字.文章中,第一個意義層次沒有發生變化,只是化散行為駢行,構成起兩股文字.第二個意義層次中的三個意義單元,則被壓縮到兩個結構單元中.其中,第一個意義單元化作中二股,通過句式變化,將 "左右"、"大夫"、"國人"分別置於兩股文字中.後兩個意義單元各作一股文字,結合成為後二股.
從相互關係來看,經文的三個意義單元之中,前兩個是並列的、較為緊密的單元,分別講人才之用與舍; 而第三個單元相對疏遠,只是第二單元意義的延展.而在李東陽的這篇制義中,經過如上結構處理,形成前一意義單元獨重,而後二單元並列居於較次要地位的格局.這種格局轉換,本身就有導致誤解經文之可能; 更關鍵的問題是,經此調整後的表述,非但無益於經文的解讀,反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理解障礙.如中二股文字,經此一番曲折表述,反倒不如原文明白暢達,且不似傳註文字能於經文有所發揮.如朱子注曰: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 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倖進矣."①合情入理,透徹圓融,自是極佳解經文字.此篇制義則只是變換文字,絲毫無益於詮釋經文.既不如經文簡易明白,又不如傳注深入透徹,雖具 "剪裁之妙",卻顯然不能算是一篇十分成功的經義文.這就說明,過於關注八股文的形式因素,而忽視其與經文內容的結合,同樣難以作出好的八股文.
三
此般評價,絕非吹毛求疵,苛責古人,乃是從對比中得來.李東陽的另一篇經義 《欲罷不能 一節》,即是將 "因體立格"和 "順題成文"成功結合的一篇典範之作.其文如下:
大賢悅聖道之深而盡其力,見聖道之的而難為功.(破題)蓋道可以力求,不可以力得也.大賢學之盡其力,而造之難為功也,其以是夫.(承題)昔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意謂聖人之道雖高妙而難入,而其教我以博約也,則有序而可循.
是故: (起講)沉潛於日用之間,但覺其旨趣之深長也,雖欲自已不可得而已焉;體驗於行事之際,但覺其意味之真切也,雖欲自止不可得而止焉.(起二股)鉤深致遠而致其博者,無一理之不窮,則已磬吾知之所能矣;克己反躬而歸之約者,無一事之不盡,則已殫吾力之所至矣.(中二股)於是向之所謂高者,乃得以見其大原,如有象焉卓然而立乎吾前也;向之所謂妙者,乃得以識其定體,若有形焉卓然而在乎吾目也.(後二股)當斯時也,於斯境也,將勇往以從之,則幾非在我,愈親而愈莫能即,又何所施其功乎?
將畢力以赴之,則化不可為,愈近而愈莫能達,又何所用其力乎? (束二股)顏子之自言如此,可謂深知聖人而善學之者歟! 雖然,顏子之所謂末由者,豈其若是而遂已哉? 擴其所已然,養其所未然,優遊厭飫,至於日深月熟而化焉,則亦將有不期而自至者矣.其終不克至是,而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乃命焉,非學之過也.後之君子,尚無以至之難而自沮也哉! (收結)①題目出自 《論語·子罕》: "顏淵喟然嘆曰: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卓立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題目取該章經文的後一節,文章亦圍繞此一節文字而展開,卻將全章意思一一照應.
破題、承題,概括題文盡力求道而力所難及之意.起講以原題的方式,論聖人之道 "高妙而難入"、"有序而可循",分別照應前節文字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和 "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起二股講 "欲罷不能",乃是由於於日用行事間體驗到聖學之意味深長.此意據 《集註》吳氏注: "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中二股講 "既竭吾才",正因欲罷不能,故得盡其所能.既能鉤深致遠,克己反躬,雖未能遽得聖人之道,亦可循序漸近,窮物理,盡人情.實則暗中照應 "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一節.後二股講 "如有所卓立爾",又迴轉照應 "仰之彌高"四句,既得夫子循循善誘,又能竭盡其所能,故於當日不可把捉之道體,已能識取其卓然之貌.中間四股,揆其大意,當是依據 《集註》胡氏之注,其注曰: "無上事而喟然嘆,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夫子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 '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 '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 然後 '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 '欲罷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後二股講"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從朱子注: "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② 收結部分,先是總論顏子 "深知聖人而善學之",又對 "末由也已"作補充說明,意謂顏子之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乃短命之故,而學不足以達乎至境.蓋取 《論語·子罕》中夫子之嘆: "惜乎! 吾見其進也,吾未見其止也."此文結構,其敘述順序與經文完全相同,故可謂 "順題成文"; 每一層次,每一意義單元,均以對仗工整的一組文字構成,是極其標準的八股體,故又可謂 "因體立格"; 且能照應上文、融合經傳、渾然無跡,實可謂意義、邏輯與文體格式的完美結合.
