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銘文是一種常用的應用文體，有著既定的寫法，下面是一篇關於元好問碑銘文創作特點探究的論文範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元好問(1190年-1257年)，字裕之，號遺山，是金元之際的古文大家。徐世隆《遺山先生文集序》載“:自中州斫喪，文氣奄奄幾絕。起衰救壞，時望在遺山……力以斯文為己任。周流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其跡益窮，其文益富，其聲名益大以肆。”郝經的《遺山先生墓銘》也載“: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為一代宗匠，以文章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可見元好問的成就及其文學史意義。關於元好問碑銘文的藝術特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古文“繩尺嚴密，眾體悉備，而碑版志銘諸作尤古文為具有法度。”
雖一語中的，但終嫌籠統。本文擬從結構佈局、刻畫人物、記敘事件三個方面來詳析元好問碑銘文的創作特色。今人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訂的《元好問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中收錄的數量最多的古文類別就是碑銘文，從第十六捲到三十一卷共十六卷計99篇，居各體之首，現存的碑銘文99篇與郝經所說“百餘首”相差無幾，說明元好問的碑銘文是儲存得較完好的珍貴文獻。
一、有例有法為文有繩尺
碑銘文是一種常用的應用文體，有著既定的寫法，王行《墓銘舉例》卷之一雲“:凡墓誌銘書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諱、曰字、曰姓氏、曰鄉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歷、曰卒日、曰壽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雖次序或有先後，要不越此十餘事而已，此正例也。”[4]
如韓愈所作《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等即是如此。
元好問碑銘文的結構佈局遵循既定寫法，又具有自身獨特的佈局，往往在記敘諱、字、姓氏等十三事之前以一段人物評論總起，之後以評述人物的論辭作結，即分成首作評論，次敘事蹟，末再有論三部分進行。首論是碑主的評論或讚美文字，但並不妄加虛辭，次敘人物一生事蹟，末論則是議論感慨，頗有史讚的文學色彩。如《閒閒公墓銘》中起首便雲：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為遼、宋，由遼、宋而為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柳、穆、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遼則以科舉為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及翰林蔡公正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若黨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汩與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閒閒公一人。[5](P400-401)此處一大段的議論文字，首敘古文的興衰發展歷程。唐文三變講的是唐代古文復興、發展、高潮的三個階段，如宋祁在《新唐書·文藝傳序》中所說“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6]韓、柳古文則是代表著唐代古文的最高成就。古文至五季而衰，至宋柳、穆、歐、蘇諸人出而復振，遼朝“假貸剽竊”使得古文又衰頹不堪，至國朝唐宋文派乃得正傳。元好問對“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的痛惜與憤慨之情自然流露而出，對古文復振則欣慰不已。緊接著以復興古文運動中傑出的趙秉文與其他文人對比，突顯出他“之死而後已”的可貴之處。此處簡潔凝練，見解深刻，既讚美墓主又將其與當時文壇背景緊密聯絡起來，點明其文壇巨擘的身份。次敘趙秉文一生事蹟，包括名諱、姓氏等十三事的敘寫。
末論則是對趙秉文的議論感慨之詞“:因考公平生，而竊有所嘆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巨集之，則非一人之功也。……不本於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為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5](P404)在這一部分中，元好問感慨世人貴遠賤近，且沒能真正理解趙秉文“不溺於時俗，不汩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的所貴之處及其一生為之奮鬥的憂君愛國之道。為了不讓與國事緊密相關的傑出人物淹沒不聞，元好問借給已故之人作碑銘文之機，闡發碑主一生貢獻與其可貴的精神品格，以告世人。
