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矚目的“收容所”裡，再次出現了大學生的影子。不同的是，這是他們主動進入的，而這個機構已更名為“救助站”。
尊嚴與飢餓的衝突
廣東東莞松山湖大道同沙路——市屬救助站，8月21日17∶40。一個眉清目秀但衣著邋遢的男孩，正在準備拍照。這是接受救助的程式之一，因為此處要存留“落難者”的檔案。
男孩遲疑了一下，還是挪過去了。在他之前的被拍照者，是一個右眼上留著長長刀疤的流浪漢。這似乎讓他感到巨大落差——此前一個月，這位23歲的男孩身著學士服，神氣地拍攝了學位照。他是華中某學院2006屆的畢業生，名叫趙亮。
拍照完畢，對方手中的探測棒，開始貼身搜尋趙亮有無“危險物品”。過關了。男孩抱著分發的席子、蚊帳、枕頭及洗漱用具，走向照片上方顯示的地址：B區201室11床。
東莞市救助站共有348張床位。據記者核實，2006年1月15日至8月22日，共有11名應屆大學畢業生來到這裡尋求幫助。媒體曾報道，“僅在七八兩個月，就有60名大學生接受救助”——這也沒錯，但剩下的人並非應屆畢業生，而且有些身份無法核實。
12人一室的房間裡，趙亮埋頭鋪床。他拒絕了本報記者的拍照，理由是：“剛才被拍照……我的自尊被剝光了。”
8月20日，攥著8元錢的趙亮，仍努力維持著尊嚴。但1瓶水、1張餅，以及打了1個無果的應聘電話，耗盡了他最後的儲備。這位大學生向後街走去——從鄰省到東莞求職的一個星期裡，他參加過3場招聘會，知道此處是打工者、流浪漢的棲息地。
“我躺在一張長椅上，把畢業證、簡歷裹在衣服裡，面對著豪京大酒店。”趙亮說。夜裡，他頻頻被這家4星級酒店前的汽車聲驚醒，“當時我很想上前攔住幾輛賓士、寶馬，也許會遇上人生的轉機。”一度擔任班長、院學生會幹部的趙亮曾非常自信，在大學裡，他常夢想做一名出色的領導者，至少是名優秀的會計師。
幾乎所有的走進救助站的大學生都曾“心比天高”。某民辦大學的畢業生傅銘，一直夢想著開大公司；某職業技術學院某專業2005級學生嚴雁，自信是做設計大師的料子。東莞救助站一位工作者說，一名被傳銷組織騙得身無分文的畢業生聽說“要拍照”，扭頭就走……
但在今天，趙亮躺在長椅上，周圍不斷有人上前搭訕：要不要做電工？建築工？“在他們眼裡，我和露宿后街的.農民工沒差別”。他們不得不選擇了這個一度被視為“弱勢群體聚集”的地方。但一個大學生說，當被救助者可以得到救助，也是一種人性的關懷。
這裡的一天
這裡的宿舍分為A、B、C、D四個區，分別為容納老年人、未成年人、成年男性、成年女性。每個區有7個房間，每個房間擺放12張床；一間娛樂室，裡面有電視機、象棋以及報刊。
8∶00-8∶30、11∶00-10∶30及17∶00-17∶30，是受助人員的用餐時間。在管理者的帶領下，人們拿著用膳卡走到食堂前排隊等候。此時也講究順序：老年人和兒童先入，隨後是女性、男性。
“飯菜都是基本的‘配置’，不會太好，但也不差。”救助站副站長袁偉華說。比如，8月21日中午的菜是白菜炒雞肉塊，很多人都會飛快地把它吃完。但傅銘對飯食有些不滿，還包括他們的“服務意識和專業化程度”。這讓救助站的工作人員“感到了壓力”——以前，從沒有人這樣要求過他們。填寫“受助人員登記表”時，他就提出，我要幫你們打掃衛生。“ 我有手有腳，有知識，為什麼要吃白飯？”
飯後，受助人員理論上可以打籃球，但袁偉華並“不提倡”，他們擔心有人打出急性闌尾炎。自願接收救助的原則，催生了一群職業“跑站人”，這大大增加了救助站的財政負擔，因此不能再滋生無謂的消耗。
來自西北的吳憲跳過了飯後的“聊天環節”，走出食堂後，他便一頭栽到床上。對他來說，半睡半醒的狀態最能打發時間，他還夢到朋友給他送來了回家的車票。趙亮不願在吃與睡中“混日子”，他打算在此期間，看完隨身帶來的《企業管理》。嚴雁時刻盯著娛樂室裡僅有的一部電話機——按規定，每人每天可打一個長途電話，通話時間不得超過5分鐘。她不管這麼多，直到被工作人員強行切線。晚上，這個女孩與另一名大專畢業的姐姐擠在一張床上睡，“不然我睡不著，其他人都好陌生，我害怕。”
“但我沒有高人一等的感覺。”傅銘說。“駐站”5天中，他沒有與其他3名應屆畢業生“扎堆”，而是廣交朋友，新朋友中，有被賣到東莞做“包身工”的海南農民，有職業“跑站”的殘疾人……
“我喜歡和他們聊天，聽他們的傳奇經歷。”傅銘說，“親身經歷過，你才能體會，人跌到最低點後，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按照規定，接受救助者最多可以在此呆10天。之後，工作人員會為他們買好回鄉的車票。“但對絕大多數大學生，只在這裡住兩天，朋友和同學就會送錢過來。他們一般不會告訴父母。”袁偉華說。
