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躍的舞蹈之火
1927年9月的一個晚上，一輛小轎車來到鄧肯的工作室前接她去兜風，她戴著一條長長的紅色羊毛圍巾上了車。
汽車開動後，她的圍巾就像一道血色朝霞垂在後面，在泥土裡拖著，突然，圍巾穗帶捲進了她坐位一邊的後輪，那輪子只轉了幾下就把她的頭拖向前面，她的臉被緊緊地擠壓在汽車的一側，就像被老虎鉗子緊緊鉗住了一樣——正如她一直希望的那樣，沒有一秒鐘的痛苦，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她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鄧肯的一生充滿了絢爛的色彩，交織著苦痛與歡樂，混雜著黑暗與光輝。
1849年，鄧肯的外祖父與外祖母坐在帶篷的運貨馬車進入廣袤的北美平原。那時，外祖母才18歲，外祖父也只有21歲。在一次與印第安人的浴血戰鬥中，外祖母在馬車裡生下了她的孩子。當印第安人被打敗後，外祖父把頭伸進馬車，手裡拿著還冒著煙的火槍，歡迎他們的新生的'嬰兒——這種開拓者的英雄氣概，像熱血一樣在鄧肯的脈管裡延伸，奔湧……
在鄧肯一生的追求中，融匯了青年美國的渴望。她沒有傳統的沉重包袱，沒有偶像的領導指引，她的精神世界自由而廣闊。她的一隻腳踏在洛基山峰之巔，雙手張開，從大西洋伸向太平洋，美麗的頭顱向上昂起，直指霄漢，充滿了青春的力量。
在鄧肯的靈魂中，浸濡著古希臘的酒神和日神精神，這既是一種野性的能量，奔放不羈，如醉如狂，又是一種清醒的意志，深思熟慮，和諧而輝煌。當鄧肯的“希臘魂”藉助舞蹈傳達出來時，人們的精神彷彿回到了遠古時代，那時候人們以形體之美作為自由表現偉大靈魂的手段，運動的韻律與音樂的韻律融合為一，人體的動作與風和海洋的運動諧調一致。鄧肯翩翩起舞時，她的手臂的姿勢猶如玫瑰花瓣的開放，而她的腳在草地上踩踏，猶如樹葉飄然落地……人類靈魂的美好衝動，都從精神傾瀉出來而化為身體，與宇宙的節奏和諧一致，完美無瑕。
鄧肯是一個“革命者”。在藝術方面，她勇於開拓，表現了絕大的勇氣。她登臺表演時不穿衣，不穿襪，只披一件透明的輕紗。這在一個人們洗澡時還從上到下穿著衣服的時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開始時，大部分觀眾對她的服裝感到憤怒，認為這是對神的褻瀆，然而她毫不退縮，她宣稱：“要不了多久，你們的如花似玉的女兒都會像我這樣來打扮的。”
在生活方面，她傲世獨立。從童年時代起，鄧肯就對她所生活的那個社會的狹隘不斷進行反抗，她宣稱“物質的東西不過是一場春夢”。她不斷地談情說愛，以求給自己也給別人最大的快樂。她的行為使眾多受傳統習俗約束的凡人為之震駭，但是她為自己辯護道：“縱然我已經聽到世界上所有的所謂賢德女子都說：‘這是最不光榮的歷史’，‘她的一切不幸只不過是她罪孽的報應’。我並不認為自己有什麼罪過……我一直是忠實於自己的愛人的，……如果說我離開的人很多，那隻能怪男人感情易變，只能怪命運的殘酷無情……”
在政治方面，她藐視資產階級社會，宣稱自己的舞蹈所傳達的是聖潔的美，根本不是給那些腦滿腸肥的資產者用作茶餘飯後消遣的。
她支援民族解放運動，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藝術理想同進步階級的正義事業聯絡在一起。在匈牙利，為了紀念民族英雄，她跳起了《葬禮進行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她從流血的、英雄的法國來到美國，看到美國對戰爭的漠不關心的態度，深感義憤。她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裹著紅色的大圍巾，即興表演《馬賽曲》，號召美國青年起來保衛時代的最高文明——從法國傳到世界的文化。
當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訊息傳來時，她歡欣鼓舞，穿著紅色的圖尼克不斷地跳著表現革命精神的舞蹈。1921年，她應蘇聯政府的邀請赴蘇辦學時，無比興奮。在旅途中，她覺得自己舊的靈魂已經死了，新的靈魂正向另一個境界前進。她已把一切形式的歐洲生活永遠拋在腦後，而滿懷夢想奔向這個列寧締造的美麗的新世界。
然而，鄧肯並不是一個布林什維克主義者，她只是一個大自然的女兒，一個古希臘精神的現代傳人，一個自由主義的精靈，一個無所畏懼的酒神女祭司，一個痛苦的母親，一個四處漂泊的流浪者。
在《自傳》裡她曾這樣寫道：“人生的真諦是什麼?誰能找到它?恐怕上帝自己也弄不清。”
然而，她的一生確實是追求的一生，創造的一生——她創造美、創造愛、創造歡樂與光明。
警世箴言
眾神在分送他們的禮物時索取了高昂的代價，每一份歡樂都附帶著一份相應的痛苦。他們在賜給名譽、財富和愛情時，也索要了鮮血、眼淚和刻骨銘心的悔恨。我總是置身於火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