元好問碑銘文結構多樣，有的是在開頭以其自身與碑主的人情交往作引子，次敘傳主生平事蹟，元好問在選擇材料時往往依據人物形象特徵有意安排佈局，因此在特別能表現人物性格的重大時事上著墨頗多。如《故帥閻侯墓表》，起首交代詩酒唱和之事，次敘閻載之救黎民於戰亂中之事，展現其體恤百姓、為國為民的精神品質。有的是以倒敘當時社會背景材料開頭，將碑主放在當時重大時事鬥爭中，吸引讀者注意力。中間部分夾敘夾議，把碑主生平履歷一一展現在讀者面前。末尾交代作碑緣由，如《廣威將軍郭君墓表》，首段便是倒敘到貞祐被兵，生靈塗炭之時“完顏昭武以城守計訪於君”,[5](P602)將郭琩置於矛盾衝突的中心位置，緊接著是講述其一生為官清廉、心繫百姓之舉，末尾讚歎郭琩之家世業淳雅，乃論次作碑，為不使之湮沒無聞。因此，元好問碑銘文行文落筆並不平鋪直敘，而是有起有伏，夾敘夾議，變化多端，其碑銘文佈局多姿，為文有法度，多類如此。
二、傳神寫意畫國士無雙
元好問的碑銘文在描繪刻畫人物形象上匠心獨運、傳神寫意，通過插入人物對話的方式，使得文中人物神情畢現、如在目前。元好問在《內翰王公墓表》中刻畫王若虛時，著重選取“崔立碑事”作濃墨書寫。“崔立碑事”發生在天興二年，崔立的黨羽崔奕等召集圍城之中著名文士，以崔立降蒙古而拯救一城生靈為詞，命他們撰寫功德碑，此事關涉名譽與氣節，牽涉其中的士大夫文人沒有誰能夠全身而退，與此事有牽連的劉祁作《歸潛志》詳細記述“崔立碑事”前前後後，不過是想為自己洗脫罪名。元好問通過對話的方式寫出“崔立碑事”中王若虛應變之策：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貽笑將來。不若死之為愈也。……”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為後人所信者?”[5](P443)
崔奕輩狐假虎威，恃勢作威，殘害忠良，王若虛自唸作碑不從必死無疑卻並不屈從，在大是大非面前抱著必死的決心勇敢地與崔奕輩周旋。對話中“奕輩怒曰”之後咄咄逼人的話語寫出了崔奕輩的張牙舞爪、氣勢洶洶，更襯托出危難面前王若虛大義凜然、不懼危險，憑藉浩然正氣與聰明才智讓對方理屈詞窮。選取這段對話安插在墓表中，將王若虛不懼危險智鬥奸人，義不受辱保全名節的形象特徵活靈活現展現在讀者眼前。
元好問的碑銘文描摹人物形象性格鮮明突出，互見法也是其常用的方法。若碑主一生事蹟頗豐，要做到詳略有序，往往有些重要事件需要略寫，否則造成整篇碑文輕重不分、臃腫不堪。因此，元好問在寫人的過程中，此處略寫則詳見於他文，篇與篇之間的互見，既做到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又儲存了重要的文史材料。如《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中的主人公完顏彝，小字陳和尚，為金國大將，其人令蒙古人不得不欽佩“中國數百年，唯養得一陳和尚耳!”[5](P573)元好問在文中寫道“:五年，北兵犯大昌原，勢甚張。……是日，以四百騎破勝兵八千，乘勝逐北，營帳悉遷而西。三軍之士為之振奮思戰，有必前之勇。蓋用兵以來二十年，始有此勝。……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
[5](P575)在陳和尚取得的`重大勝利中，大昌原之役是元好問詳細描繪的，而有關衛州之勝、倒回谷之勝僅僅簡筆勾勒，一帶而過，使得行文緊緻有序、詳略得當。元好問若僅寫此而已，讀者或許會遺憾沒能看到陳和尚領兵打仗長驅直入的雄姿。但元好問採用了互見的方法，使與金朝國運息息相關的倒回谷之勝在《雷希顏墓銘》中有了生動呈現，文中記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回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溪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捲，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5](P486)此處詳細地記敘了倒回谷之勝的時間、地點、發展、戰局與戰果。這便是元好問通過互見的方式使得人物形象更加豐滿，事件更加完整。
又如《寄庵先生墓銘》與《朝列大夫同知河間府事張公墓表》二文中都有賊臣胡沙虎的記錄。前者詳細描述胡沙虎的惡行“:道陵承安中，賊臣胡沙虎尹大興，先生為府推官。虎方諂事中貴，竊弄威柄，內則以奸佞固主恩，外則鼓動聲勢，以劫制天下。……故時人視之猶蛇虎鬼魅，疾走遠避之不暇。”[5](P413)元好問用鋪陳手法寫出賊臣諸多惡行，只為反襯出人人遠避不及而寄庵先生直前徑行揭發竊權禍國的胡沙虎的大無畏精神。後者則是略寫，文中記載“虎賊尹大興，固寵負恃，恣為不法，朝臣無敢言者。公倡諸御史發其奸，章十餘上。……‘聖明之朝，豈容有跋扈將軍乎?’”[5](P417)直接採用對話的方式將章宗袒護奸人、賢愚不分的昏君形象，張公不懼自身性命直言進諫的忠臣形象刻畫出來。兩者都是借胡沙虎殘害忠良、為非作歹反襯主人公勇敢抗爭、忠君衛道的鮮明性格，但在記敘胡沙虎事上前詳後略，篇與篇之間相互印證補充，使得事件更加完整清楚，人物形象愈加鮮明逼真。
