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子戲”的演變

才智咖 人氣:1.14W

    關於牌的起源,以往在世界上有過不同的意見。法者認為是法國卻爾斯六世在位的1392年發明的,比利時學者則提出他們要比法國玩紙牌早,而瑞士一位僧侶的檔案,卻記載著1377年時紙牌在瑞士已非常風行了……近年來,由於中外交流的日益頻繁,橋牌最初起源於中國唐代的“葉子戲”這一觀點,已被越來越多的中外學者所接受。<?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葉子戲”的演變

    其主要依據是從“葉子戲”和牌的形制和打法一致上來斷定的:

    中國的“葉子戲”是以天文曆法為基準,牌分四類,“以象四時”,西方的橋牌也有類似說法,四種花色象徵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西方橋牌共52張,而“葉子戲”在明代就已經明確分為40張了,清代則產生了60張一副,四人共打的紙牌樣式。

    它們的方法是依次抓牌,40張為四人各抓8張,餘8張為“中營”;60張為每人抓10張,餘20張另人掌握著,以次遞分給在局者。1~8或1~10,這基數和西方橋牌是一樣的。玩“葉子”,是“大可以提小”,標明萬萬貫、千萬貫等依次類推的葉子遵循“萬勝千,千勝百,百勝錢”的規則,這也是西方橋牌最一般的玩法。

    特別是鬥葉兒時,喚作“發張”,以大小較勝負,牌未出時都反扣著,不讓他人看見,出葉兒後,一律仰放,鬥者以所仰之葉測未出之葉,以施斡運,這簡直是和橋牌中打法相差無幾了。至於“葉子”與橋牌的影象,都是以人物形象為主。形狀,“葉子”與橋牌均為長方形……總之,從門類、張數、花色及對牌義的解釋來看,“葉子戲”和橋牌都是非常相像的。

    倘若追溯這一驚人的相似之處的源頭的話,則要從中國的唐代說起。因為目前國內外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紙牌的前身“葉子戲”的記載,即人們都非常熟悉的那條史料,出自唐人蘇鶚《同昌公主傳》:

韋氏諸宗,好為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盛光珠,令僧祁捧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

 

    為了玩“葉子戲”,公主竟讓人掌上珍貴的“夜明珠”來照明,以通宵酣作,這反映出“葉子戲”是相當吸引人的。在唐代以後的鄭樵所編的《通志略》中,還有四種“葉子戲”著錄,其中《擊蒙小葉子格一卷》,註明為唐五代李煜妃子周氏所撰。這確鑿地表明“葉子戲”在唐代中後期有很大魅力,也是很時髦的。

    唐代“葉子”的真面目究竟怎樣?歐陽修在《歸田錄》中曾認為:唐代書籍用卷軸展示不易,人們便用紙製為葉子狀,上書以備檢用的稱謂、提要等。可以說最初的“葉子戲”即以此為源頭。既然可以在紙葉上寫上文字,怎麼不可以繪以圖形?從中國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唐鹹通九年(868)《金剛經》卷首扉畫、唐五代後晉開運四年(947)曹元忠所印《大聖毗沙門天王像》來看,它們都印刷得十分精美,或側面配以文字,或下面配以文字。這樣的一頁雕版印紙,可以看作是“葉子”的面目,也就是說在麻紙上印上影象,印上文字,分為一葉一葉,可充作紙牌玩賞娛樂。

    “葉子”在唐代是否傳向外國呢?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唐鹹通九年(868),日本高僧宗睿返回故鄉時,帶回去中國經卷、曆書、字書、韻書134部,這就使我們有理由作出這樣的推斷:有圖文的.“葉子”,作為中國雕版印刷品的一種,極有可能在這個階段就開始傳向海外了。

    到了南宋,在臨安都城的上,有專門出售“扇牌兒”即紙牌的店鋪,如西湖老人《繁勝錄》所記的“行市”中就有這一行當,可見紙牌在南宋眾多的娛樂玩具中已是有相當可觀的獨立地位。在伎藝節目中,有藝人竟將猴子訓練成為“鬥葉猢猻”,為觀眾表演.在飲食中,也有了“鬥葉”食品,而且多在年終向市民推薦的“消夜果兒”中出現.若不是“葉子戲”十分普及,顯然不會有這樣的行為。

