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追求娛樂的天性變得異常突出，甚至“娛樂至死”時，這不是網路帶來的，更不是“網紅”帶來的，而是社會失範在網際網路相關領域上的反映罷了。
“網紅”是網際網路普及以來的一種自然現象，但公眾對網紅的追捧本身並不是新事物，從眾心理和投射心理本來就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
網紅髮展演變的時間節點與兩個關鍵要素有關。其一是網路媒體自身的發展演變——從論壇到部落格，到微博，再到微信，每一次網路媒體的技術進步都會改變網路傳播的生態，從而以不同的方式，造就不同的“網紅”。
其二是網路監管，網路傳播具有平行、分佈、即時的特點，無法建立起傳統媒體那樣的“守門人”機制，只能在摸索中逐漸積累其監管的途徑、技術和手段。這就使得每一次傳播技術的進步都會帶來一段時間的“繁榮期”，這個節奏和週期也會影響到“網紅”的起伏演變。
從我個人的印象和經驗來看，朱海軍、芙蓉姐姐、羅玉鳳、和菜頭、papi醬，他們代表了這個時代的某些側面，或者根本就是這個時代的例證。
首先要說到史前“網紅”——大約16年前，中青論壇的“朱海軍”應該是網路媒體時代的第一個標本。他的網際網路論戰者的存在方式，以及後來的意外猝死，標誌著網際網路已經開始成為一種舉足重輕的生存和傳播方式。
之後是芙蓉姐姐，她是網際網路從精英的小圈子發展成大眾廣場以來的第一個“網紅”。值得一提的是“和菜頭”，他恐怕是16年來罕見的長壽“網紅”。無論是“和菜頭”身份的轉變，還是思想的嬗變，堪稱中國大陸網際網路從曾經的理想主義到如今犬儒主義的見證。在這之後，“網紅”所能影響的範圍就縮小到娛樂八卦和雞毛蒜皮。
如果說此前的“網紅”是野生的“網紅”，那papi醬無疑是資本加持的養殖“網紅”，這標誌著商業資本對“網紅”現象的自覺和侵入。以上這幾個刻度可以大致勾勒出16年來中國“網紅”的進化史。
當下的“網紅”有別於其他時代的紅人，這包含兩個方面：
一是伴隨網際網路時代而來的訊息過載、放大的從眾效應以及噪音溢位。人們每天要面對數量超過其自身處理能力的訊息，因此，他們更可能採取追隨他人的方式來甄別和揀選有效訊息，這就造成遠比傳統時代更為顯著和突出的聚合效應。通俗地講，“網紅”會比大眾媒體時代的“紅人”吸引更大比例的注意力，也就是“網紅更紅”。
同時，網際網路時代徹底顛覆了傳統的資訊傳播途徑和模式。在傳統的大眾媒體時代，“意見領袖會成為資訊傳播的重要節點，他們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了受眾的態度。而在網路媒體時代，所有網民都能平行且平等地發出資訊、獲得資訊，這就意味著噪音蓋過有效訊息，造成所謂的“噪音溢位”。
大眾媒體時代的“紅人”，其產生、傳播和發展是可控可規劃的，至少是可以引導或者主導的，但網路媒體時代“網紅”的產生、傳播和發展呈現出不可控、難規劃，甚至難以引導，遑論主導，也就是“網紅難控”。
另一個方面是網路監管。在嚴格監管的網路情境下，未來能夠容納“網紅”存活且發展的社會領域基本上集中在娛樂、八卦等領域，也即“網紅更爛”。現時代的“網紅”，以及追捧網紅的現象，反映出社會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嚴重的反智傾向。
雖然前些年的“網紅”們也難免良莠不齊，但其中總會包含一些積極、理性和理想主義的訴求。近年來，儘管“網紅”們的表現形式更加紛呈，但無論精神內涵、影響力、議題以及主張等方面卻越發乏善可陳。除了娛樂宣洩型的“網紅”，堅持傳播真知灼見的人，很少成了“網紅”。
“網紅經濟”的核心其實就是所謂的“注意力”。至於“網紅經濟”的精神價值，從前面概括的“網紅更紅”“網紅難控”“網紅更爛”三個關鍵詞已經可見一斑。須知，追求娛樂是人類的天性，任何時代、任何社會概莫能外。但是，人類除了追求娛樂，還有追求理想、追求真理、追求權利、追求公正公平等天性。
當追求娛樂的天性變得異常突出，甚至“娛樂至死”時，這不是網路帶來的，更不是“網紅”帶來的，而是社會失範在網際網路相關領域上的反映罷了。至於一些學者拿美國研究者提出的“娛樂至死”等理論和觀點來分析和看待中國社會，在我看來有點杞人憂天了。目前我們得想方設法治病要緊，而不是跟著美國人擔心吃多了高熱量會導致肥胖。
沒有任何人可以回答未來我們會走向哪裡。“網紅”是網際網路普及並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現象，“網紅”的問題也是社會病的反映，而不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