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除了說明要傳達出“思維內容”外，還著重強調了“風格特色”——因為這正是文學作品不可缺少的關鍵之一。沒有風格的作品必然顯得蒼白無血，毫無生氣，正如人缺少了他的個性一樣。而作品有了風格，人物的音容笑貌便會躍然紙上，機趣橫生。因此，作為文學翻譯，它必然也要力求傳達出原著的這種精神風貌，否則這種翻譯是毫無意義的。
摘要：本文擬從周作人翻譯生涯中翻譯的“興趣”，翻譯與研究，小品文創作以及文藝觀來探討其日本文學翻譯的幾個特點。
關鍵詞：興趣;缺席;“抗戰”翻譯;學者化;“受命”翻譯規矩正式
一、堅持 “興趣”翻譯
錢理群說，“對於周作人，他也許並不否認，甚至一定程度也在積極追求譯書的效果，但他更多的是出於一己的興趣，他是以興之所至的態度來從事譯作，不可能那麼嚴肅認真，也只願自然、自在地過著消閒的生活。不願以任何外在的東西——哪怕是譯書這樣有價值的思想文化活動——來束縛自己。”
王向遠說，《漢譯<古事記>神代卷引言》中周作人說： “我們拿來當文藝看，也是頗有趣味的東西。……” “他(《古事記》)還有自己的人情味，他的筆致都有一種潤澤，不是乾枯粗厲的，這使我最覺得有趣味。”
二、注意與中國的相關文學現象進行比較
王向遠說，“周作人對於《浮世澡堂》，最看重的乃是其中的“滑稽趣味”。“……但這總可證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國人為多了。”周作人又在《我的雜學·十六》中說：“中國在文學和生活上所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症候，或者這是偽道學所種下的病根歟。”
周作人在《現代日本小說選》中講了他不選日本自然主義的理由，在給沈雁冰的一封信中指出：“專在人間看出來的自然派，中國人看了容易受病。”
“在現代中國周作人是最早提倡研究性科學、性心理學和性教育的人之一。他提倡對於性問題的健康的正常的態度，這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意義。因此，對森鷗外《性的生活》的翻譯和發表，超出了文學本身的價值。”只是周作人在1938年譯出時用的是英文VITASEXUALIS而非漢語標題，總也考慮了當時的國情，雖然是先進，也總不是“明目張膽”。
三、周作人翻譯與研究相結合的學者化翻譯的特點也值得注意
王向遠說，“周作人寫的許多文章都提到或整段的引用、翻譯永井荷風的隨筆，周作人自己的小品文，在題材、風格、趣味等方面，是受到了永井荷風的某些影響的。”
“夏目漱石在他的《<雞冠花>序》中……主張文學家在寫作上應該有一種閒適、輕鬆、遊戲的心境，這就是有餘裕的文學。周作人在1918年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中，都對之作了譯介，而周作人自己的創作也明顯受其影響。”
四、抗戰期間缺席對“侵華文學和在華反戰文學”的譯介，以周作人翻譯“習慣”“愛好”來說，即使不叛變，似乎也不會對日本在華行為批判得多厲害
(一)即使在20世紀初“五四”那樣“狂飆突進”似的時期，周作人也多是譯他感興趣的短歌、俳句、狂言、小詩及“沖淡”“滑稽”“餘裕”等文學。
(二)他本身選擇留在北平“護書”而非逃難“曲線救國”的'行為就證明其政治上的幼稚，“被(逼)叛變”幾乎是一種必然。
(三)這樣的翻譯並不能充分體現其真正的文化修養和展示其翻譯天才、雅味及其大家“風度”。
(四)他早年留學日本的愉悅經歷影響其一生的心態，其評論文、譯序等都對日本文學文化持尊重、欣賞、讚歎有時甚至是敬仰的態度。他曾把日本看成是他的第二故鄉，《苦竹雜記·日本的衣食住行》載“我稱日本為第二故鄉”。錢理群說，他曾寫道“遠遊不思鄉，久客戀異鄉。” “……‘人類文化’概念的形成，使之超越了從一家一鄉一國一民族的角度考察文化的侷限，對於日本以及日本文化的感情也就由直觀的親切感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其留學日本和翻譯日本文學幾乎是一種宿命。
五、解放前(不包括其叛變及坐牢期間)、後翻譯的差異顯著
《知堂序跋》說，在《<現代日本小說集>序》(1923年)中周作人說：“我們的(翻譯的——筆者加)目的是介紹現代日本的小說，用什麼標準，我不得不宣告這是大半以個人的趣味為主。”而他在《<浮世澡堂>引言》中所寫的可以說是很規矩正式。
六、小結
“興趣型”翻譯家周作人，也兼顧當時的國情，是翻譯與研究相結合的學者化的翻譯，其文藝觀和創作在多方面受到了所譯原著及作者的某些影響。他缺席了“抗戰”翻譯，在“受命”翻譯時顯得規矩正式了很多。
參考文獻：
[1]周作人著.鍾叔河編訂.知堂序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
[2]王向遠著.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3]錢理群著.周作人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2月第二版.
[4]周作人著.苦竹雜記.嶽麓書社,1987年7月長沙第一版第1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