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脈》是繼《文化苦旅》之後，餘秋雨教授最重要的作品，也是當今中國當代文史領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以下是小編精心準備的中國文脈作品讀書筆記，大家可以參考以下內容哦！
中國文脈作品讀書筆記【1】
先秦諸子，都是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沒有一個是純粹的文學家。但是，他們要讓自己的思想說服人、感染人就不能不運用文學手段。而且，有一些思維方式，從產生到完成都必須依賴自然、譬引鳥獸、傾注情感、形成寓言，這就成了文學形態。
看到這裡突然想到軍事是政治的延續，那是不是也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是文學的延續呢？
一個人文化底蘊深厚，以前可以叫先生，古代稱別人先生有向別人學習的意思，達者為先，師者之意。現如今都通俗的叫有學問、有學識的人，他們有些人確實值得學習，受人敬重。環顧四周，現在越來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己，甚至以文訓世，結果讓人擔憂。有些“儒商”為了硬要“企業文化”，強調職工背誦古代那些文化等級很低的發矇文言；有些電視人永遠在繪聲繪色地講述著研究應該退出公共記憶的文化殘屑；有些當代“名士”更是染上了古代的“嗜痂之癖”，如魯迅所言，把遠年的紅腫潰爛，贊之為“豔若桃花”。
餘秋雨老師面對這種情況都深深一嘆：“文脈既隱，小丘稱峰；健翅已遠，殘羽充鵬。”
有人說，對文學，應讓人們自由取用，不要劃分高低。這是典型的“民粹主義”，似是而非。就個人而言，不經過基本教育，何能自由取用？鼠目寸光、井蛙觀天，恰恰違背了“自由”的本義；就整體而言，如果在精神文化上不分高低，那就回失去民族的大道、人類的尊嚴，一切都將在眾生喧譁中不可收拾。
如果不分高低，只讓每個時間和空間的民眾自由取用、集體“海選”，那麼，中國文學，能選得那位流浪草澤、即將投水的屈原嗎？能選的到那位受過苦刑、恥而握筆的司馬遷嗎？能得到那位僻居荒村、艱苦躬耕的陶淵明嗎？他們後來為民眾知道，並非民眾自己的行為。而且，知道了，也並不能體會他們的.內涵。即使有任何民粹主義的自由海選，再有人數、再有資金，也與優秀文學基本無關。
這不是文武的悲哀，而是文學的高貴。
在目前寂寞的文化良知領域，應該重啟文脈之思，重開嚴選之風，重立古今左邊，重建普世範本。為此，應努力拔去浮華熱鬧，遠離滔滔口水，進去深度探討。選擇自可不同，目標確是同歸，那就是清理地基，搬開蕪雜，集得高牆巨磚，尋獲大柱石礎，讓出疏朗空間，洗淨眾人耳目，呼喚亙古偉步，期待天才再臨，創造環境比教育個體來的更有效也更難，中華文化的復興，文化的自信，才能達更高的一步。
中國文脈作品讀書筆記【2】
宋朝之後自然是元，一個短促的，我們甚至有點陌生的時代。元朝是蒙古人的王朝，但在這樣一個漢人地位空前底下的時期，文脈卻依舊有人撿起，而這些人中，有些竟不是漢人。
“陌生人”這一章節裡就寫耶律楚材，遼國皇族，成吉思汗的座上賓，耶律楚材善詩文，或許除了薩都喇，另外一個少數民族的詩文高手就是大名鼎鼎的納蘭性德了，這三人，不是漢人，卻深諳中文詞意，不是漢人，卻憑漢文流芳百世。“陌生人”的章節裡還寫到了丘處機，餘先生說：“那位丘處機是道家宗師，耶律楚材與他加在一起，組合成了一個儒、佛、道齊全的中國文化精粹結構，出現在成吉思汗身邊。”在這其中，提煉出了“息戰、戒殺、尊生、節制、敬天、愛民”的思想，這些思想使成吉思汗發生了重大變化，元朝最終沒有把中原的漢人趕盡殺絕，農耕文明保住了，遊牧文明的火焰沒有蔓延進中原。
