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劇音樂與四川漢族曲藝音樂的關係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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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劇音樂與四川漢族曲藝音樂的關係及影響
     四川的戲劇藝術和曲藝藝術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巴蜀歌舞和兩漢時期的角抵百戲,這些藝術形式應該是早期四川戲劇藝術和曲藝藝術的共同起源。到了隋、唐、宋、元、明時期,各種藝術形式得到空前的發展。在發展過程中,因其表現內容和形式方面的不同,逐漸形成戲劇和曲藝兩大型別的藝術形式。史料記載,四川的戲劇藝術和曲藝藝術在明末清初之前曾有過輝煌的發展成就。然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川劇和各種曲藝形式,卻不是四川古代先民們的藝術創造直接發展的結果,而是經歷過一次浴火重生的,多種文化融合、發展的結果。
  一、歷史背景的淵源關係
  當代的川劇和四川漢族曲藝作為四川的文化藝術代表,在近代的產生和發展是有著共同的歷史背景的,這就是發生在清朝初年的人口大遷徙運動。在明朝末年的災荒和連年戰亂,在加上張獻忠屠川等原因造成四川人口銳減,故在清朝初年朝廷實行人口遷移政策,將四川周邊各省,特別是兩湖、兩廣和江西等省的人口遷移至四川,史稱“湖廣填四川”。四川省川劇藝術研究院院長杜建華所著《川劇》一書引用王綱《清代四川史》的資料,順治十八年時,四川的人口只有89480人;到康熙六十一年時已達到2850000人;乾隆五十六年時達到9480000人;嘉慶二十五年時達到26250000人。[1]在一百六十年間,四川人口從不到九萬增加到兩千六百多萬,這樣的人口增長速度不可能是自然增長,只能是移民的結果。當四川人口降低到不足九萬人時,無論是曲藝藝術還是戲劇藝術都已到了幾乎滅絕的邊緣。移民帶來人口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的`藝術形式。在這些外來的藝術形式中,有著移民原住地的戲劇音樂、曲藝音樂和民間小調。這些戲劇音樂、曲藝音樂和民間小調都是經過上千年的融合、分化和發展的結果。當這些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方向的藝術形式在四川這塊土地上相遇,並與四川當地尚存的各種藝術形式融合,便在中國近代藝術史中一個短暫的時期內上演了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一幕。川劇作為近代四川戲劇的代表,包含了“昆”、“高”、“胡”、“彈”、“燈”五種聲腔;四川漢族曲藝在這一時期先後產生了“四川清音”、“四川揚琴”、“四川竹琴”、“四川荷葉”、“四川金錢板”、“四川車燈”、“四川連廂”、“四川花鼓”、“四川盤子”、“南坪彈唱”、“四川善書”等藝術形式。這樣豐富多彩的藝術形式在全國是少有的,充分展現了這塊土地上的生命力和包容性。由於歷史背景的淵源關係,川劇音樂和四川漢族曲藝音樂在產生的過程中就已經包含了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的因素。
  二、地域文化的影響