還有一種情況,把本來是散行的、並不對等的文字,通過意義的補充與結構的調整,化作兩大扇對應的文字,更能體現 "因體立格"與 "順題成文"兩種結撰方式相輔相成之情形.如王鏊 《晉之乘 二節》一文:
大賢之論聖經,始則同於諸史,終則定於聖人.(破題)蓋 《春秋》未修,則為魯國之史; 《春秋》既修,則為萬世之法也.聖人之作經,夫豈徒然哉! (承題)昔孟子之意若曰: 古之為國也,必有史; 史之載事也,必有名.彼晉嘗伯天下矣,其為史也,興于田賦乘馬之事,故名之曰 "乘"焉.楚嘗伯天下矣,其為史也,興於記惡垂戒之義,故名之曰 "檮杌"焉.以至魯為中國之望,其史必表年以首事,錯舉 "春秋"以名焉.(起講)於斯時也,《春秋》未經仲尼之筆,褒貶不明,亦一 "乘"而已矣; 蕪穢不除治,亦一 "檮杌"而已矣.是故以其事言之,齊桓並伯於葵丘之盟,晉文繼伯於城濮之戰,其事伯者之事也;以其文言之,諸侯有言左史記之,諸侯有行右史記之,其文史官之文也.何異於列國之史哉?
(前一大扇)然孔子嘗曰: "其義則丘竊取之."則夫子以 《春秋》之素王,秉南面之賞罰,一褒一貶,皆聖心所自裁; 一筆一削,雖遊、夏不能贊.中國而入於夷狄則夷之,凜於斧鉞之誅也; 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寵於華袞之錫也.此孔子之 《春秋》.雖曰舊史之文,而實為百王之大法也.(後一大扇)嗟夫! 《春秋》之作,自姬轍既東,王室衰微,禮樂不由天子,征伐出自諸侯.泯泯棼棼,聖人憂之.於是筆削一經,垂法萬世.然使魯之史官,阿諛畏怯,君過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 《春秋》以法萬世,將何所據乎? 此史之功高於伯,而孔子之功倍於史.(收結)①題目出自 《孟子·離婁》: "晉之 《乘》,楚之 《檮杌》,魯之 《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之事,其文則史.孔子曰: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意謂魯國之 《春秋》,未經孔子筆削之前,與晉國之 《乘》、楚國之 《檮杌》,並無本質區別,無非是以史官之筆,記錄諸侯之事; 惟經孔子之手,方為傳世之經典.《集註》: "尹氏曰: '孔子作 《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世之大法.'"此二節經文純以散句行之,雖然其用意主要是肯定孔子的功績,而主要篇幅卻用來說明 《春秋》未經孔子筆削之前與 《乘》、《檮杌》之異同.
王鏊依據題文字來的順序安排其基本框架,在此基礎上又調整敘述的詳略與層次,進而結撰成一篇兩大扇體的八股文.破題 "始則同於諸史,終則定於聖人",簡明而準確地概括了題文大意; 承題以 "魯國之史"與 "萬世之法"對舉,進一步突出聖人筆削 《春秋》的重要價值; 起講以闡述晉史《乘》、楚史 《檮杌》和魯史 《春秋》的命名緣由領起下文.此下依據孔子修 《春秋》之前後,將正文分作兩大扇."於斯時也",緊承起講,指孔子修 《春秋》之前.此時的 《春秋》只是魯國之史而已,與晉史 《乘》和楚史 《檮杌》並無本質區別.此下從其所載之 "事"與運用之 "文"兩個方面加以解釋.經文中言 "事"則有 "齊桓"、 "晉文",言 "文"僅稱 "其文則史"; 制義則以 "左史"、"右史"對舉,以與 "齊桓"、"晉文"形成格式上的對應.後一大扇以孔子語 "其義則丘竊取之"引出下文,暗轉入 "筆削之後"而不明言,過渡自然,了無痕跡.此下則充分發揮 "其義則丘竊取之"的含義,對孔子修 《春秋》的意義和方法詳加闡述.前一大扇包含兩股文字,先斷後案,由略至詳; 後一大扇同樣是以兩股文字構成其主體內容,亦先總括孔子修 《春秋》之意,再詳述其筆削之法.於是,經文中原本散行的一段文字,就轉化成對應整齊的兩大扇文字.收結對正文做出一些補充說明,進一步強調孔子修 《春秋》的重要意義.
從整體上看,此文顯然是依據題文順序展開論述,卻充分挖掘出末一句題文未曾明言而應有之意,並根據八股文體式的需要對敘述形式做出適當的處理,從而撰成一篇標準的兩大扇文.由此文可以清楚地發現作者對 "順題成文"與 "因體立格"兩種基本結撰原則的權衡與結合,進而瞭解八股文的形成過程.
綜上所述,八股文有兩種基本的結撰模式,分別是 "順題成文"和 "因體立格".通常而言,"順題成文"是立足於題目內容,依據題文自身的敘述順序安排文章的基本結構; 而 "因體立格"則是根據文體格式的需要,對題文內容的順序或邏輯結構作出不同程度的調整,最終以規範的八股文體式完成表述.其實,任何一篇文章都不可能完全按照某種單一的方式結撰而成,必然會同時考慮到題文內容和文體格式.一篇成功的八股文,通常會根據題文的內容特徵,選擇一種最恰當的結撰方式安排其基本結構,兼顧題文與格式,既能準確、妥貼地闡述題文內容,又能突出八股文的文體特徵.可見,"因體立格"與 "順題成文"之間的張力關係,恰恰為八股文作者保留了創作的可能,為他們提供了各逞才情、爭奇鬥妍的技藝空間.明乎此,我們可以更真切地瞭解八股文的創作機制和創作過程,或許也有助於我們對八股文的文體價值作出更加公允的判斷和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