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１４ 歲以後, 我即形成自己的人生思想, 胸中自有一個價值標準, 時時用以評判一切人和一切事．這就是凡事看他於人於社會有沒有好處及好處之大小．假使於群於己都沒有好處, 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反之, 若於群於己都有頂大好處, 便是天下第一等之事．以此衡量一切並解釋一切, 似乎無往而不通．若一時對一事思之不通, 千難萬阻, 也要輾轉求得解答, 以自圓其說．一旦豁然開朗, 有所獲得, 便不禁手舞足蹈, 顧盼自喜．此時西洋之｀功利主義＇、｀最大多數幸福主義＇、｀實用主義＇、｀工具主義＇等等我雖尚無所謂, 但思想算是不期而遇, 恰與西洋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這思想, 顯然是受我父親的啟發．先父雖讀儒書, 服膺孔孟, 實際上其思想和為人乃有極像墨家之處．他認為中國之貧弱全為念書人專務虛文, 與事實隔得太遠之所致．因此, 平素最看不起作詩詞、作文章的`人, 而以｀務實＇二字為討論任何問題之一貫主張．務實之｀實＇, 自然不免要以｀實用＇、｀實利＇為其主要涵義．而專講實用、實利之結果, 當然流歸到墨家思想．不論大事小事, 這種思想在他一言一動之間到對外流露貫徹, 大大影響到我, 是不待言的．
無論是在人生問題或中國問題上, 我當時都有充分的自學資料．我擁有梁任公先生主編的《新民叢報》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的６ 巨冊和他編的《新小說》 (月刊) 全年一巨冊 (以上約共五六百萬言) , 這都是從日本傳遞進來的．還有其他從日本傳遞進來或在上海出版的書報甚多．此為１９０７ 年左右之事．稍後 (１９１０ 年) 更有立憲派之《國風報》 (半月刊或月刊, 在日本刊印) , 革命派上海之《民立報》 (日報) 都能按期收閱．——這些都是當時內地一個普通中學生難以具有的豐富資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