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後再看我的第一部電影《窗外》，彷彿視線模糊了，看到的竟是“窗外”後面的生活片段和“窗外”之後的人生。
那年我十七，就讀臺北縣私立金陵女中。
高中快畢業那年，我和李文韻、袁海倫兩位同學走在當時最熱鬧的西門町街頭，經過天橋前“西瓜大王”冰果室門前，聽見後面兩位中年男子正在談論拍戲的事，我不經意地回頭看了一眼，結果那兩位男士就跟著我們，嚇得我一路從“西瓜大王”跑上天橋。一位男子抓著跑得較慢的李文韻，說他沒有惡意，只是想找我拍戲。當時我又瘦又小(還不到一百磅)，心想他怎麼可能看得上我。他們想請我們喝咖啡，我們不肯，請我們留下電話號碼，我們也不答應。直說：“我們怎麼知道你們是不是壞人?”他沒轍，只好留下名片，請我們打電話給他，名片上寫著楊烈。因為還在上學，回家後當然沒有回電話。
高中畢業之後我沒考上大學，晚上就到臺北車站對面的補習班上課。有一天晚上我和同學張俐仁到“西瓜大王”隔壁的西裝店，拿訂做好的喇叭褲。走到街角轉彎處，有位矮胖、大肚子、突眼睛的男人，撞了張俐仁一下，問她要不要拍電影，回頭又看了我一眼，說我也可以。因為有了上次的經驗，跟他拿了名片就走了。這個人叫楊琦。
有一天，張俐仁到我家，兩個人無聊，偷偷跑到附近的雜貨店門口打公共電話給楊琦。互相推託了一陣，最後決定由我來打，我戰戰兢兢地找到楊先生，他說：“你再找四個同學，你們六個人，有一場戲是你們六個美女穿著功夫裝，在游泳池邊練功夫，大家打打鬧鬧就掉到池子裡，然後你們爬上來，於是若隱若現地看到你們的身材。”
我馬上要掛電話，連說：“不演!不演!”他說：“那你要演什麼角色?”我說：“我們剛高中畢業只能演學生。”他說：“有一部學生電影正在招考新人。”於是我留下了電話號碼，等他有訊息再打給我們。過一陣子接到他的電話，約我和張俐仁到咖啡館，他幫我們填了履歷表，帶我們到八十年代電影公司。記得當時我穿的是紫色的棉質上衣喇叭長袖，胸口繡著四個大大的白色英文字母LOVE，下著白色喇叭長褲，腳踩當時流行的鬆糕鞋。張俐仁則穿一條白色熱褲和六時鬆糕鞋。辦公室裡有導演宋存壽、鬱正春，還有一位謝重謀副導演，他們要我們脫了鞋站起來比高矮。臨走時和我們約了試鏡的日期。
我們家是傳統的山東人家庭，從來沒有接觸過電影圈。爸爸、媽媽、哥哥都反對，只有妹妹支援我。母親為此臥病在床三日不起，於是我打消了這個念頭。
到了試鏡那天，張俐仁要我陪她去。植物園裡有六七位女生一起試，導演要求我也順便試一下，當時用的是八釐米黑白無聲錄影機拍攝。過沒多久楊琦到家裡來，說是導演選中了我做《窗外》的女主角江雁容，我驚訝地說：“怎麼可能讓我做女主角?我以為只是演同學甲乙。”
父母為了保護我，堅決不讓他們的女兒走入複雜的電影圈。我對拍電影充滿了好奇心，怎麼也不肯放棄。母親苦口婆心地勸我，甚至拿當年最紅的女星林黛和樂蒂做例子，她說：“最紅的明星到頭來也是以自殺收場，你又何苦……”電影公司三番五次派人到家裡來都被趕走，最後來了位山東的國大代表。見了老鄉三分親，加上我再三保證，進了娛樂圈一定潔身自愛，母親才勉強答應陪我到電影公司見導演。記得那天，母親拿著劇本把所有接吻戲都打了叉，導演連哄帶騙地說：“可以借位。”母親要了《窗外》裡演我父母的'曹健、錢璐家地址，出了電影公司的門就直奔他們家按門鈴。因為他們不認識我們，用人說他們不在家。我和母親在門口從下午一直等到黃昏，他們夫婦倆被我們的誠意所打動而開了門。母親經他們再三保證宋存壽導演是電影圈出了名的好好先生，這才放心帶我回家。
一九七二年夏，鬱正舂導演帶著兩份合約到我家。因為還未成年，母親代我簽了生命中第一張合約，片酬新臺幣一萬元，分四次給。
簽完約當天，我就和張俐仁到西門町逛委託行。張俐仁發現有一對穿著時髦的男女，一直在打量著我們，她說一看就知道他們是星探，果然沒錯，那位美麗的女子過來問我有沒有興趣拍電影，我說剛簽了約。看樣子他們很惋惜。
後來才知道那男士就是國聯電影公司大製片郭清江。(進了電影圈之後，我還是為他們拍了一部他導演的《槍口下的小百合》。)
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和幾個同學又去逛西門町，迎面走來幾位穿黑西裝的男子，同學們驚呼：“柯俊雄!柯俊雄!”第一次見大明星，大家都好興奮。剛一轉身後面跟來一位高大的西裝男士，同學們說他剛才是跟柯俊雄在一起的。他要找我拍電影，這次我豎起食指和中指老練地說我已經簽了兩年的電影合約。(成名之後，柯俊雄邀請我拍他公司的戲，我問他記不記得那年在街頭，他身邊的人找我拍電影的事，他竟然記得。後來我跟他合演了《小姨》和《八百壯士》兩部戲。)
在這期間，還有一位“中央”電影公司的經理張法鶴，經他妹妹通過張俐仁打電話給我，邀我見面，當然我不可能再答應任何電影公司的邀約。(日後我也為中央電影公司拍了一部到舊金山出外景的《長情萬縷》。)
就這樣，命運的安排，我走進了“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