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耳聞過《萬曆十五年》，一直很好奇，究竟是一本怎樣的好書呢！下面是本站小編收集整理好的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摘抄 ，歡迎閱讀本文！
1。 明萬曆十五年——大歷史
總體來說，萬曆十五年的明朝是一個提倡穩定，而不是先進生產力或力量的政府，寧願保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以最低生產力的均衡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財政上死板、混亂與缺乏控制，全國統一施行地方自給的財政制度，不由上級機關總攬收支，哪怕軍餉也並非直接出自國庫，而是納稅人一對一地供給，這樣就導致了無數的短途運輸線遍佈全國，缺乏統一的組織和管理。
論及治國方略，則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中國二千年來的通病），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斷是非的標準是“善”和“惡”，而不是“合法”或“非法”，如果說法治的要求太高，那麼至少也缺乏在邏輯意義上站得住腳的規範。相應地，行政問題也被刻意簡化，以適應政府本身的低能。內閣大學士在某種程度上擔負起本朝丞相的職責，然而大學士多是文學侍從出身，他們是文學家，卻並不一定是好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也**慣了用抽象的道德和原則去解決實際問題。道德的力量到底有多強大？以戚繼光為例，身為本朝最有才能的將領，其被彈劾罷官三年以後仍不能見諒於萬曆，原因全在於他和張居正的關係過於密切。相反，海瑞則是道德的標榜，這也是申時行在海瑞被釋出獄以後重新啟用他的真正原因——作為政治點綴表明為政的清廉。
帝國的統治以倫理道德為根本，以文官集團為支柱。文官集團的維護常常需要以“責任”的名義要求個人的犧牲，比如，一個地區發生了問題，府縣官自然責無旁貸。因為周密的調查往往大費周折，並且由於問題之原因盤根錯節也往往會導致無法結案，案懸不結，責任不明，必將破壞全部文官機構的規律，失去以後賞罰的標準。對文官的人事考察也同樣充滿弊病，而正因為缺乏統一的客觀標準，官員之間只有拉幫結派才能互相形成保護傘，人們需要這種複雜的關係和人情，來獲得為政的安全感。對於文官的懲罰也常常只是殺一儆百，如果要一一查處，必然會破壞現有統治階級的穩定性。
同時，灰色收入也在文官集團中大行其道，因為官員的俸祿實在是微薄到不切實際，而灰色收入主要來自地方/下級官員的饋贈和禮品，宦官也自有他們的生財之道，對於這樣的情況，皇帝會傳旨罰俸以示懲罰，而這卻會讓多數低階官員連家庭開支都無法維持，然而，皇家的開支卻可以不受限制。不過，人和人畢竟不一樣，對“灰色收入”投降的程度也不盡相同，大多數人覺得合情合理無損於節操也就勉強接受了，也有相當數量的官員搜刮財富以至聲名狼藉，也有極少數清高自負的人嚴格遵守絕對的道德觀念，這三者的差別也是當時的文官之間不能和諧的一大原因。文官集團中，除了絕對遵守道德捨身取義的人之外，也有訕君賣直之人，用自己的生命去典當“正直的聲望”這種高貴的商品。
而文官集團內部也有很多去皮見骨的政治鬥爭，這些鬥爭往往是按照預定步驟進行，風暴始於青萍之末，很多猜忌和指責並非完全出於事實，更多地出自於道德的加工和臆想，而獲勝的唯一籌碼則是是否切中了皇帝心理上的痛點。
2。 人生不圓滿
從萬曆上數三代，祖父嘉靖繼位於堂兄正德皇帝，正德是自小就被視為掌上明珠的獨生子，驕縱成性，嘉靖則原好讀書，在登極的前20年可以算得上盡職，中年以後沉迷於丹藥，企求長生不死，同時又遷出紫禁城，住在離宮別苑，他曾經收到過海瑞的《奏疏》，被指虛榮、殘忍、自私、多疑又愚蠢，“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嘉靖在看過《奏疏》後顯得很矛盾，他有時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時又痛罵他為“那個咒罵我的'畜物”。嘉靖是明朝在位時間第二長的皇帝，僅次於萬曆。繼位嘉靖的是隆慶，他在位5年半，平淡庸碌，然後就是萬曆了。
萬曆皇帝
