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實踐能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立業觀，適應市場，順利就業。本站小編為大家蒐集了一篇“新聞專業實習生富士康調查實習報告範文”，供大家參考借鑑，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一次在和曹騎士(曹筠武老師)、嘉欣吃麵的時候，聊起了各自的大學。嘉欣說去過武漢大學，那天看到的都是垃圾。我很不服氣地反駁道她一定是走錯了，或者至少是看錯。幾番爭論下來，雙方貌似也都沒什麼辦法說服對方。最後都被曹騎士嘲笑說：“真的還是小孩子，都說自己學校好”。其實說自己學校好的不光是小孩子，這樣的小孩子長大了也還是要說自己學校好的。因為我們在這裡成長，這生活過的一草一木便是最親切的。
當時我就想說，現在不允許別人說自己學校壞話的人，將來走出去理所當然也會說南周是個好地方。成長身體的地方是哺育之所，塑造靈魂的地方則是神聖之地。
南方週末是我心目中的聖地。並不是因為她有多麼強大的力量，恰恰相反，她經常背離我們的期許——很無力，就像《生於1984》裡說的，有時候只是證明著“我們相互關注著，我們沒有被拋棄”，而卻難以改變任何東西。但越是無力，這狀態便彌足珍貴。我們時常哀其不幸，恨不得她真的有通天的能量，可以說出自己所有想說的話;我們有時也怒其不爭，對於追求理想的人們，眼下的情況，似乎總不那麼理想。追求理想的人就是這樣，背起行囊走在路上便是他們的全部生活，能夠達到的應許之地或許就不成其為應許之地，因為停下了腳步，理想便隨之而終。海鵬老師說，我們不能永遠年輕熱淚盈眶，但永遠對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懷有鄉愁。
富士康的一個月，帶給我如此之多的成長，我從未想到，我的文章可以讓老師夜不能寐，幾欲淚流。那些轉變與思考之前已有提及，在此不再贅述。之前我會寫擦鞋稿，會寫學生稿，也會寫自己文青式的小怨念，而一旦想到要為這張報紙工作，並把它們印成鉛字，所有的沉積便都來自編輯部裡那一份份或油墨香未散或泛黃的紙張裡。從01年的南週一直讀到當下，她的啟示很簡單，做一個忠實的記錄者，並不放棄對一個美好世界的希望，以達致“他日有人要來知道中國的歷史，定要來翻檢我們的報紙”。有時候堅持這些令人極為痛苦，可是一個曾在南周實習的師姐告訴我說，除了真誠和善良，她不知道還可以怎樣走下去。
富士康之後的一次評報會上，老實說我完全懵在了大家的掌聲中，就像一個凡人闖入了奧林匹斯山，言不能自已。坐在編輯部裡，除了能經常吃到罰款買來的零食之外，還能聽到諸神之激烈爭辯，作為一個凡人，誠榮幸之至。
廣州大道中289號，在這棟老舊的高樓裡幾乎可以看到當今中國傳媒的所有形態：市場化前沿的黨報，全國性擴張的都市報，高階化經營的週刊，信奉專業主義的財經雜誌……還有一份週報，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奇蹟，南方週末。從“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到“在這裡，讀懂中國”，在這個連章魚保羅也無法準確預知的全世界最複雜的媒體環境中，她有所堅持。她的樓頂上有一個不算很奢華的紅色燈箱，但是每到黑暗降臨時，它格外明亮。
亨利·魯斯的教堂在近70年間櫛風沐雨，傳到中國，顯然已變了模樣。可毋庸置疑的是那仍是一所教堂，守衛她的人們拾起哪怕一瓦一礫，構建他們心中的圖景。
南周所告訴我的是，大教堂，她塌不了。謝謝，就像你們知道的那樣，許多人僅僅缺少一個堅持的理由。
灞橋折柳，終有一別。後會有期。
回望“富士康”：一個“臥底”的“自白書”
