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是一本明史研究專著，更精確的來講，是一本剖析政治制度的專著。下面是本站小編收集整理好的萬曆十五年摘抄加賞析 ,歡迎閱讀本文!
全書從五種人物的角度出發，以萬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為點，來深度剖析當時的政治制度，試圖從制度角度來說明明朝的衰亡，這種衰亡是可悲的，亦是咎由自取的。
注：本文摘抄段落的頁碼以中華書局2007年1月北京第1版為準。
在古代中國，我們往往認為皇帝獨攬大權，可隨心所欲的操縱任何事物，但實際情況卻是另一回事。在多數時間裡，皇帝扮演的往往是一種精神角色，用書中的原話來講，就是“活著的祖宗”。之所以造成這類現象，不是用某一個當權者的好壞能加以說明的，而要從制度的根源去探究。 在缺失的制度下，當權力高度集中在某一人手中時，還可依照他們的性格好壞來對國家施以影響，如果他們有心辦好事，在巨集觀層面來看，或多或少會為國家帶來一些利處。但這種利處是十分有限的，他們個人的雄才大略只能製造出一個相對清明的局面，並且這種局面無法長久維持。一旦後世帝王不再有先祖的能力，使自身權力遭到了分割，就會出現種種弊端，又因為制度缺陷使弊端難以被修復，到最後甚至連皇帝本人也有可能會是受害者。這或許就是王朝不停輪迴，周而復始的原因，因為制度的根本沒有任何改變，即便秦漢的組織結構與明代有所差異，但其本質不變，自然會走上類似的道路。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為使權力集中，廢黜了丞相制度，將所有大權攬於一身，成為他們。他想製造一個烏托邦式的世界，至少要求這個制度清廉到能維持他們朱家天下長久統治的目的。所以朱元璋對貪官的懲處是十分嚴厲，最為駭人聽聞的便是“剝皮實草”，將貪官的皮剝下來，再往皮裡塞草，做成稻草人，以警示其他官員。但即便如此，問題仍是層出不窮，腐化更為嚴重，連朱元璋本人都發出“吾欲取貪官汙吏，奈何朝殺而暮犯?”的疑惑。殊不知這是缺失制度下必然出現的問題，而這種問題隨著後世皇帝不再有先祖的魄力和威望，會愈發嚴重，直至滅亡。萬曆帝這一代就恰好處在矛盾和問題的臨界點，外加權力的分割，文官集團之勢遠超於皇帝，因此即便帝王有心改革，也難以得志。這就導致了看清現狀的皇帝愈加紙醉金迷，不再對政治報以任何幻想，而後世史官往往把王朝的衰落歸罪於帝王的這種行為。
那麼明代的制度到底是怎樣的?為何會出現上述問題?《萬曆十五年》就作了十分詳盡的剖析。
明代是以道德體系而非法律來維護國家穩定，也即人治大於法治。在書的開篇作者就以一件禮儀事件道出明王朝的制度核心：“我們的帝國，以文人管理為數至千萬、萬萬的農民，如果對全部實際問題都要在朝廷上和盤托出，拿來檢討分析，自然是辦不到的。所以我們的祖先就抓住了禮儀這個要點，要求大小官員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為全國的榜樣。”
其實提倡道德是一件好事，但明王朝的這種提倡目的並不單純，讓道德代替法律，讓帝國的司法從屬於行政，只要“要求大小官員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為全國的榜樣”，就能使政府的統治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團的'思想行動趨於一致，從而達到維穩的目的。這方面還有個例子，直接摘抄書中136頁所說：“儉樸本來是一種美德，然而在這種條件下提倡儉樸，充其量不外是一種手段，意在使行政問題簡化，以適應政府本身的低能。”
在普遍低能的狀態下，即便有好心的官員想支援公道，做點好事，也會因為各樣的限制，甚至是經費問題而不了了之(參考書中141頁)。由此，長期以往，會造成帝國的措施和立法精神脫節，使倫理道德只是一個冠冕堂皇的說辭，做事時則另有一套。無論是皇帝還是首輔，想從中找一個折衷方案幾乎不可能(參考書中147頁)。
當然，這種道德的提倡也有積極的一面，有時候會讓一些孔孟的信徒在危難時，不惜犧牲自己以完成任務(如下圖內容)。但就如作者原文所說：“他們帶有衝動性質，也多個人成分。”不能將其視為制度的優良特徵，並且這反而暴露出制度的不足，“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制上的技術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於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籙。”
作者黃仁宇似乎認為光從皇帝和權臣的角度來剖析這套制度不夠全面，因而將海瑞、戚繼光和李贄也拿來剖析一番。他們分別代表文官集團、武將集團和思想家，看他們能否走出這套必然失敗的制度，以個人力量來改變社會。
首先是海瑞，他是名極端的制度遵行者，制度的完善與否不在他的考慮範圍，比如：官員的薪酬極其低廉，如果不通過一些不正當的手段，幾乎不能養家。那麼他海瑞不會上書建議養廉，也不會背地裡中飽私囊，而是默默地遵行，並要求身邊的上下級都要走這一套模式，否則便會遭到他的攻擊。他自然是不懼怕上司的報復，因為他是嚴格遵守著制度規定得那一套，從而使他變得無懈可擊，連皇帝也敢罵，但這也使他變得孤立無援，政治抱負根本不可能實現。這既是海瑞個人的悲哀，更是制度的悲哀。制度制定者要求大家遵守這一套規則，但真正遵守的人卻被當作另類。那是因為這套制度在原則上就是另類(參考書中148頁)。
其次是戚繼光，他也是如此。由於制度的缺失，造成了一些必然的窘境，內部自身矛盾無法克服，就引起了軍事上的不利。畢竟軍事是政治的延伸(參考書中165、166頁)。所以他鑑於俞大猷的失敗，只在有限的環境裡施展自己的拳腳，哪怕他明知更有利的措施，如果環境不允許，也斷然不會考慮。由此黃仁宇稱他是“他從來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在可能的範圍裡，他已經做到至矣盡矣(參考書中177頁)。”至於關於戚繼光的汙點，我和作者觀點保持一致，認為他不這樣做，恐怕抗倭大業也無法完成，這就是壞制度讓好人做壞事(參考書中179~180頁)。
這裡要提一提俞大猷的失敗，他提出的軍制改革是對國家有利的，能改善其鬆散的結構，整合力量，使國家保持自衛的能力。但因涉及到文官集團的利益，遭到極大阻礙，而文官集團又是這個制度的核心，不能加以革除。故問題是始終無法有效解決。因此，要想破除舊制，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在不具有彈性的制度裡，任何一步差錯，哪怕出發點是好的，也會遭到滅頂之災(參考書中171頁)。
最後的李贄也是如此，只是作者是從哲學家的角度來剖析，但結果與上述分析大同小異，不再贅述。
總結： 在一套先天不足的畸形政治制度下，困局是必然的，無論精英們如何去改良，都不能改變衰落的現狀。畢竟精英就是這套制度的受益者，不可能讓改革做到脫胎換骨的地步(參考書中219頁)。
萬曆十五年是明朝之敗， 這種敗局在一開始就已經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