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黃仁宇的一部明史研究專著。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徵英的前一年。當年，在明朝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其著作主旨在書中末段看出：“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讀《萬曆十五年》首先讀的大概應該是位於附錄二後的《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明白著者大歷史觀的概要，否則，讀完全文也是不甚明白何以起這個題目。 但倘若如作者所述，“中國的革命，好像一個長隧道，須要101年才可以通過。我們的生命縱長也難過99歲。以短衡長，只是我們個人對歷史的反應，不足為大歷史。將歷史的基點推後三五百年才能攝入大歷史的輪廓。” 當在歷史的大輪廓中，見微知著，選一起承轉折的關鍵點，更如標本的切片樣，才是書的題解。
其次是道德觀念和制度在書中哪一種，影響歷史的程度在作者看來較重?在這裡，制度所指的概念是錢穆寫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所稱的政治制度。而這前後兩本書對道德觀念和政治制度的比較也是有意思的.，《中》成書於1955年，《萬》成書於1979年。
粗看，好像《萬曆十五年》中，關於道德影響的論述較重，例如 “統治我們這個龐大帝國，專靠嚴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祕訣在於運用倫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從尊上，女人聽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則以讀書識字的人作為楷模。”……“很多翰林來自民間，他們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個人只要懂得忠孝大節，他就自然地會正直而守法
萬曆十五年是一本關於改革的政治書，也是一本關於記錄改革的歷史書。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他們都在各自的領域積極探索，致力與改革和創造。然而，他們最終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時的制度已經山窮水盡，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萬曆十五年，中華大地的物質文明已經持續向前發展，豐饒的江南已經初具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物質條件，但是我們的帝國的法律和組織機構卻沒有隨之改進，事實上也無法改進。因為，阻止其前進的，乃是大明帝國以文官為基礎的整個官僚體制。
書中所寫的人物，無以不是制度的犧牲品。“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階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