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抗戰時期大後方科技事業的“諾亞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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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抗戰時期大後方科技事業的“諾亞方舟”

  論文關鍵詞:中國西部科學院;大後方;北碚;科技中心
  論文摘 要:
1930年10月,盧作孚在重慶北碚建立了中國西部第一個綜合性科研機構——中國西部科學院,並對川康為重點的西部地區開展了一系列生物、理化、,的研究,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果,抗戰爆發後,由於盧作孚和中國西部科學院的影響和鼎力幫助,一大批東部地區的科研學術機構和科學工作者內遷北碚,中國科學文化的國脈和精華得以儲存和延續,北碚也因此成為大後方科技文化中心,中國西部科學院成為大後方科技事業的“諾亞方舟”而永載史冊。
  
  “諾亞方舟”出自聖經《創世紀》中一個引人入勝的傳說。一個名叫諾亞的義人在上帝的點化下建造了方舟,因此在上帝因人類所犯的種種罪惡而憤怒地用洪水將人類毀滅的時候,只有方舟上的諾亞一家及飛來的飛禽走獸幸運地活了下來。後來“諾亞方舟”就用來比喻災患普降時生命的保護物,或者擺脫厄運的憑藉,災難中的避難所或救星。著名愛國實業家盧作孚先生建立的中國西部科學院坐落在重慶一僻靜、秀美的小鎮北碚,這裡少外來干擾,是搞科研的好地方,她是中國近代上在西部地區建立的第一家綜合性科學研究機構,也是民國時期成立的中國為數不多的幾家民營科研單位之一。抗日戰爭時期,日軍的侵略無疑是中國科技事業的一場巨大的災難,中國的科技事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但是中國西部科學院在北碚播下的科學種子和發展中國科技事業的不懈努力,為中國科技事業的內遷和大後方“最大科學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成為大後方科技事業發展的“諾亞方舟”。
  
