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考研到考研英語面試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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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考研時間越來越珍貴,臨場壓力越來越大,因此,我的三個主題都沒有超過三分鐘;並且,我的第一個主題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從我的失敗和挫折中,找到釋放自身壓力的理由,將考研之前的應試心理調節到進退自如的地步。現將我的親身考研經歷補充如下,希望大家也能夠同時分享考研成功之後的樂觀心情。

從考研到考研英語面試考官

第一,兩次失敗先就業。視訊中提到的兩次失敗都是上個世紀的故事。90年代初期,考研並沒有現在競爭得這樣激烈,當初的錄取比例大概是1/1.2-2的樣子。我從90年考入山東理工大學(原山東工程學院)的時候就在準備考研,大三就想衝刺一下,可是,最後因為沒有大四的成績教務處不給開證明而無法報考,因此第一次就沒有考成。第二年,由於擔任學生會主席等職務,朦朧的從政思想好像逐漸佔據了上峰,加上期末考試壓力挺大(那時不會專門照顧考研的同學),就在考研報名的前一夜鬥爭了一個晚上,最後還是放棄了報名。雖然在學術追求上有所遺憾,但是,那時全國的經濟狀況都比較好,沒有任何的就業壓力,絕大多數同學都選擇了效益較好的企業,而我最後則選擇了留校作輔導員工作。第二,改換專業解困惑。從本科生到碩士、博士,我一共換了三個專業。我是從農村出來的,知道農村缺少機械動力,因此,本科生就選擇了機械設計與製造專業,希望自己就像諸葛亮當年設計製造“流牛木馬”一樣,使農村中的一切運輸和田間勞作都可以機械化,以減輕父老鄉親的各種艱苦勞動。94年畢業那年,我的思想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那一年,中國開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上半年,我在做畢業設計的過程中,參觀了中國的許多工廠,發現所有工廠中最先進的機械裝備幾乎沒有國產的,而且進口的價格都非常得昂貴。比如,車輛檢測裝置,山東省共有三套車輛檢測系統,政府部門的兩套裝置都是花費100多萬美元從國外進口的;而我們汽車系的那套裝置則完全由我校汽車專業、機械專業、計算機專業和電氣專業的五位老師,全部採用國產元件經過五年研製而成,成本不到100萬人民幣,其效果完全到達國家標準。既然市場經濟要考慮節約成本,那麼,為什麼在有技術和加工條件的情況下,我們國家不首先採用自己研製的'成果呢?我在留校當輔導員期間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而這顯然不是機械專業本身能夠解決的問題,也不是經濟學能夠解決的問題,而且也不是政治學能夠解決的問題。我開始關注指導我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最根本的國家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哲學,我希望馬克思哲學能夠解決我心中的困惑。恰巧98年得知,教育部在中國人民大學馬列學院開設有兩課教師在職研究生班,而且山東理工大學規定輔導員只能報考同類專業,我因此就沒有經過當時全國研究生的統一考試而走了一條考研的捷徑。當然,我的考研也不是沒有難度,因為我的競爭對手都是來自全國各高校科班出身的兩課教師,他們的高中和大學都是文科出身,而我從高中開始學的就是理工科。在人大讀研期間,我在國家意識形態領域中基本上解決自己的思想和理論困惑,並使自己的人文視野從國內擴充套件到美英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總結英國首相布萊爾領導英國工黨重新獲得執政地位的碩士論文《英國工黨的第三條道路理論》就是視野拓寬之後的第一個人文成果。其後,我的論文《第三條道路理論的全球化治理理論》被刊登在國家核心期刊《教學與研究》2001年第5期。讀研其間有幸參加了中國人民大學組織的考研政治閱卷工作,並寫了一篇《閱卷歸來話考研》的文章刊登在《山東理工大學校報》上。