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從民國時代甘乃光先生髮起“行政效率運動”為中國檔案學產生奠定基礎算起至今已八十載，從曾三先生任新中國第一任國家檔案局局長為中國檔案學發展做出巨大貢獻到現在也已過六十個春秋，中國檔案學的前行與進步、在國際檔案界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
事物發展總是由人來推動的，檔案工作者對檔案事業的推動是居於主導地位的，其作用也是至關重要的。一定程度上講，檔案工作者前仆後繼的努力形成了現今中國檔案學格局。既是如此，檔案工作者為何沒有心生自豪，反而妄自菲薄呢?
第一，不同系統之間的比較，催生的弱勢地位思想。檔案館作為參公的文化事業機構，在政府機構的體系中，並不算話語權很強的部門，對於政府的決策沒有顯著的影響，以致檔案工作者懷疑其工作是否具有現時的價值。檔案館在爭取相應的資源配套時，並非具有優先考慮的地位，相反，可能會成為最後的“犧牲品”。
第二，同一系統內部門之間的比較，催生的自卑心理。在機關內部、國企或者具有檔案部門的民營企業中，檔案業務屬於相對邊緣的工作內容，它在創造效益方面較為遲緩，即便為直接領導重視，也很難上升到機關或企業的最高層。在績效考量的時代，未能創造現時的價值，難以在系統內部立足，無法與其他實時為整個系統帶來利益的部門平等相待。
第三，新生代檔案工作者的“朝陽”作用還未發揮。檔案部門總會被別人冠以適合待退休者的'地方，現有的專業管理能力和深度不夠，多數檔案工作者觀念陳舊未能適應新時代的需求。儘管開設檔案學專業的高校持續增加，畢業後從事檔案工作的人也在增多，但還遠遠無法改變檔案館現存的狀態，呈現出檔案學人才供不應求的明顯境況。對於已經轉變為新生代檔案工作者的畢業生，他們擁有更為系統的理論知識和對檔案學的全新認識，他們能夠起到“朝陽”的作用。但因為群體較小，不能形成合力，有些還沒有發揮“朝陽”作用，就很可能已經被原有的陳舊思想所改造了。
檔案工作者的妄自菲薄來源於不同層次的對比和自我的切身感觸，這很大程度上是外在條件造成的。但外因需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別人的觀點和想法可以影響自己，也可以為自己所改變，努力拋開一個潛在的“妄自菲薄”的影子，迎接積極正向的真身。此外，年輕一代理應更具有活力，更能表現對於檔案學積極的一面，去完善或改變原有的思想和地位，成為檔案事業真正的主人公，這應該也是檔案學前人的要求和囑託。
對於檔案工作者需不需要與人比較?答案是肯定的。但如果要比較，比較什麼?這個卻值得認真思量。不同系統間所掌握的權力不同其地位就必然有所不同，同一系統內工作內容不同其作用和價值也不盡相同，如果盲目的去對比，不僅不能發現自身的美，也會喪失繼續下去的勇氣。找準對比的方向才是最為重要的。
不妄自菲薄並非代表盲目樂觀，只是認清現實後的積極表現，要相信每一番事業都值得大顯身手，也都會大有可為，檔案事業對於我們檔案工作者而言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