是一個早熟的君主，從小接受嚴格的教育訓練，他的教育事務和講課老師都由張居正統一安排，萬曆還是小皇帝的時候，只是按照大伴馮保和首輔的意思履行皇帝的職責，而他在位的前10年也是張居正施行新政的10年，1582年，張居正去世，去世僅半年，就被以“欺君毒民、接賄賂賂、賣官囹爵、任用私人”的罪狀蓋棺定論，萬曆也陷入對自己身為合格帝王的懷疑情緒中，而慢慢地，他也越來越感到生活的單調和疲勞，開始想各種理由停止早朝和出席經筵，坦白來說，萬曆並不是天性懶惰，而是實在是沒有讓他勤奮的理由和舞臺，他也曾經有做一個好皇帝的心願，但現實卻是發現自己什麼也不能做，他與臣僚不和（偏愛三兒子常詢，對大兒子常洛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他的權力也大多帶有被動性（在臣僚教育之下長大，一言一行並不被臣下絕對恭維），身邊也沒有一個心腹（萬曆可以把自己不喜歡的官員革職查辦，卻沒辦法升遷提拔自己喜歡的官員）。萬曆是聰明而敏感的，對文官集團之間的政治鬥爭也有自己的洞察，不輕易被糊弄，卻缺乏堅強的毅力，孤立無援，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然而屈服不等於寬容，屈服還會想辦法報復，萬曆的報復就是以“無為”的方式跟他的群臣作消極抵抗。
張居正
對行政效率的改良過度體現了他的個人意志，缺乏對社會執行的深刻理解，也忽略了管理本來就是人管人，哪怕是制度，也要借用人才能實現，過度自信的他在推行他的政治邏輯中無可避免地捲入了各種紛爭，以至在死後兩年被抄家清算。不過，值得一提的卻是他對戚繼光“無條件”地大力支援，以迂迴的方式改組軍事制度，用私人函件向皇帝提出建議，又把那些故意和戚繼光為難的文官不動聲色地陸續遷調。
申時行則要老成持重很多，很難說他沒有張居正聰明，但他吸取了前任過分張揚的個性，決心當和事佬，也洞察了文官的雙重性格：雖稱公僕，實系主人，從而採取有陰有陽的管理方式，用恕道待人，推廣誠意，維持禮儀，然而即便溫和謙讓，卻也始終無法完全置身於政治風浪之外，被捲入無數次的爭端中進退維谷，尤其在“立太子”風波中，被好事者檢舉其兩面性，終於在第11次提出辭呈的時候被奉準退休。
海瑞
是政治上的一朵“奇葩”，跟大多數官員陽奉陰違說一套做一套不同，他不願意接受那些至美至善的道德標準只是空空地懸掛在那裡，一定要在現實中嚴格照辦，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被人仰慕，但卻不被人效仿，所以也許更加適合在戲劇和舞臺上被歌頌。值得注意的是，海瑞的一根筋性格，跟他母親的強勢也息息相關，而他的母親或許也間接造成了海瑞家庭生活的不幸。
戚繼光
是一名精力充沛的軍事家，他的成功在於，只在現實的邊界內尋找最優的解決方案，在改革軍事制度的時候，他沒有去觸動整個的國家體制，而只是做他職責範圍內力所能及的事，把自己能做的做到極致，因為顛覆式創新往往具有很大阻力，你希望極力去改變的存在也許比你自己活得還長。戚繼光非常瞭解人的社會屬性，也精通政治，在指揮部隊投入戰鬥前，還會把各種條件以及可能發生的情況反覆斟酌，做到運籌帷幄，同時，他又能以不算精湛但在同時期的武將中業已出類拔萃的“文學功底”跟文官們一起飲酒賦詩，然而，與張居正私交甚密讓這位高階將領在張居正被清算後也依然沒有被重新啟用，最後在寂寞和淒涼中離世。如果真要說他有什麼不完美之處，就是在財政和家庭生活方面略有瑕疵。
李贄
是一個不徹底的出家人。他剃髮是為了明志，從而表明跟世俗斷絕一切往來的決心，而不是真的順其自然放下了，他很聰明，卻不能忍辱，略有點驕縱，不安於卑微簡樸的生活，他著書頗多，卻沒有寫出真正有價值的文字體系，即便精神上有所提倡，卻因為缺乏具有實踐性的操作方法指南而淪為空想，他跟大多數中國的思想家一樣，只是從辯證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佛法，卻沒有身體力行之，頂多算是一個提倡實踐的理論家。李贄的學說一半唯物，一半唯心，唯物的部分大概來自於朱熹的理學，理學強調格物致知，然而如何格，卻並無明確的方法，唯心的部分大概來自王x明，王x明的心學強調心理上的反應，卻無法避免泛神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危機。古往今來，人們一直沒有停止對真理的追尋，歷史上很多儒家學者又兼為佛門弟子，然而佛教是很難被政治所提倡的，因為擔心會威脅到以儒學為根基的帝國統治。
作者在書的最後寫道“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階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腐朽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3。 個人心得
我們常常覺得生活中會面臨很多的選擇，對每個選擇都希望做出盡善盡美的分析從而達到最優解，而如果從巨集觀的歷史大背景去看，也許這些選擇到最後的結果都一樣，外在的環境總是在不斷變化，以個人的微薄之力很難對其施以重大影響，事物的發展和改變也有它自己的邏輯，但人是需要有持之以恆的目標的，這樣才能在日常重複又瑣碎的生活裡，找到人生的意義。也許，這個目標更多地，不在身外，而在心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