  一、抗戰爆發前中國西部科學院的建立與發展
  
  盧作孚建立西部科學院很大程度上源於他對科學的深刻認識。據高孟先追憶,“五四運動”中,盧作孚是四川地區“德”、“賽”二先生最熱忱的倡導者之一,他深刻地認識到,的進步、落後與科學是否發達關聯極大。因此,盧作孚1927年擔任江巴璧合特組峽防團務局局長後,想方設法發展科學事業。
  西部科學院的建立發端於1928年11月前,即提出建立嘉陵江科學館的設想,其機構設定已具備後來成立的西部科學院的雛形,並進入實際的籌備階段。科學院的建立約經歷了兩年左右的時間。開始,盧作孚一面派出少年義勇隊隨同專家、學者進行標本採集和科學考察,一面不斷加強與其他科研機構的交流和聯絡。如1929年7月31日,在中國科學社動植物專家方文培等人的幫助下,盧作孚之弟盧子英率少年義勇隊學生30餘人赴峨眉山等地區進行了採集和調查,“計得夷人風物及動植物標本數十箱”,回渝後舉辦的科學展覽會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視。盧作孚對來川的學術團體,“皆盡力想法輔助之”。如1930年中國科學社與靜生生物調查所合組之四川生物採集團在松潘等地的考察、德國人傅德利在川採集標本等,盧作孚都“派學生與之同行”,給予幫助。盧作孚將所採集的標本與國內外各學術機關交換,“延請學者分類整理……”。通過這些活動,一方面培養了人才,另一方面採集標本為將來開展科學研究做了準備。
  1930年初,建立科學院的步伐加快,除“大舉採集動植礦各物標本”外,盧作孚還重點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積極為科學院募集資金,並得到當時四川最具影響力的軍閥20軍軍長劉湘、24軍軍長劉文輝的支援。二是建立民眾博物館,將少年義勇隊採集的動植物標本和少數社會風物10餘萬件陳列展出,開展科普宣傳。三是擬定《科學院計劃大綱》,就裝置配置、標本採集、對外交流、參觀研究、選址等,描繪了一個大致的輪廓,盧作孚對創立科學院的構想日趨完善。
  1930年3月至8月盧作孚親自率團對東北、上海等地的考察直接推動了中國西部科學院籌備處的設立。東北的考察對盧作孚觸動最為深刻。他在遊記中寫道:“他們(指日本人)侵略滿蒙,有兩個更厲害的武器,為平常人所忽視:一個是滿蒙資源館,一個是中央試驗所,凡滿蒙的礦產農產畜牧,都被日本人將標本收集起來,將數量起來,將地形測量起來,繪圖列表,並制模型,加以說明,——陳列在滿蒙資源館裡。我們不須到滿蒙,只須到滿蒙資源館,便可以把滿蒙的家屋看得清清楚楚了。別人已把我們的家屋囊括到幾間屋子裡去,我們自己還在夢中,規模很大的中央試驗所,則更把滿蒙的出產——化驗出來,考求其原質、用途及其製造方法。有兩個顯著的成績:一個是撫順的油巖,由化驗而至於試釆,現在已經正式經營起來,年約出重油五萬噸了;一個是榨過豆油的豆餅,以前只用來作肥料或餵豬,而今才知道更可作麵包餅乾,人的優良食品了。”所有這些對盧作孚產生了強烈的刺激,他認識到“最要緊的辦法是自己起來經營,才能滅殺日本人的野心”,建立研究機構、開發西部寶藏刻不容緩。還未等考察結束,盧作孚便在上海決定設立“中國西部科學院籌備處”。籌備處的設立表明盧作孚建立西部科學院的籌備工作進入最後階段。
  學術界一致認為中國西部科學院成立的時間是1930年,至於何月何日,還存在三種不同的說法。據目前資料,還難以考證科學院成立的準確時間。西部科學院研究機關理化、農林和地質、生物研究所分別於1930年10月、1931年4月、1931年夏先後成立。盧作孚實行“大才找,小才考”的用人制度,不惜在五湖四海延攬人才。理化研究所聘王以章擔任化驗;生物研究所聘俞季川擔任植物研究,德人傅德利擔任昆蟲研究;農林、地質研究所主任分別是劉雨若、常隆慶。至此,研究機構漸趨完善,研究工作逐步走正軌。1931年1月2日,盧作孚主持在兼善中學召開會議,討論議決了中國西部科學院的體制和組織機構設定。在管理體制上,實行董事會下的院長負責制。組織機構分研究機關、附屬事業和聯絡事業,研究機關包括生物、地質、理化、社會科學、農林五個研究所和博物館——少年義勇隊採集團。在近代科學荒漠之地的中國西部,盧作孚在“無錢、無人、無事”的處境中建立了西部第一家科學研究機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科學院創立的宗旨即在科學的探討,開發中國西部的寶藏。科學院創立後,一面增添各種研究需用的裝置如圖書、儀器、化驗品、建築等,充實擴大研究機構和內容;一面增聘專門研究人員,繼續調查動物、植物、礦產和發展附屬事業,四個研究所先後成立並擴大了四個事業單位。各項事業蒸蒸日上。從1930年到1936年,是西部科學院發展最好的時期。
  科學院非常注重科學的調查和研究。地質研究所注重礦產的調查,地質分佈的探討和對地下資源確切的估計等工作。主要開展了對雷馬峨屏、大小涼山、寧屬七縣、古藺、珙縣、江北縣、渠縣等大面積的地質構造和礦產資源的調查,另外還對北川鐵路沿線及峽區附近煤礦、巴縣等地的石油、麻柳灣及天燈謗一帶礬礦、西山坪的、灌縣、松潘間地震、綦江鐵礦、木裡金礦的測量等進行了專項調查,並寫出調查報告,繪製出較詳的地質及礦區圖,有的還評估出產量,供有關方面參考使用。此間該所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主任常隆慶等對寧屬地區的調查。寧屬轄西昌、越西、冕寧、會理、鹽邊、鹽源、寧南七縣,是一塊幾十裡難見人家的“不毛之地”,他們翻山越嶺、風餐露宿,經過艱苦的考察,撰寫了《寧屬七縣地質礦產》,第二次向世界披露了整個攀西地區有無比豐富的礦藏資源。理化研究所的中心工作是對鐵、銅等川康各種礦產及原料進行分析、化驗,對煤等燃料問題和應用化學進行研究,並對重慶附近的水進行研究。農林研究所主要是墾殖荒地,培育森林;對稻、麥、蔬菜、果樹、牲畜進行改良研究,繁殖推廣優良品種,增加農副業生產和農民收入。其中繁殖和培育榮昌豬、北平鴨及培植西瓜有相當成績,編著的《西瓜栽培法》一書和優良種籽遍及全川。農林研究所附設的氣象測候所為四川鄉村建立最早的氣象測候機構,每日發氣象電報至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對四川及中國西部的動、植物資源作了大規模的調查、採集和研究,尤其是較為系統地調查了四川的魚類、鳥禽及植物等資源。
  
  二、中國西部科學院與抗戰時期科技文化事業的內遷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各地科研機構,“多因機關緊縮,不能繼續工作”,中國西部科學院也不例外。早在1936年,西部科學院就有了大的變化,該院兩大附屬單位博物館、交由地方管理。而抗戰爆發後因經費無著等原因,生物、農林兩所基本停止工作,兼善中學也獨立辦學,理化、地質二所也只能苦苦支撐。1938年2月,四川省地質調查所建立後,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人員全部併入。
  這樣,從1938年春天開始,西部科學院實際上只有一個理化研研究還在開展工作,一直到1950年與中國西部博物館合併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