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電影《百花深處》，你有哪些感想呢?大家是否清楚呢?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看看百花深處觀後感吧!
百花深處觀後感【1】
《百花深處》，這十分鐘的搬家過程，是陳凱歌導演在新舊轉型的歷史時期放下的一枚炸彈。由電影的現代之火，循著傳統朝向百花深處的路，伴著緩急有度的鏡頭節奏，觀眾得以從獨特的視聽視角窺見——新舊矛盾與時代更迭帶來的衝突摩擦被層層展現，並將爆點不斷延續直至炸彈的核心：輔以藝術高度的思維表現以指向時代與社會的——終極人文關懷。
跳過繁重的雙主體比較，作為微電影的《百花深處》，一開始就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各立兩端，在展現客觀的同時，巧妙而隱蔽地植入主觀技巧，令觀眾先入為主，並助其升級了第一盤引爆。從實而言，導演並未給觀眾時間對影片的主體問題進行思考，由第一個鏡頭——被搬運的傢俱懸於其上，畫面幾乎全被搬家工人的身軀遮擋，極窄的景深充滿都市符號與城市氣息，更可怕的是工人離開鏡頭，更大的鋼筋怪物進入，加之以仰拍的極其扭曲不常的拍攝角度，立即將現代都市文明對人的壓迫立場挑明而出;再到第一句臺詞——“慢點慢點”，不難想象現代人在物慾文化面前的戰兢慎微，傳統中的穩緩思想也無法改變快節奏的、走在分秒上的人們。而搬家工人對已被許多觀眾所道的紅帽黃衣加披一件土色外套，又豎著花指的女性化男人——被城市元素圍迫的紫禁城古文明的代表——一開始所持的看不慣且不友好的態度，更將兩大主體引向對立。這實為對客觀現實的展現，但在不為人知的同時，觀眾在主觀意識上的先入為主，使現代文明比強勢更加勢氣洶洶，以致其難以察覺得成為了導演成就電影藝術效果的幫手。兩大文明主體對立鮮明，立即展現了導演傳達的思考角度與人文態度。
在看似難以調和的對立中，導演又將獨具他個人的思考維度置入對立的深處，這也是作為影片有廣泛影響力的原因所在：如果不同文明之間除對立而別無其他，那麼文明就是狹隘的，人類作為文明的創造者就是悲哀的。在攝入遭拆毀的舊屋的鏡頭裡，分純粹只有單個被攝主體(舊屋)與同時還加入框式構圖且有一枚醒目的有意無意飄忽在鏡頭邊緣的大紅中國結兩種。如此兩種鏡頭的交替切用使其主觀性深邃不易覺，但同時令人難以忽視，以致達到導演意圖潛移默化的效果——似乎無論時代如何更迭，一些本源的傳統元素其實無法捨棄，文化的多樣性具有持效的生命力。而哪怕是在影片開始展現馮先生與工人的對話中所使用的一系列以仰拍對準工人、俯拍對準馮先生的表現鏡頭，相伴而行的卻還有以上鏡頭運動時“巧合”入境的賀喜喬遷的紅燈籠、與嘈雜音響中持續熱鬧著的鞭炮聲——導演匠心無孔不入：原來文明的維度無可限量，無需以單向的衝突與對立將人類自身畫地為牢，時代與歷史早已安排——傳統文明與血液相融，看似衰逝的，其實常伴心中。
陳凱歌導演終於還是堅持了他對於社會歷史與人類文明問題的關懷與探究，通過影片的始末貫連，展現了他嚴肅的思考，給予觀影者關於兩大文明主體新型關係問題以新穎的思考立場。在搬家過程中導演關於搬運難度設定了兩大“坎坷”。一是在於“百花深處”衚衕所在處的高坡：搬運過程因此而坎坷跌撞，甚至損碎無跡。二是在於回程中阻斷前行的溝：卻也致使了鈴與鐺的複合。如此設定帶有強烈的隱喻內涵——時代更迭、社會轉型帶來的文化碰撞必然引發衝突與摩擦，此消彼長的過程中損益也固然不會是歷史偶然，這是簡單的新舊更替的道理，是導演將看似複雜的文化矛盾問題提煉過後最終所展現的核心。而鈴鐺的複合，與“百花深處”以動畫形式的最終展現，其實是兩種文化相互理解過後的美好預言：理解之上，文化與文化才能看見彼此——否則，互相都是互相的虛無，互相都是互相的瘋子。
通常認為，電影的一次生命首先由於鏡頭拍攝，二次生命有賴於剪輯，而電影藝術的完成除了以上一種單向的創作，還包括藝術的受眾者的解讀，就算是誤讀也給予原作以生命活力，是一種雙向的創作過程：從產出到接受，消化加工後再輸出，才算完整的藝術形成過程。對作品的解讀是重要的，多維的解讀是對藝術內涵的豐富，是藝術價值上限的指標。由此，陳凱歌導演同時也將對藝術鑑賞的思量角度的廣度及深度帶入熱點問題的思考中，將對如此頗受爭議的文化矛盾問題的思考上升到人文主義和自然哲學的高度，脫開世俗層面的是非爭議，而表達主張文化大同的情懷，使影片的主題內涵獨具一格並閃耀著包容與廣博的光輝。
