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好記者講述各行各業中的感人故事，以下是本站小編蒐集的聽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歡迎閱讀。
聽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一
很多人都喜歡西藏，那裡的天離我們很近，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得到，那裡孩子清澈明亮的眼睛讓人感動，他們擁有蔚藍的天空和燦爛的陽光。
但有個孩子告訴我，他最討厭拉薩的太陽。他說，他眼睛裡的西藏“天是灰色的、樹是黑色的”。他指著遠處的布達拉宮說，“那只是一個輪廓”。他叫多吉，是2015年我在布達拉宮廣場上偶遇的一個少年。他的眼睛渾濁，患有嚴重的白內障，今年只有16歲。分別時我把太陽鏡送給了他。
那次西藏之行，緣起於一位名叫靜靜的聽眾的來信。信中她提到了一個有“絕活兒”的小姑娘達瓦——她可以閉著眼睛燒水做飯。為什麼要學這種危險的“絕活”？用達瓦媽媽的話說，以後孩子的眼睛可能會不太好。這個“不太好”就是患有白內障，這是西藏牧區普遍的病。
於是，我們踏上去往西藏的路。與以往不同，這次與我同行的還有醫生。抵達西藏後，我們兵分兩路，一組去走訪當地醫院，另一組尋找信中的小女孩達瓦。
驅車8個小時，我們抵達了那曲。陽光下，小達瓦總是皺著眉頭，眯著雙眼。她的家大部分活兒都由母親獨自承擔，因為爸爸和哥哥都患有眼病。
我問達瓦：“現在媽媽還讓你們練習閉著眼睛做事嗎？”她很認真地點頭，得意地說：“早就學會了，從門口到桌子6步，從桌子到廚房11步……”一邊說著，一邊跑去廚房，抱了一個熱水瓶出來。在桌子前，小達瓦閉著眼睛，熟練地搖晃熱水瓶。她的小手像長了眼睛一樣，準確地拿起桌上的一個茶杯，開始往裡邊倒茶。我不敢貿然打斷她，怕驚著她，燙了手。從她那雙不知道被燙過多少次的小手裡接過滾燙的酥油茶，我難以嚥下。
但達瓦的媽媽好像對這些已經習以為常。她說，讓孩子練習閉眼乾活，是怕有一天會像爸爸和哥哥一樣看不清東西，影響生活。
母親的話和那杯熱茶都很燙，燙到了我的心。難道這裡的孩子們註定只能默默接受這種命運嗎？我真的不想看到有一天達瓦會變成看不清布達拉宮的多吉！
那些天，我們走訪了很多家庭、學校和醫院，孩子們的眼病情況比我預想的還要糟，因白內障致盲的現象很普遍。
西藏衛生部門提供的資料顯示：西藏白內障發病率為14.6%，比內陸地區高出了將近60%，僅西藏就有近80萬的孩子面臨眼病威脅。
回到北京後，我們協調醫院等各方資源，商討調研救治方案。2015年6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聯合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北京兒童醫院等多家單位發起了“愛目行動”。截至今年8月，14個月的時間，我們去了西藏、青海、雲南、貴州等6個高海拔地區，對5000多名孩子進行眼科義診；《海陽現場秀》的聽眾捐款數百萬元，累計捐贈12180個“兒童視力保護包”。從今年開始，我們陸續把那些患有嚴重眼病的孩子接到北京進行手術治療。
有人問我做這件事有什麼意義？我想，看到孩子清澈的眼睛就是意義，看見他們能在該體會快樂的年齡體會到快樂就是意義。還有什麼能比還高原孩子們一雙清澈明亮的眼睛有意義的事情呢？當多吉們夢想實現的時候，也會讓我們更加熱愛生活。
愛要讓你看見！
聽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二
這個季節不會春暖花開，但我卻想面向大海，因為記者夢我做得太長久了，腳下堅實的土地已給了我力量。
曾經我是一名教師，想著傳道授業解惑，與學生為友，但夜深之時，總感覺有種未曾有過的力量催促自己去改變、去嘗試。正是這種力量支撐著我在繁重的教學之後，每晚與孤燈相伴，在本科畢業多年之後，我坐進了嚮往已久的復旦課堂裡。早已不再年輕的我為了練好口語，將小石子放進嘴裡，所以當我在烏鎮用流利的英語採訪外國遊客時，我知道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就如當初很多人不解地問我：當一名教師不是很好嗎?放棄一切重頭開始值得嗎?如今依舊有很多人問我：放棄上海的一切，回到這裡，會後悔嗎?我只想說，對家庭我有太多的愧疚，我需要做一些補償;對事業，我有足夠的信心，在xx晚報這個全新的平臺上，找到自己紮實的立足點。
喜歡做一名記者，只因為對於記者而言，每一天、每一刻都是嶄新的。每天一睜開眼，我想著：哦，又是一天，一個未知的一天，這一天我又像往常一樣出門，找選題、想角度、做採訪、寫文章，這其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有可能中斷、都有不可預料的情況出現，我必須時時打起精神來應對、解決，也許辛苦就在這裡，挑戰、誘惑也在這裡。當一天結束時，我會回想著對自己說：還行，這一天我把不可能的採訪完成了，我為報道找了一個很好的角度。發現自己對苦難還會感動，對不平還會憤慨，對英雄還會敬佩。每天都會有新的挑戰出現，每天出門都有無數的未知等著我，只有做一名記者，才會讓我永遠與麻木無關，永遠與年輕相鄰。我希望當一切結束時，我也能對自己說：還行，我在記者這個行當裡幹得不錯，我寫過的幾篇報道至今還有人記起。
