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都經常寫日誌吧，日誌是記錄自己收穫和感悟。日誌寫什麼內容才新穎、豐富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職場日誌：一個北漂這的自述，供大家參考借鑑，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大家從不同的地方來到北京，試圖從1號線上找到一個入口，把自己嵌入這個城市，在這裡安頓自己的人生。
長安街在上，一號線在下。上面8條車道，燈火通明，橫貫北京東西，是世界上最長、最寬的街道。而地下則以3分鐘一班的車次，45年不變的路線，每天穿過31.04公里，把約150萬人運到23站點，那相當於北京常住人口總量的1/13。
從東單向東，一路出建國門，過永安裡，至國貿CBD商區，寫字樓越來越多，世人眼中的精英沿長安街沿線一路向東聚集。樓越來越高，地價、房租也一路飆升，那代表著名望、財富、位置。
而西單以西，出復興門，入木樨地，一路西行，由商轉政：過了繁華的金融街，進入財政部和計委所在地，接著就是首都博物館、中科院，一路下去，濃濃的府院氣息。
再往西又一番氣象。文氣漸弱，兵氣漸濃，八寶山是有名的革命公墓，至於公主墳、萬壽路一帶，則是全國軍事中心，軍政司令部所在地了。
一號線展開，就是這個城市的生活層級，站點本身似乎帶上了某種隱喻，成了某個階層、某種生活的入口。
人們從不同地方來到北京，抱著不同的目的，通過不同路徑，以不一樣的代價，扎進1號線，投入各自的北京生活。
28歲的李徵(化名)漸漸開始對自己在京打拼的意義感到困惑。
四惠東
每天，李徵(化名)從出租房走到四惠東坐1號線，從起點經11站到西單，再轉4號線坐12站，一個半小時到達上班地。回程再一個半小時，經23站。
當李徵拎著小公文包，鎖著眉頭急匆匆從寫字樓裡走出來的時候，他的狀態有點兒遊離，那樣子看似溫吞卻又煩躁，整個人充滿了矛盾。
這個地道的山東漢子今年才28歲，卻已經有點兒滄桑了。父母種地，一個男孩就這麼考到了北京。人雖然出來了，面臨著這個大城市的一切新鮮東西，可一套價值觀還留在玉米地那裡。
眼下他正跟“麼麼噠”較勁。他剛從體制內的公務員跳出來，在一家企業上班，負責微信平臺，他指著那介面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真的不適應，“這不是矯情嗎?”他激昂地說，“話不好好說，幹嗎要用‘親’‘麼麼噠’?‘冰淇淋’不叫冰淇淋，幹嗎要叫‘甜品'?”
他皺著眉頭跟記者討論，似乎那是關乎體面的大事。“我喜歡嚴肅一點的東西。”他指的嚴肅是那種人民日報體，或者幾個學者來講課或交流，探討一些哲學、文學、藝術類的問題。
可他必須學習“麼麼噠”的用法，非常努力地造出“博雅塔，麼麼噠，我來了”的句子。說的時候他很嫌惡，就像每一個字都要花他錢似的。
一旦工作本身讓他沒了興趣，上班就變成了一件需要忍耐的事情。上班從一出門開始就是一段艱難的旅程。作為1號線始發站，四惠東在2000年通車，1號線東側始發站第一次從西單東延到了東四環外，這也是1號線最近一次的擴延。一條線從此穿起了朝陽、東城、西城、海淀、石景山五個區。又因這一站靠近立交橋，客運、地鐵、公交方面都是重要的交通樞紐，這裡的日客流量超過20萬次。
此前很長時間，四惠東近北京郊區，多是小商品市場，檔次、服務效率都不高，住在這裡的也是小商販、打工者、底層務工人員。可1號線一路向東，加上CBD東擴，四惠及四惠東有了新的價值。這個西起大北窯，東至高碑店文化園的地帶，搭乘地鐵至國貿縮短到了20分鐘以內，它因輻射CBD商務圈、與國貿距離最近、而房租又能被普通小白領承受，很快成了的那些寫字樓裡白領的首選，這一帶房子開始炙手可熱。
每天，大批住在通州、燕郊的小白領在這裡換乘。在天橋下排隊30分鐘等地鐵，五六趟過去仍擠不上去車是完全正常的。在哪個門口，跟哪群人一起上也大有講究，最好能選中一個強大的人流，順勢被推上去，這個地鐵口流行一句話：“選好團隊比個人努力更重要。”
李徵也不例外。每天，他要拿出3個小時，上車，換乘，一路西進北上，周而復始，那感覺就像每天都比別人少活了3個小時似的，每天像圓形籠子裡的倉鼠一樣一直迴圈地跑，上班是為了下班，下班為了睡覺，睡覺為了第二天再上班。
時至今日，他仍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在體制內不行，現在到了體制外也不行;老家那一套不行，大城市這一套也不適應。他在兩套標準裡出出進進，左搖右擺，把自己的生活過得很糾結。
當初進體制，有多少是自己的意願，多少是為了滿足老家那邊對他“出人頭地”的期待，他已經分不清了。2009年從煙臺大學畢業，又考上人大專業碩士，對一個農村孩子來說，這是不錯的成績了。初來京時，他頗有幾分躊躇滿志，一心想取得一個父老鄉親所認同的位置。那渠道很清晰：拿戶口，進體制，熬兩三年，做上副主任、主任，攢錢買房，結婚生子，逢年過節衣錦還鄉。
剛進體制的時候，他和所有年輕人一樣，以為自己可以改變或影響什麼。“我想把大家的心氣兒都捋順了。”為這，他專門做了一個單位內部微信公號，每天推送員工事蹟，單位故事。這是分外工作，本以為是錦上添花的事，卻被老闆找去談話：“小李啊，你要在這個微信公號上制定一個規矩，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這個宣傳口徑要把握好。”
李徵蒙了，怎麼解釋領導就是聽不進。
再就是一遍一遍地開會，學焦裕祿，學到晚上10點再討論兩小時，領導帶頭表示：焦裕祿是我的神。
輪到他發言時，他大著膽子說出真話：“焦裕祿死了二三十年，蘭考還是一個貧困縣，我覺得當幹部沒必要成公僕，辦事兒就行，我給你服務，你用納稅來滋養我，把這個互相服務的關係搞好。不然累死也是無效的。”
一句話惹毛了領導。那時他已經動了離開體制的念頭。這只是最後一根稻草而已，更根本的原因是他看不到升職的希望，之前幹得熱心，以為可以提幹，卻沒了希望，原來的下級做了他的領導。這下級之前來北京開會，叫他李總，給他倒酒，現在反過來叫他“小李”，酒也輪到他倒了。
離開體制那天，他坐到領導辦公室裡，“我想走。”領導一驚，“小李啊，我們這麼培養你，你作為一個黨員幹部，你怎麼能……”“領導”，李徵打斷他，“我只是一個黨員，我不是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