元好問碑銘文中另一個突出的特點便是議論精警，品評真切，這些議論之詞與文章中的人物刻畫描摹緊密結合、交相輝映。如《恆州刺史馬君神道碑》中一段精彩深刻的議論：死生之際大矣!可以死，可以無死。一失其當，不以之傷勇，則以之害仁。……至於忠臣之於國、義士之於知己，均為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者，蓋不可不辨也。
……今夫傳記所載猝然就一死以取千載名者多矣!……夫惟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也，不汩於義利之辨，不乖於去就之理。端本既立，確乎不拔，靜以養勇，剛以作強。
……心為權衡，自量輕重，知有泰山之義，而不知有鴻毛之生。……匹夫為諒，自經於溝瀆，其可與求仁而得仁者一概論乎?[5](P570-571)元好問認為人在死生之際，要在生與死之間選擇有價值的一面，否則便傷勇害仁。面對這一重大的抉擇，怎樣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當，做到不傷勇害仁，只有真正的仁人志士才能做到“心為權衡，自量輕重”,找到生與死的價值所在，匹夫以求死得千載之名與求仁而得仁者不能一概而論。此文碑主馬慶祥在被俘之時，無論敵人怎樣威逼利誘，都面不改色、毫不動容，最終以身殉義、以死明志。在生與死之間，一念為善，一念為惡，馬慶祥胸中自有度量“,知所以自守也”,因此成為“求仁而得仁”者。此處的議論文字便是塑造其人物性格開宗明義的宣言書。況且這議論之中的深意與元好問在危難之間、生死之際自身秉持的價值信條如出一轍，或可以說元好問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之塊壘。從中也可理解元好問在圍城期間上書耶律楚材、金亡不死、北覲忽必烈等一系列行為，說明其隱忍苟活正是為奮發圖強、求仁得仁的自身價值所驅動，因此金亡後以“確乎不拔，靜以養勇，剛以作強”自勉，並不僅僅求死以得名，而是在生與死之間選擇了更艱難地活著，來達到求仁而得仁的最終目的，這才是有價值、有意義的生。整段議論層層遞進，抽絲剝繭，議論精警，水到渠成。
三、工於敘事續史家筆法
(一)平實的敘事態度
元好問碑銘文在敘事上繼承史家“不虛美、不隱惡”的古文作法。碑銘之文，往往被人們譏評為“諛墓”之辭，因為許多的碑銘文僅僅因是受死者親人託請所作，作者收了家屬的“潤筆”後，會用華美精妙的語言為死者掩飾不足，誇飾功績榮耀，所以碑銘文章的虛美侈汰詞風大倡其道。且《禮記·祭統》雲“: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7]
《禮記》中“銘”文這種“稱美不稱惡”的傳統觀念和寫作手法深深影響著文人作碑銘之文的心態，這應該也是造成碑銘文被譏為“諛墓”之文的原因。元好問所作碑銘文，傳主身份多樣化，包羅各色人等，身份不一、行跡不同，元好問都是依據各人生前所作所為真實記載，秉承了“不虛美不隱惡”的寫作原則。至親者如其兄元好古，英年早逝，29歲就因蒙古屠城之禍而死，此其一生之最大不幸;一生聰穎好學、博覽群書卻科舉屢試不中，此其二不幸;娶婦不諧，夫妻之間不能琴瑟和鳴、宜室宜家，此其三不幸。元好問在《敏之兄墓銘》中歷敘其兄三大不幸，尤其非常痛惜其兄抱負未展而死於非命，但並不多加虛美之詞來稱頌，僅僅平實敘述其兄短暫的人生歷程，全文語言風格簡潔凝練、質樸真實，情感的釋放點就是結尾“嗚呼，悲哉!”,透露了元好問內心悲不自勝、欲哭無淚之情。
元好問有許多的碑銘文是為元朝達官顯貴之人所作，然而，細究元好問所作之文，並沒有一味粉飾功績、歌功頌德。如《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所述耶律辨才乃是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才之兄，那便是當朝達官顯貴之流，元好問為其作碑銘文，全篇略述耶律辨才在金朝為官仕宦始末，客觀1的溢美之辭。並且，文中寫到耶律辨才自北歸後，元好問只有“公歸，流寓真定”[5](P581)寥寥六字，從壬辰(1232年)北歸到丁酉(1237年)去世之間的6年裡，再沒有片言隻字提及碑主在新朝的所謂榮華富貴，這正說明其秉承著史家意識來作碑銘文。
(二)傳奇的敘事手法
元好問在敘事過程中採納帶有傳奇色彩的事蹟，並將其運用得繪聲繪色。楊雄曾在《法言》中雲“:子長多愛，愛奇也。”[8]