喜歡做一名記者，只因為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在這個媒體年代裡，資訊已變得觸手可及，我們已不再僅僅是資訊的採集者，這早已不是我們的第一要責，我們都應該是理想主義者，有理想者，才能先行一步。在這個媒體年代裡，地球村早已來到我們的身邊，我們關注著巴以衝突，談論著禽流感，比較著卡米拉與戴安娜的風度，卻常常忽視腳下的土地、身邊的民眾，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只有藉助於媒體的力量，才能將他們的聲音放大，用我們手中的話語權傳遞他們的聲音，是我們共同的理想。所以，我從xx早報來到了xx晚報。在早報做財經新聞的時候，可以每次出入的是星級酒店，採訪的物件不是有錢的，就是有權的，卻發現感動已離我越來越遠。回到這片熟悉的土地，看著每天從這個城市角落裡升騰出來的新聞：凌晨四點掃大街的環衛工、覺海寺前那張哭泣的小臉、福海雲天見錢不眼開的打妹、府南花園那對善良而平凡的小店夫婦，都讓我有種踩在地面的感覺。
晚報從創刊至今只有十年，從改版至今只有百天，也許我們的聲音還很弱小，我們的步履還不沉穩，但我們一直睜眼看著這塊土地，年頭這塊土地上的民眾，因為我們相信，有理想者，才能走得更遠。
聽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三
大家好，我叫羅坪，是羊城晚報的一名調查記者。
如果說用事實真相去迴應社會關切，是調查記者從業的基本要求；那麼用建設性報道去影響社會，則是調查記者從業的最高追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追求做有力量、有建設性的報道——一個關於菠蘿與荔枝命運的故事。
這是一張充滿憂傷的照片。
一輛破舊的拖拉機上，坐著一對農民母子。它拍攝於今年5月，雖然車牌上印著一“瓊”字，但他們並非來自海南，而是廣東湛江徐聞縣。這裡的農民，以種植菠蘿為生。每年春末，有大約三十餘萬噸菠蘿從這裡運出，走向全國市場。徐聞菠蘿的年產量，佔到全國近三分之一。
但是大家未必知道，在光鮮的背後卻有著悲哀的故事。今年5月，當地遭遇了近20年來最嚴重的滯銷。果農嘔心瀝血種出來的菠蘿，因遭遇年初的寒潮，收果季血本無歸。不過很快，媒體和社會公益力量介入，市場開始逆轉。本以為，事情在往好的方向發展。結果，比滯銷更為揪心的事情出現了。
這是一張充滿抱怨的網路公開致歉信。
一家名叫“笨鮮生”的電商，因幫助果農促銷，聲稱遭遇了農民坐地起價、摻雜壞果，他們不到半月虧損了近200萬，被迫關門歇業。致歉信一出，湛江果農成為眾矢之的，指責農民劣根性的`言論鋪天蓋地。
而另一面，湛江的果農卻被指責激怒。各持己見的爭吵，席捲網路。作為一名調查記者，核實真相、明辨是非是我的職業追求。而我更想調查清楚的，農民高產低收、電商虧損關門，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農民和電商，各自究竟有沒有共贏的出路？
這是一張有著錐心之痛的資料圖。
奔走于田間地頭，農民質問我：你們年年都報道滯銷，能實質性解決問題嗎？我也問自己，報道怎樣才能深入？連續一週，我跑遍了徐聞縣，找果農，找大戶，找行業協會，找電商，找批發商。七天的調查，我計算出了上述這張菠蘿產業鏈盈利大資料圖。大家看到8毛錢的種植成本，收購價才6-9毛錢，慘烈地反映了農民虧損的現狀。
隨著調查的深入，我瞭解到在這張收益鏈背後，電商助農暴露出的，是徐聞菠蘿產地分揀、冷儲運輸的問題。這讓我突然想起，就在距離徐聞不到200公里，同處粵西中國最大的荔枝生產基地——茂名高州市。同樣是生鮮水果，同樣曾年年遭遇滯銷，一個舉步維艱，一個蒸蒸日上，為何今天有如此大的差距？
這是一張整個生鮮荔枝的運營圖。
從產地收購，到分揀、到冷藏，到包裝，到快遞，直到最後寄達客戶手中，一個完整、急速、規範的冷儲運輸，在高州建立起來。我再花了兩天時間，調查高州荔枝的成本與冷儲問題，原來一切祕密都藏於這裡。
錯不在果農，錯也不完全在電商。錯在，徐聞缺乏一種適應現代物流的冷儲配送工業鏈，而菠蘿品種單一的集中上市，加速了果農的靠天吃飯的悲哀境地。十天之後，羊城晚報頭版推出了一篇調查型建設性報道——《同是佳果命不同，菠蘿要向荔枝學習什麼？》。
報道見報的當天，我收到了大量電商和物流公司的反饋，稱讚報道點到了生鮮行業致命的痛點。報道出街，也很快得到了廣東省省長的批示和中宣部的重視，要求探索從廣東農業的供給側改革入手，大力發展冷儲物流，想法設法幫助果農致富。
徐聞的果農也給我打來電話，說謝謝你的報道，真期待來年菠蘿飄香的季節，不再愁容滿面，不再提心吊膽。
這一刻，我突然意識到，調查記者身上承擔的使命，是對貧者關懷、是對弱者有愛。用建設性報道去引導社會，去促進人民福利，去回饋農民，才無愧於記者這個職業，無愧於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