在人大讀研期間,我學會了從全球化的角度來思考中國的現實問題。因此,2001年考上博士之後,我選擇已開發國家已經經歷過並且中國正在經歷的生態環境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以歐美的生態社會主義和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為中國解決現實和未來社會中的生態環境問題提供一種哲學上的思考和理論選擇。相關理論成果被《新華文摘》和《人大影印資料》全文轉載,並參與和主持多項國家級課題。第三,咬緊牙關不放棄。我們的考研英語比全國統考英語較為簡單,我忘記了具體多少分,好像考了90分左右的樣子。記得最清楚的是博士英語考試,我的臨場經歷也許對大家更有借鑑意義。人大考博的第一天就考外語,上午考聽力,下午考筆試。由於我的身份證是高中時辦的,上面的照片與考博時的樣子很不一樣,上午聽力考試時間很短,監考老師發現問題但卻沒有來得及審查。下午,監考的老師和領導都不讓我進考場。我硬衝進考場然後又被四名保安押送出來,最後,在我警告考場的最高負責人要負法律責任的情況下,他們才不得不讓我繼續考試,但卻讓兩位保安始終站在我的旁邊。我根本就沒有時間做題,最後就連我已經做完的那些答案都沒有時間塗完。考完之後,我又被他們押送到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處,他們早已經將我的檔案調出,逐項讓我回答問題,就連我師母叫什麼名字都要問,我那時怎麼能夠知道我師母叫什麼呢?結果,審問了我兩個小時之後,最後根據我照片中額頭上的一個不明顯的痣才讓我回去,並讓我考完之後回山東戶籍所在地開證明,否則就怎麼怎麼著。當天晚上我幾乎沒有睡覺,後面的考試就真的不想考了,可第二天早上迷迷糊糊不知不覺又走到考場,於是就鼓勵自己說:就當作練兵把程式走完吧。結果,就這麼一堅持,我專業課考了全系第一,英語半個多小時考了58分。幸運的是:那年人大博士的英語錄取分數線是35分!第四,苦盡甘來做考官。考研的同學最關心的還是如何應對英語面試的問題。在2002年,也就是讀博二的時候,我參與了一次英語面試全過程,在人大作過一次英語面試考官。我導師是英國劍橋的博士,他負責組織這次英語面試,就讓我和其他老師根據專業分別設計十個英語題目,然後他再最後彙總。考官經驗就有一句話:英語面試的時候,大家一定要記住,考官絕對不會為難考生,我們儘量會根據考生的實際英語水平,通過各種暗示或者提示,讓大家能夠表達一些東西,從而得到一個較好的分數。那次面試最令我驚訝的有兩件事情:第一,兩位大學英語教師竟然無法用英語回答簡單的專業問題,顯然他們太過於緊張,並且對專業知識太不熟悉。第二,有三位同學竟然當著那麼多老師的面第一句話就說:“劉老師,我去年夏天在某某地方聽過您的詞彙課”。唉,我首先因為他們能夠考進中國人民大學而為他們同時也為自己而感到高興;其次,也感覺中國人竟然這麼單純,這麼可愛,因為,在考場中說這句話其實並不能夠為考生帶來任何正面效果。最後,這五個人當中,有四位都已經成為我的師弟和師妹,至今他們還把我當老師。當然,英語面試考官也不是誰都可以當的。在山東理工大學外語學院工作期間,我曾經擔任mba的英語教師,並與外教kirsty一起承擔一項英語詞彙研究課題。科研成果被《山東理工大學校報》以《十天突破20000gre詞彙》為題進行了連載,我在圖書館報告廳的講課也被錄製影像資料,每週末重複播放。在作關於英國工黨主題的碩士論文期間,因為要與老外交流,因此通過學術意義上的英語交流(而不是日常交流)進一步提出了“音形義造詞法”理論。同時,在中國人民大學校園內舉行的各種輔導班輔導英語詞彙。讀博二的時候,也就是2002年,《中國青年報》刊登了《跟劉仁博士造單詞》的專訪,隨後中國宇航出版社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都出版我的《跟劉仁博士造單詞》詞彙叢書。1998年至2004年,我在北京高校以及全國部分省會城市高校進行巡迴講座,各種大眾媒體都相繼進行了宣傳和報道。2004年7月,我通過英語筆試和麵試而進入中央某直屬翻譯和研究單位。2006年,我的譯著和研究成果《馬克思的生態學》由高教出版社出版。祝大家心情愉快,馬到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