司馬遷《史記》中就常記敘奇人異事，元好問碑銘文章裡也是如此。《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中詳細生動地記載了胡景崧胸懷正氣與狐相鬥的故事：初，縣廨在古城之隅，為妖狐所據。狐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有迷亂至死者。民無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公下車，問之所以然，顧問同僚“:官舍所以居賢，今令不得居，而狐得據之耶?”……少頃群集，周匝廷內。中一大狐，據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死無所。公安坐不動，而狐亦不敢前。……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5](P410)此事亦見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二第八篇“胡公去狐”,文字相差無幾，此事真假難以深究，然則元好問詳詳細細將這段故事寫在碑文之中，這種傳奇手法增強了文章的可讀性和吸引力。且此事對刻畫胡公這樣一個為民消災，不畏妖狐，正氣凜然的人物性格有著重要作用。此碑文中同類事例有“:明年，郡國蝗……樓煩報蝗入縣境，公馳至，禱於後土祠，言‘:罪在守令，幸無毒平民!’顧盼之際，蝗去無留者。”[5](P411)胡景崧一片赤誠之心祝禱“罪在守令，幸無毒平民”,“誠感動蝗”竟讓蝗蟲都能通人情遠離此地。這些靈異之事，元好問原原本本寫在傳主的碑文中，可能與其因果報應思想觀念緊密相關。在《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中可以找到這種思想，元好問在文中如是說“惟天愛民甚，一物暴陵，則天氣為之舛錯，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報施所不及者，特十百而一耳。”[5](P593)在元好問的碑銘文中，為僧人道士所作之文中更有許多的靈異之事，件件都是附麗著傳奇的色彩。如《墳雲墓銘》中傳主墳雲年幼即出家為僧，然而仍事親至孝，父母去世後分別守孝三年，令山中之人稱之為“墳雲”.而後，“雨雪成花”、“石間出泉”等靈異之事隨之出現，世皆稱“純孝之報”.如上所述，文中種種靈異之事、奇幻之象的描述使得整飭嚴謹的行文風格中增添了一絲奇妙與趣味。
(三)高明的選材方法
元好問碑銘文記事上舉大略細，選材典型並適當裁剪，編次成文，使得敘事重點突出，輕重得當。在《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中，敘寫張萬公一生仕宦之途，尤其突出立後、括田二事：時明昌元年也。元妃李氏有寵，上欲立為後，臺諫以為不可，交攻之。監察御史姬端修、右拾遺路鐸、翰林修撰趙秉文，皆得罪去。……及對，因為上言“:國朝立後，非貴種不予選擇。元妃本出太府監戶，細微之極，豈得母天下?”上默不言。[5](P388)張萬公乃是歷仕四朝、忠信篤實的良相，元好問詳載立後之事原委，點明在監察御史姬端修、右拾遺路鐸、翰林修撰趙秉文都因勸諫皇上而獲罪後，張萬公仍然不懼生死、直言進諫，保全國朝大統。在張萬公的仕宦之途上，保國安民之舉數不勝數，言論奏章更是不計其數，元好問特意選擇繫於廢興存亡的“立後”之事，展現了其一心為主“不難於他人之所難，不徇於世俗之所徇”[5](P387)奮不顧身的忠義形象。“括田”之事更是影響了金朝廢興存亡的大事，因為“括田”使得軍與民之間矛盾激化，兵驕民困，百姓生活艱難，流離失所，盜賊流寇橫行。
碑文中記載了“括田”起因：主兵者言“:比歲征伐，多至敗衂。凡以軍事所給之地不足自贍，至有不免飢寒者，所以無鬥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戰自倍矣。”朝臣議已定，公獨上章極諫其不可者五。……不從。即以衰病不任職乞罷。[5](P388-389)張萬公上奏“括田”之舉不可，皇帝不從，從此種下金朝動亂不安的種子，這一碑文為後世保留了2015年段素麗等：論元好問碑銘文的創作特色金朝朝廷內部之間的鬥爭史料，展現出真實的社會風貌。
元好問碑銘文傳主身份多樣化，包羅忠臣良吏、儒林文士、達官顯貴、方技之士、節婦孝女、僧人道士各色人士。他們在元好問筆下都被描繪得各具特色、形神畢現，從結構佈局、描摹人物到記敘事件，其碑銘文以其突出的創作特色和傑出的文學造詣令時人與後人讚賞不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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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郝經。四庫全書·陵川集·卷3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19[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4](明)王行撰，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第40冊·墓銘舉例[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5]姚奠中，李正民。元好問全集[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6](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文藝上[M].北京：中華書局，1975.
[7]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
[8](漢)楊雄。法言注·君子卷第十二[M].北京：中華書局，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