百花深處觀後感【2】
陳凱歌以獨特的導演構思，賦予了作品低斂、深沉、哲理性的韻味。《黃土地》、《霸王別姬》等影片都在傳統故事的層面上，向敘述性的故事鏡頭中加入了象徵或隱喻成分，展示出特定時期歷史的變革與延伸。《百花深處》同樣延續了陳凱歌導演一貫的創作風格，僅用十分鐘的鏡頭，講述了一支搬家隊和一位“瘋”老人之間的戲劇故事，描繪出對老北京傳統文化流逝的感傷和緬懷，而對展現這一情感的拍攝技法更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一、潛在的情感表達——色彩
《百花深處》在色彩運用上堪稱巧妙。從整體上來看，整劇偏暗黃，這種色調正好映襯了反思文化、懷念文化這一深沉嚴肅的主題。無論是在片始的高樓大廈，還是拆遷地的黃土，甚至是劇中人物的衣服，都少不了暗黃色。導演精巧地運用暗黃色構成了片子的色彩基調，給人一種深沉的情感傾向，也象徵了城市化對於老北京傳統文化的壓抑和吞噬。
在細節上，導演的精心安排更為可圈可點。在馮先生服裝色彩的運用上，導演大量使用紅色，這種紅色不同於搬家工人的暗紅，而是明亮的鮮紅。這與影片的色彩基調形成了鮮明對比。陳凱歌導演的這一手法使我們不禁想起著名導演斯皮爾伯格的作品《辛德勒的名單》中，小女孩鮮明的紅色衣服同沉寂的灰色場景形成的強烈對比。紅色象徵生命，熱情，奔放，自由。導演將紅色安排在馮先生身上，不僅突出了老北京人的性格特點，還特意強調在整體環境中，馮先生處於一個特殊的位置上。在利用色彩來描述人物的同時，導演也不忘記加入隱喻的成份。在馮先生紅色的衣服上，裹著一層灰色的外衣。而灰色是城市化的代表，鋼筋混凝土的顏色，這一色彩的使用，暗指了熱愛自由的老北京人，被城市化的程序所壓抑，老北京文化在城市化中，被一點點的掩蓋。正是這些別具匠心的安排，潛移默化的牽動著觀眾的情感傾向，來達到輔助表達的`效果。
二、人物形象的調味劑——拍攝角度
在故事發展中，劇中人物需要根據情節來展示不同的人物形象。如強勢、卑微及此類形象的過渡。這一過程不單單通過人物對白來實現，還有拍攝角度所展現的人物造型來推波助瀾。
影片初始，先是對高樓進行仰拍，向人們展示一種封閉壓抑的環境。緊接著馮先生和搬家隊隊長的商談時，對馮先生的鏡頭採用的是俯拍，而對搬家隊隊長的鏡頭採用的是仰拍。此處通過鏡頭角度可以感受到，搬家隊隊長處於強勢地位，而馮先生則處於弱勢。劇情發展，在搬家隊隊長同意幫馮先生搬家後，鏡頭變成了平拍，也就是展現在車內的場景。此時的馮先生和搬家隊隊長處於相平等的地位，這種水平拍攝給人一種平和、冷靜的視覺感受。觀眾看到的好似一架天平，正中間掛著的中國結相當於天平的指標，隨車搖晃但保持豎直，這種隱喻也指出了劇中人物之間的關係。
在汽車駛入拆遷工地時，導演使用了一個巧妙的場景轉換，將攝像機透過畫框，用畫框作為前景，畫的主體部分展現汽車駛入。不僅遮擋了不必要的雜亂場景，突出了主體，也引發了觀眾的聯想。畫的位置如果展現是老北京的院子和人，一定別具風韻。
到達衚衕以後，導演使用搖臂將攝像機緩慢升起並下搖來展現環境全貌，同時也利用這一角度使人物關係發生了轉變。攝像機對馮先生的角度變為了俯拍，而對搬家隊進行仰拍，突出了搬家隊被“戲弄”後展現的強勢，及馮先生的無助弱小。搬家隊返回向馮先生討錢時，對馮先生的鏡頭變為仰拍，搬家隊為俯拍。一來符合雙方的視覺角度，二來對人物形象有推動作用，不僅使故事敘述的視角更加真實，還展現了現代人在金錢面前的世俗醜態。影片結束展現夕陽下的剪影，寓意屬於老北京人的一代已經過去，夕陽餘暉下，老北京文化留給人們的將會是更多的思考和為數不多的挽留。
電影是反映生活的藝術，電影能帶給我們的不單單是視聽上的感受風暴，還應該展現我們生活中所遺失的文化記憶。陳凱歌導演的《百花深處》雖然到最後也沒有告訴我們該怎麼做，但我們願意相信，夕陽過去，太陽依舊照常升起，優秀的文化不會被歷史所拋棄，在城市化的今天，我們追隨傳統記憶的腳步始終在繼續，未來鏡頭下的傳統文化依舊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