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已經過去了二十餘年，長命的伽達默爾先生也已經仙逝，但這場被稱為“德法之爭”的曾在的爭論依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義，依然有重演、回覆的必要。;
我們先把爭論過程和文字情況簡介如下：;
伽達默爾首先在會上作了一個題為“文字與闡釋”的主題報告。該報告經會後增擴，長達31頁，譯成中文大約有3萬字了，我們現在差不多可以把它視為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的一個性文字（該文後來也被收入伽達默爾：《文集》第二卷，即《真理與》第二卷）。在次日的圓桌討論中，德里達向伽達默爾提出了三個，作為他對伽氏報告的反應；而伽達默爾也作了答覆。之後，德里達在會上作“對簽名的闡釋（尼采／海德格爾）”的報告，不算短，印刷頁碼約有16頁，其中集中討論了兩個問題：尼采這個“名字”；“整體性”概念。;
看起來，伽達默爾的辯證法式的“狡猾”可能是有一點點討厭：喏，你只要和我坐在一起，哪怕是一聲不吭，跟我翻著白眼，也已經落入我的“善良意志”的同一性圈套中了！不過，正是這樣一種稀鬆平常的詰難觸著了德里達解構論的一大“軟肋”：主張非同一性和差異化的解構論如何反身面對自己，如何要求自己的主張？非同一性的訴求本身是不是一種要求理解和認同的同一性訴求？伽達默爾不無刻薄地指出：德里達對自己“不公”。;
事情的關鍵在於同一性形而上學及其批判。因此兩人的討論勢必演變成一場史的論辯。伽達默爾認為他與德里達都是以海德格爾思想為出發點的，並且把自己和德里達稱為“海德格爾原創思想的兩個完全獨立的者”。德里達大概也會同意這個說法。德里達在會上的專題報告顯然也是有備而來，題曰：“對簽名的闡釋（尼采／海德格爾）”。;
戰後歐洲大陸哲學各路向可以說都帶上了海德格爾的“簽名”。海德格爾思想在法國知識界獲得了某種激進化的推進和發揚，而在其本土德國則似乎構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美國哲學家約翰?卡普託（John;to）認為，德里達的解構論構成“海德格爾主義”的“左翼”，而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則成為“海德格爾主義”的“右翼”（參看《對話與解構》，第258頁以下）。這個意見雖然過於簡單化，也容易被簡單化，但基本上還是可以成立的。如果說伽達默爾強化了海德格爾思想的“向心”方面，那麼，德里達則發展了海德格爾思想的“離心”方面。;
德里達清楚地意識到，他的解構論與伽達默爾的解釋學的基本分歧也在於形而上學批判，而就形而上學批判來說，焦點恰恰在於尼采和海德格爾，更具體地講，在於海德格爾在戰亂中集十年之功形成的尼采闡釋。正因為這樣，德里達才把自己的報告題目設定為“對簽名的闡釋（尼采／海德格爾）”。該報告表面看來猶如空穴來風，與會議主題毫不相干，實則不然。溫柔敦厚的伽達默爾屢屢宣告，他對海德格爾的尼采闡釋持毫無保留的信服態度，與之相反，德里達則認為這種闡釋是大成的。德里達的思路可謂清清楚楚，直擊兩點：“名字”（專名）與“整體性”。;
德里達認為，雖然海德格爾試圖擺脫人們對尼采的心－傳記式的'誤讀，但他堅持尼采的系統性，為尼采加上了一個人名的統一性，努力把“尼采這個名字或者‘誰是尼采？’的問題還原為西方形而上學的統一性，其實就是還原為在這種形而上學的極頂上的一種邊界境況的惟一性”。德里達這個責難尖銳有力。這個尼采，這個惟一的尼采“專名”，被海德格爾樹立在整個西方形而上學史的完成（終結）點上，成為“最後一個形而上學家”。而在德里達看來，尼采實在要比海德格爾更具解構性，更不形而上學。德里達問：“難道尼采不是除基爾凱郭爾之外少數幾位把自己的名字多重化，並且玩弄簽名、身份和麵具的大思想家中的一員嗎？難道他不是那個多次、並且以多名來命名自己的人嗎？”（參看《文字與闡釋》，德文版，第68－72頁）。非形而上學的尼采不是單數的“尼采”（Nietzsche），而是複數的“尼采們”（Nietzsches）。;
進一步，德里達關於“整體性”問題的討論觸及到了海德格爾的尼采闡釋、乃至於海德格爾在《尼采》書中闡發出來的整個形而上學觀的核心。海德格爾認為，“本質”（Essentia）與“實存”（Existentia）是形而上學的兩個基本問題，“本質”回答的是存在者整體的“什麼”問題，“實存”回答的是存在者整體的“如何”（實存方式）問題。而“強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恆輪迴”就是尼采提供出來的關於“本質”和“實存”的形而上學規定。德里達了海德格爾引用過的兩段尼采原文，表明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恆輪迴”並不像海德格爾所主張的那樣，是關於“存在者整體”之實存方式的規定。由此，德里達得出結論：海德格爾“把尼采搞成一個形而上學家，哪怕是最後一個形而上學家，也許就過於匆忙了”（《文字與闡釋》，德文版，第76頁）。;
這是德里達對海德格爾的尼采闡釋的基本指控。但令人遺憾的是，德里達在這一點上語焉不詳，未能展開充分有效的論證。我們在此似乎同樣也可以指責一下德里達：僅憑兩個引文的簡短討論就否定海德格爾的尼采觀，是不是也過於草率了？;德里達在整個報告中對伽達默爾未提一字。雖然如上所述，德里達的論題還是切中要害的（實際上對伽達默爾哲學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但在場面上，他的報告仍讓人覺得他無視伽達默爾這位在場者的在場。這種姿態上的不周到大約會使伽達默爾感到難堪。伽達默爾在會後乾脆就抱怨說這是一次“非對話”，因為在他看來，對話需要有同一種語言，而德里達操的是一種“解構語言”，總是不著邊際、無中生有、聲東擊西。;
不過，稍事冷靜以後，伽達默爾仍舊忘不了貫徹他的“解釋學的普遍性要求”，仍舊設下了一個“同一性圈套”——幾年後，他大度地向德里達發出熱情的邀請：“那個讓我關心解構論的人，那個固執於差異的人，他站在會話的開端處，而不是在會話的終點”（《對話與解構》，版，第1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