而當離開這裡時，他們或者低著頭，或者飛快地跑出去。“我們很想盡快擺脫這裡，”一位被救助的大學生說，“但工作的壓力卻難以擺脫。”
為何走進救助站
這確實是個問題：人事部統計，2006全國高校畢業生413萬人；教育部稱，只有約六成以上大學畢業生以各種方式實現了就業。
臨近畢業，趙亮體會到求職的艱辛。這名頗受老師同學賞識的學生幹部，曾順利拿到了3份會計資格證書及計算機三級證書。但參加完幾場招聘會，在網上投送數十份簡歷後，他連1份錄用通知都沒有收到。他周圍的許多同學也陷入焦慮之中——6月份，全年級130多人中，拿到“OFFER”的不到40人。跑到外地求職的同學說，此類“二本”，名不見經傳、還偏居中部，與重點大學相比不具競爭力。
畢業一個多月後，趙亮決定南下東莞——這裡號稱“中國工廠”，擁有15000多家大大小小的企業。蘭州的石倩、山東的傅銘，此時收到東莞一公司的“錄用通知”。
趙亮投出數份簡歷後，仍沒有得到面試機會。此後厄運接踵而來——他先被調包後遭搶劫，找到一份包吃住、月薪800 塊、裝燈具的活兒，讓他有些安穩感；但每天工作在12小時以上，體力又無法承受。而石倩和傅銘，則被“招工單位”騙走了所有財物。
記者回訪發現，趙亮的情況具有普遍性——到此的大學生全部畢業於普通學校，還包括民辦高校及職業技術學院。他們出身於城市的普通工人或農村家庭，相對獨立、懂事、在大學期間多有兼職經歷。
這些特徵，與東莞大京九人才市場副總經理楊奇眼中的“就業困難族”相符。“他們對未來有憧憬但無規劃。”楊奇說。而東莞最缺一線工人，而非技術與管理人員；對用工單位而言，他們也不想招大學生做工人——“他們心氣活，一旦培訓好，很可能另覓高枝。”
按照《救助管理辦法》規定，被救助物件需要滿足：自身無力解決食宿；無親友投靠；沒有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農村“無保”供養；正在城市流浪乞討度日。那些工作無著落、身無分文、尚未納入社會保障範疇的大學生，恰恰符合上述4 個條件。
自2003年8月東莞救助站成立，每年都會有幾十個大學生走進來。七八月份尤為集中，因為暑假期間找工作的學生很多。“在我們看來，這是一件平常事。而且，現在大學生找不到工作的情況很普遍。”袁偉華說。
記者詢問了廣州、深圳、南京、蘇州及杭州救助站，有關人員均表示：他們曾多次救助大學生，其中深圳的比例 “不少於10%”，救助原因主要是求職未果及錢包被偷。但在西部城市重慶和成都，幾乎沒有大學生尋求幫助。北京和上海則未透露相關情況。
被改變的和將改變的
傅銘回到青島後，找到了工作。這有些戲劇性——他要建立一家人才市場，幫助就業困難的人。“這和我在東莞的經歷直接相關。”他說。
但被救助的“陰影”讓很多人難以擺脫，比如石倩。回到家後，她每天都把自己反鎖在房間裡，只有吃飯和看電視才會出來。“姐姐以前不是這樣的。”在弟弟石丘眼裡，石倩活潑、開朗，從國中到大學，她一直是個優秀的田徑運動員。而她那個老實巴交的農民父親，一直為女兒的遭遇嘆息。6月30日進入救助站的程凌——她是華中某學院的畢業生——一直在吃鎮定藥。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李志英教授，或許更能體會這些孩子和家長內心的痛苦。她剛剛完成了一組有關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大學生人生選擇的課題。
在發放了3200多份問卷、近一年的調研後，李志英發現，來自於“國家與社會管理人員”以及“私營企業主”家庭的孩子，在畢業時更多會“讀研”或是“出國深造”，而來源於“工人”、“農民”家庭的孩子，大多堅定地選擇了“就業 ”。
“對於普通家庭的孩子而言，一份好工作，不僅意味著個人美好的未來，更意味著提高整個家庭的階層地位。所以，他們在就業時面臨著更大壓力。”李志英說，“但由於學歷沒優勢，缺乏經驗，在‘人情社會’中所佔的社會資源更是匱乏，這群孩子最後不得不接受救濟，這對他們的自信心有很大沖擊。”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8月14日的一份調查顯示，在8447名受訪者中，34.7%的人表示“後悔上大學” 。其中39.2%的人把原因歸結為“還是找不到工作”。但當問及趙亮是否後悔上大學時，趙亮反問道：“如果不上大學，能幹嗎呢？”
8月21日，記者在東莞救助站遇到了北京某科學研究院深圳分院的工作人員。他們是專程從深圳趕來此處招工的，有關報道吸引了他們。“能來到這裡的孩子，是能吃苦的，將來在工作中也是。”其中一位人士說，“我們相信他們會珍惜來之不易的工作。”
或許，大學生走進救助站，是一個“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