    但是,宋代“葉子戲”的具體物象,不甚明瞭,我們只從《說郛》得知,有一種與飲酒聯絡密切的“葉子戲”,那是曹繼善的“安雅堂觥律”,其中有葉子119張,即觥贊1張,觥例5張,觥綱5張,觥律108張。葉子均採錄古代善飲或嗜酒者,每張葉子用一首五言絕句概括這個掌故,以一句話作結,終寫罰酒、飲酒法。用作者的話來說:“以葉子行觴,歡場雅事也。”

    《宋史·藝文志》中還有幾部“葉子戲”的著作,它們是:《葉子格》三卷,《偏金葉子格》一卷,《小葉子例》一卷。這標示著宋代的“葉子戲”的打法已有多種。《遼史·穆宗本紀》就記錄穆宗與群臣玩“葉格戲”,可見宋代“葉子戲”影響之大,可惜的是遺存的史料十分寥寥。

    元代,由於蒙古的西征,疆域擴大到了歐洲,這大約是紙牌傳人歐洲的時刻。笨重的火槍都是由元人在這時傳人歐洲的,更何況隨身便可攜帶約數十張紙牌呢?拉施特《史集》就記述了遠征歐洲的蒙古人是非常奢侈於娛樂的,他們每到一地,都要玩上幾個時辰,消磨時光,玩紙牌自娛是最合適不過了。

    但是,義大利學者卻認為是威尼斯商人在漫漫旅途中,為了排遣寂寞而發明了紙牌。這一主張恰恰可以成為來到中國的馬可·波羅,或去歐洲的中國人將紙牌帶往義大利的一個證明,而不是相反。法國著名東方學者萊麥撒就曾說過:

歐洲人最初玩的紙牌,其形狀、圖式大小及數目,皆與中國人所用者相同,或亦為蒙古輸入歐洲者。

 

    史實表明,當時的歐洲印刷條件還不具備大量印製紙牌來娛樂的程度。直到14世紀末,歐洲才有印刷所。在此之前,歐洲所出現的紙牌只能是從中國傳去的。是紙牌的傳入,推動了歐洲印刷業的產生。現在發現最早的歐洲雕版印刷品是一幅刊明為1423年的聖克利斯多夫像,影象下面也附有文字,這和中國上有影象下有文字的印刷品完全相同,以此也可推斷,歐洲最初的紙牌也是這個樣子的。

    宋元時期的“葉子戲”,至今未有史料來證明它的打法是什麼樣的。李清照的“打馬”或可算是“葉子戲”的一種變異?據傳後來的“宣和牌”打法倒是和“葉子”打法相像,但那是後人整理的。只是在明代,“葉子戲”的面貌才逐漸在人們的眼前清晰起來。首先是在形制上:

    新疆的吐魯番,曾發現過一張明代初期的紙牌,呈狹長形,繪有穿著盔甲的武將形象,上印有“管換”,下印有“賀造”字樣。“管換”、“賀造”是當時印製紙牌者的生意經,是為了擴大紙牌的銷售所精心設計的詞句。當然,這一紙牌並不一定是明代的紙牌,很可能是明代以前“葉子戲”中的一件,它有力地證實了中國紙牌的源遠流長。況且,吐魯番早在秦漢時期,就是中國通往西域的一條必經之路,從這裡,中國紙牌被傳向西方是不必多加釋說就可明瞭的。

 

 

  最為主要的是,這張紙牌上所印著盔甲的武將形象,則與紙牌遊戲定型後的武將形象十分接近,這是目前能見到的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紙牌的具體物像。驗之明代的“葉子戲”,一個顯著特徵是紙牌上繪有了宋代水泊梁山起義的宋江、武松、李逵、史進等人形象,他們都是威風凜凜的武將。

 

 

   有人解釋說:葉子上之所以畫上水滸豪傑,是寄寓了好賭而負,必去為匪;勝也僥倖,必同盜賊的深意。這或許可備紙牌釋義之一說?依筆者之見,繪畫與雕印,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葉子戲”可以選擇的最佳樣式。據周亮工《因樹屋書影》說:在明末清初,葉子不僅有作古將相圖的,還有作美人圖,作甲第圖的,還有分鳥、獸、蟲、魚門類圖形的,這就使“葉子戲”更具觀賞性,更吸引入。