此前各媒體已經披露了不少關於富士康撲朔迷離的“內幕”，但連續自殺這個極端的.死亡方式仍舊在邏輯與情感上都讓人難以接受。於是編輯部決定派遣記者，以打工者的身份親歷富士康，還原真相。出於年齡上的考量，我有幸成為了最終人選。
去往富士康之前，我從未想過 “潛伏”、“富士康”這兩個關鍵詞會成為我的準記者生涯裡的第一次巨大挑戰，可能面對的一切或許都是未知的。然而未知，卻成了讓我前行的最大動力。這次特殊的調查，從4月10日晚踏上前往深圳的列車開始。
從偏見到細節
進入之前，我與幾個在廠內工作了很長時間的老鄉取得了聯絡。他們的回答讓我有些詫異，之前媒體上很多的所謂“黑幕”，他們確有聽說，但是涉及層面似乎並不那麼廣。例如保安打人，門禁嚴格，稽查苛刻，他們甚至都有自己的一套“化解方法”，就像是在學校裡逃避老師的管理一樣，學生們總能各顯神通。那麼這樣一個廠區，何以自殺頻發?所以進入前，我最大的擔憂並不在於會面臨多少未知的危險，而是如果廠區裡一切正常，根本發現不了什麼問題，即便有問題，也只侷限在一個很輕的程度與很小的範圍內，難以由此為因，匯出自殺之果，那麼這篇調查要何以為繼。但是與兩位老師的討論讓我暫時擱置了這種疑慮，因為這種極端結果的接連發生，由結果來看，是不可能沒有原因的，背後必然有某種制度或文化上的原因。我的想象或許還是過於單純了，進去之後只需完整客觀地反映全部細節即可。
經過7個多小時的排隊，一整天的體檢，崗前的教育、分發，我隨那一批的3500多人一道，最終順利進入富士康開始工作。前三天的工作甚至讓我覺得太過輕鬆：沒有什麼活幹，新人不讓加班，工友彼此之間也還不太熟悉，採訪任務也不急於開始。這樣節奏的生活，與調查自殺兩件事，彷彿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塊兒。我進入之前最擔心的事已然發生了。此時我的“日記”便帶上了明顯的“有色眼鏡”，試圖把每種現象每個細節下一個結論，試圖把員工們的生活狀態往壓力過大、沒有自由、管理制度有問題等等方向上靠，那段時間甚至只要從員工嘴裡說出“壓力”兩個字，都能讓我變得無比興奮，我會立即記錄下來。我總覺得在一步一步接近答案。但事實上，真相這個時候卻在遠離。
第一次以“臥底”記者身份與楊繼斌老師碰頭是正式工作的第一個週末。一個酒店十幾層上的咖啡廳，大致說了說工廠裡的基本情況，然後望著高樓大廈胡發了一通感慨，很興奮於自己又暫時回到了真實的身份。關於選題，當時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楊老師問到“你覺得這個題是語文題還是數學題”，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語文題”，也許是因為我還並沒有做“揭黑”之類調查的經驗，也許是因為對於環境的一種直覺，我總覺得這一週我看到的東西，即便是戴著“有色眼鏡”往那幾個能逼死人的方向上靠，也顯得牽強無力。但楊老師提示我這應該是“數學題”，一環一環的故事與細節最終要匯出自殺的結果，報道才能成形。如果不能建立這樣的邏輯關係，那麼這篇調查就是失敗的。當然，一切還在進行中，選題的變化還要看進一步的材料積累，“你也別抱太大希望”。我的作用只是忠實地做好一臺攝像機，與一臺文字輸出機，“有色眼鏡”必須摘下。
既是一臺攝像機，那就不必想太多啦，取景器裡是什麼景色，帶子上寫入什麼內容，關你這機器什麼事呢?恩，這樣反倒也輕鬆自然，每日保持“電力”就好。
這之後的文字已經發生了完全的改觀。每晚發回的文字已經客觀真實，我動用身體上的一切感覺器官，我只求細緻與鮮活，而更少或者根本不去考慮調查的結論。工友們開心、幽默、青春、時尚，我也都一一記錄下，甚至有時候篇幅比他們的焦慮、無奈更長。這樣的記錄讓我很安心，因為我只需與看到的真相、感受到的情緒站在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