  川劇的五種聲腔代表著不同地域文化融入四川的結果。“昆”即崑腔,是指發源於江蘇崑山的崑曲流入四川后,在川劇中形成的一種聲腔。“高”即高腔,是指由江西“弋陽腔”演變過來的一種聲腔。這種聲腔成為川劇中使用最多,也是最重要的聲腔。“胡”即指胡琴。胡琴由“西皮”和“二黃”兩種聲腔構成。西皮主要來源於陝西的“西秦腔”、甘肅的“甘肅調”和川西北的“西調”;二黃主要來源於湖北、安徽。“彈”是指彈戲,是川劇中的重要聲腔,又稱“川梆子”、“蓋板子”,聲腔來源於秦腔、西安梆子、同州梆子。“燈”是指川劇中的燈調,源於四川民間的燈戲。四川民間的燈戲是戲與燈相結合的戲劇樣式,在進入川劇時已將耍燈的內容去掉,而僅留下聲腔。川劇燈戲的音樂除來自四川燈戲的音樂以外,還來自民歌小調、曲藝音樂和外省的民歌小調。
  四川漢族曲藝沒有像川劇那樣具有明顯地域風格的聲腔劃分,但從一些細微之處也能看到一定的地域文化影響。以四川清音和南坪彈唱為例——四川清音與明清時代流行於大江南北的小曲有著淵源關係,這可以從有關文獻記載及現今保留的傳統曲目、唱詞和曲調風格中找到依據。四川西北部的南坪原為藏、羌聚居地,清雍正、乾隆年間從相鄰甘肅省移入漢民;而甘肅文縣流行琵琶彈唱。移民將這種形式連同小曲和方言帶入南坪。
  地域文化的不同會影響到戲劇和曲藝音調、聲腔、結構形式等方面。在同一種藝術形式內部顯示其差異的同時,也會使我們看到它在不同藝術品種中的相互聯絡。
  三、聲腔以及曲體結構帶來的影響
  從曲體結構來看,川劇音樂中的三種形式與四川漢族曲藝音樂大致相當。在曲牌體中,川劇有崑腔、高腔;曲藝有四川清音、四川揚琴中的越調(月調)、四川荷葉、四川金錢板、南坪彈唱。在板腔體中,川劇有胡琴、彈戲;曲藝有四川揚琴大調、四川清音中的漢調和反西皮、四川竹琴。在以民歌和地方小曲構成的音樂形式中,川劇的代表是燈戲;曲藝中的代表是四川車燈、四川連廂、四川花鼓、四川盤子和四川善書。
  曲體結構的相通,一方面是聲腔相互影響的結果,同時也反過來使聲腔和曲調的相互影響有了結構上的依託。
  由於川劇的影響,在四川漢族曲藝的曲體結構與聲腔音調之間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正是因為板腔體結構在曲調唱腔上的不受限制,一些曲藝採用板腔體結構的同時,卻又使用曲牌體的曲調、唱腔的結構關係。比如四川揚琴的“大調”,在板式上有川劇胡琴的“一字”、“二流”、“三板”與彈戲的“垛板”,曲調方面有川劇彈戲梆子腔的“甜平”、“苦平”(在四川揚琴中叫甜皮、苦皮),卻又有川劇高腔中“立四柱”式的唱腔結構關係。類似的情況還有四川竹琴,一方面是板腔體的結構,一方面又使用川劇高腔中的曲調和曲牌。反過來的情況也是有的,川劇胡琴中的一些曲調便來自於四川揚琴。但更多的情況是川劇在曲調上影響了曲藝,比如在四川花鼓中,唱腔分為“老調門”、“成都腔”和“戲腔”,其中“戲腔”是老調門唱腔與川劇高腔相結合而變化、發展出來的花鼓腔。[2]
  四、曲目以及演唱方面帶來的影響
  由於在聲腔曲調方面相互影響,在音樂板式、曲牌上的通用關係,使得川劇與曲藝在曲目上可以相互移植。
  川劇與四川揚琴的曲目除個別意同字不同的情況,有許多曲目是相同或近似的。如:《訪趙普》、《上關拜壽》、《託妻寄(獻)子》、《活捉三郎》、《三祭江》、《處道還姬》、《北海祭祖》、《白帝託孤》、《華容道》、《香蓮闖宮》、《鳳儀亭》、《金山寺》、《三擊掌》、《單刀赴會》、《花子教歌》、《貴妃醉酒》、《船會》、《秋江》、《踏傘》、《經堂殺妻》、《清風亭·趕子》、《仕林祭塔》、《黑虎緣》、《琵琶記》、《白蛇傳》、《玉簪記》、《清風亭》等。因四川清音更適合表現篇幅較小的故事情節和市井生活情趣,所以與川劇相同的曲目較少,但仍有像《昭君出塞》、《尼姑下山》、《斷橋》、《思凡》這些常見的、篇幅較大的曲目與川劇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