    更吸引人處,還在於自明代以來的“葉子戲”打法已具“角智爭新”性質。如這時“葉子戲”中的一種“馬吊”牌的打法:

    四十葉為一具,一葉為一種,分四門,自相統轄。打時,四人入座,人各八葉,以大擊小而現出色樣,及餘八葉衝出色樣,出奇制勝,變化無窮。四門最尊者是“賞”,次為“肩”,最小者為“極”。“賞”、“肩”、“極”上桌,皆可配成色樣。色樣有大小,名稱有很多,但惟有“馬吊”最為韻事,入局者氣靜聲和,無容爭競,所以又叫“無聲落葉”,特別引得士大夫的喜愛。

    打“馬吊”充滿了智慧機巧,龍猶雲(即馮夢龍)《牌經十三篇》認為:

凡牌在人手,雖不聞不見,可以意示之。小者流多長,用大者道每短,滅疾者牌必醜,捉急者門必狹。可檎而故縱者餌也,可縱而故擒者狠也,餌則速圖,狠當徐守。藏盈而出虛者,樁家之巧也,棄少而用多者,散家之常也。先大後小者求也,先小後大者探也,得本惹生多應通路,獨行無繼識關門……

 

    正因如此,“馬吊”在明代,使許多人如痴若狂,窮日累夜地玩,金錢乘機也滲透其中。馮夢龍就曾專作《紙牌》民歌說:“紙牌兒,你有萬貫的錢和鈔。我舍著十士門,百子輩,與你一路相交。”“馬吊”之盛原因於此可見。

    為了應付日益迫切的需要,明代問世了大批的“葉子戲”著述,比較著名的專門著作有潘之恆的《葉子譜》、《續葉子譜》、《六博譜》,汪道昆的《數錢葉譜》,黎遂球的《運掌經》,王良樞的《詩牌譜》等。

 

 

 

至清代,“葉子戲”更為鼎盛,各種分歧紛紛出現,如“鬥虎”、“紅樓葉戲”、“詩牌”,但最為普遍和最有代表性的仍推“馬吊”,這可從設立於城鄉之間的“馬吊館”見其端詳,清代酌元亭主人《照世杯》中就記有這種非常專業化的“馬吊館”情形:   

    見廳中間一個高臺上面,坐著帶方巾穿大紅鞋的先生,供桌上將那四十張牌鋪滿一桌,臺下無數聽講的弟子,兩行擺班坐著,就像講經的法師一般。

那先生將手指著桌上的牌說道:這牌在古時原叫葉子對,有兩人斗的,有三人斗的。其中鬧江、打海、上樓、鬥蛤、打老虎、看豹,名色不同。惟有馬吊必用四人,所以按四方之象,四人手執八張,所以配八卦之數。以三家而攻一家,意主合從,以一家而贏三家,意主併吞。此制馬吊之來歷也。若來不打過樁,不打連張,則謂之仁;逢樁必提,有千必掛,則謂之義;發牌有序,殿牌不亂,則謂之禮;留張方賀,現趣圖衝,則謂之智;不可急提,必發還張,則謂之信。此運動馬吊之學問也。

 

    這篇小說還交待了打“馬吊”的一些要領,如“分牌之敏捷不錯,出牌之變化奇幻,打牌之斟酌有方,留牌之審時度勢”等。作者還描寫了一位聽眾:

 

 

只道馬吊是個戲局,聽了吊師的議論,才曉得馬吊內有如此大道理,比做文章精微,不覺動了一個執贄從遊之意……

 

    這些都表明了“馬吊”的魅力。可是清代的“馬吊”在更多的意義上卻陷入了賭博的漩渦,正像錢泳《履園叢話》指出的: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百姓徒隸,以及繡房閨閣之人,莫不好賭。許多人為打“馬吊”而傾家蕩產,這是“葉子戲”最初發展所始料不及的。

 

 

TAGS:演變 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