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記者是新聞事實的忠實記錄者，是社會的批判者。美國報業巨頭普利策則認為，“社會是航行在大海上的一艘大船，記者就是那船頭的瞭望者。”記錄者、批判者、瞭望者，這些都是社會對記者職業角色的定位，然而，記者不是按照某個既定程式精確執行的機器人，要他記錄他就記錄，要他瞭望他就瞭望，他首先是有著七情六慾的人。所以，首先需要建立一種科學的、完善的體制，促使最廣大新聞從業人員能正確、主動、積極地履行自己的神聖使命。記者關注社會，而我們其實也應該關注記者自身所處的工作環境、體制環境。 如今，媒體競爭日趨激烈，地市級電視臺和市場化的都市報尤其如此。讀者或者觀眾感受到的可能只是報刊價格大戰、電視收視大戰，看到的可能只是頻繁的節目欄目改版、扎堆的新聞現場拼搶，而對媒體從業人員來說，競爭的激烈，卻是體現在每一篇稿件的分數高低、每一個月工作量的多少上。近年來，不少新聞媒體為了在激烈的.新聞資源大戰中求生存、謀發展，紛紛推出“末位淘汰制”，此項制度的“關鍵句”是，凡在月度考核排名中連續兩個月或斷續三個月位列倒數後三名的，視為不能勝任工作，一律淘汰出局。因而有人戲稱，現在是“鐵打的媒體，流水的記者”，記者換新面孔的頻率之高、速度之快，僅次於搞傳銷和賣保險的。 顯然，“末位淘汰制”有利於激發一線記者的動力，提高採編隊伍的活力。然而，這種考核制度又是反合作的。以電視媒體為例，一篇稿件的播出，至少需要文字記者、攝像記者的合作，記者的能力有大有小，現在的考核辦法顯然倡導的是“強強聯合”，一個強的文字（攝像）記者，如果與弱的攝像（文字）記者搭檔，他的工作量必然不容易上得去，必然驅使他要在日常的採訪活動中，作出明智的規避。那麼，強的可能會越來越強，而弱的可能會越來越弱。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是正常的現象，而在一個健康的、可持續發展的集體，集體主義、合作精神應當得到張揚，每一個個體（特別是相對的弱者）的素質，應當有程度不同的提高。必要的考核是應該的，倘若在考評之下，記者人人自危，這種考評就值得質疑了。 媒體現行的考核制度，還是默許乃至倡導浮躁的。因為考核更多關注的是“量”：多長時間或多大篇幅、多少篇、多少分；對具體稿件的採編難度、精彩程度，未有足夠的體現。在這種考核制度下，湧現出的多是“易碎品”，不可能產生多少深度的、平衡的、連續的、有影響力的名篇佳作。像中央電視臺記者跟蹤拍攝陳餡月餅的新聞，歷時一年（當然，不是所有記者都有能力承擔重大選題），如果有月度考核的壓力，記者一般是不會選擇這種費時、吃力、不多掙工分的題材。嚴格地考核起來，他不是要幾個月喝西北風嗎？而一旦幾個月不出活兒或排名倒數，他面臨的可能是走人的下場。
親耳聽說過一個全國知名的管理先進單位，每年的工作實績考核，都要考出一兩個抑鬱症患者。從管理的角度，可能嚴格到位了，但其結果是正常的嗎？管理的人性化應當體現在對所有被管理者自身素質的提高上，不是簡單的勝出或淘汰。 當然了，許多都市媒體所以假新聞不斷，也正是源於這種過於巨大的壓力。不少記者為完成考核，不得不到網上copy，不得不靠編造由頭，急於完成任務而忽略了新聞最重要的品質——真實，巨大的壓力導致記者新聞操作中“技術變形”。 社會的發展，離不開競爭。競爭有序，有賴於科學的制度、規範的管理。我以為，管理首先要“管”在“理”上，應當激發活力、鼓勵合作，應當儘可能地寬容失敗，而不是“製造失敗”。當新聞從業人員在發稿量、發行量、收視率、點選率連環考核中淪為“弱者”，甚至是抑鬱症患者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正視記者們生存與發展的體制環境了！一個壓力重重的新聞從業人員，我們能期望他以什麼樣的心情和視角去關注這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