耶律楚材對中華文化的繼承是難能可貴的，餘先生說，血統無法選擇，就加重了文化選擇的責任。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時代呼籲護生愛民，在窩闊臺時代又實施理性管理，這為蒙古入主中原，統一全國做好了文化準備。從元朝的文化轉變，餘先生談到了人格的結構，第一個：背後的民族身份模糊，中間的文化身份明朗，眼前的行為身份清晰，我覺得，這就是耶律楚材這樣的中華文化繼承者的形象；第二個：誇張的背景，模糊的文化，迷失的行為，餘先生說：“也許，在我們中國，最普及的是第二個人格結構，因此耶律楚材顯得那麼陌生。”他呼籲：“什麼時候，能有更多的中國人，千里跋涉來到人世災禍的第一線，展示的是文化良知而不是背景身份，切實地以終極人性扭轉歷史程序……”
我想或許這樣的人格結構才應該是我們的身份標識，現在我們說自己是中國人，卻把中華文化拋棄了大半，誰記得經史子集，誰又諳國小訓詁，當功利心充斥到生活角角落落，一句“這個學了有什麼用”，儘可以將五千年的燦爛文明毀於一旦。甚至於，有時候看似繼承和弘揚，實際卻是囚禁與，比如明朝最先興起的文字獄，最為盛行的八股文。
一場大火燒斷了《富春山居圖》，一場戰爭，又使文化割裂成兩半，在大陸，在臺灣，餘先生在說到明朝之前，寫下了感嘆：任何深刻的連線都隱藏著斷裂，而且大多是愛的斷裂，而不是恨的斷裂。
明朝，夾在兩個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漢人王朝，但所謂大明，除了鄭和寶船，除了永樂大典，我們還有什麼印象？或許，是于謙的清清白白，或許，是神機營的雷霆萬鈞，有一點可以肯定，一個詞，從此進入了我們的文辭——八股。不知道什麼是八股文的人很少，知道八股文怎麼寫的人也很少，餘先生在這一章節裡用了一個標題“六百年鬱悶”，明清，青花瓷工巧精緻，但中華文化的格局和氣度在這兩代已經弱了，散了，難以收拾了。現在中國人對國學也好，傳統文化也罷，都只繼承了明清，這不僅是令人傷心的一件事，更似乎有種說不出的黍離之悲。
明朝的科舉是尚文的，專門搞一個科目，曰明經取士，八股文規定了寫作的規範，並且頗有駢風詩範，要對偶，要用典，八股文題目出自四書五經，寫作的文句也要出自四書五經，文化，看起來再沒有這樣被朝廷重視，重視到將它作為科舉的科目，掌握千萬個人的命運，也主宰一個帝國的興衰。但餘先生很犀利正確地指出：“這一套制度，乍一看沒有多少血腥氣，卻把中華文化全盤捏塑成了一個純粹的朝廷工具、皇家僕役，幾乎不留任何空隙。”我同意，尤其同意那個“不留任何空隙”。詩歌本是心靈歌唱，詩詞的格律，只是音律和諧的總結，沒有哪一項法則能打著“美”的旗號去約束人心，規定上升就是美，下降就是醜。當格律和規範框死了創作的題材，文化便遭到了奴役，那真的不再是心靈的歌唱，而是某些人酒桌上的玩具。“遭受悲劇的不是某些文人，而是全體文人”，因為，家園被圍上高牆，統一了話語，劃定了路線，鎖定了出口，文化的浩劫，並非是那陰暗的十年，其實在鄭和揚帆的時候，已經佈下了陰霾。一個明朝科舉，內閣勾心鬥角，東林黨上來，閹黨又奪權，謝縉、張居正、夏言、嚴嵩、魏忠賢、袁崇煥，分不清到底誰忠誰奸，唯有武將，抗倭援朝，力挽狂瀾。“高壓專制所造成的文化心理氣氛，剝奪了精英思維，剝奪了生命尊嚴，剝奪了原創激情，後果非常嚴重。”在唐朝時，長安的街市上各國商人云集，李白和他的朋友們流連於胡姬酒肆，吟唱著葡萄美酒，歌頌著大漠孤煙；明朝時，紫禁城的宮苑內皇帝很少務正業，文化鷹犬肆無忌憚，可以說封建禮教在那時候，有了“吃人”的形象。這使得後人遷怒於儒學，遷怒於孔子，殊不知那是有明一代的改造，他們改造了文化中的一柄思想利器，如果要毀了它，也會毀了文化本身。
明清的小說是難得的，戲劇更有創造性的貢獻，我們的戲劇沒有落後於世界，莎士比亞和湯顯祖是同時代人，他們的戲劇，都一直流傳至今。清末民國初，中國近代，大家漸稀，再無偉人，但近代卻做了兩件好事：破讀甲骨文、推廣白話文。甲骨卜辭，不僅尋到了中國漢字的源，更尋到了文化的脈，我們知道我們的漢字怎樣演變，並且，由於白話文的推廣，更多的人學會了掌握文化的載體，古代、未來，在我們手裡打通了千百年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