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 《禮記》；禮學；憂患意識；自然生態；修養
[論文摘要]憂患意識是中國精神的深層特質之一，也是<札記>與禮學的重要文化訴求。禮學的憂患意識有豐富的文化內涵，以現實性與人文性為學派特質的不僅憂患如何締造和諧安定的格局，還對自然生態可否養育眾生而憂心忡忡，而且為人類如何通過道德修養構建精神家園而深懷憂慮。《札記》與禮學的憂患意識反映了原始儒家的文化自覺精神。
每一種文化都是在特定地域、特定社會背景與長期的積澱中形成其獨特的文化精神和風格特徵的。憂患意識即是中國文化精神的深層特質之一，這種無處不在、意味深長的“憂患感”根植於中國文化之整體並瀰漫於一切細節。憂患意識始終是中國文化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發展的內在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性格的鮮明特徵。
春秋戰國是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極其重要的“軸心時代”，西漢至漢武帝時期是自先秦以來的“諸子”時代之發展後期。這一時期出現的百家之學將中國文化推進到一個璀璨輝煌的新境界，形成了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和基本格局。《禮記》是儒家禮學言論的彙編，是儒學發展到戰國至西漢初期的具有代表性的著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中術所達到的歷史高度。《禮記》承載了作為中國文化特質之一的“憂患意識”，蘊涵了儒家對時代政治、自然生態與如何構建人類道德家園的深重憂患，這是一種超越個人生存境遇體驗進而上升為對天下民生與人類未來命運的關注與憂思的文化自覺精神。
一、禮學對現實政治的深切憂患
周文化建立在殷商覆亡教訓的基礎之上，周代禮樂制度的深層意蘊即包含著周人“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天下憂患意識，中國早期經典文獻的字裡行間鬱積著深重的憂患感。《周易·繫辭下》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孟子·告子下》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在周禮衰微的春秋戰國時期，以拯救社會為任的諸子百家皆懷著深重而難以排遣的“憂患感”走過戰亂紛擾、“禮崩樂壞”的時代。他們將解除時代憂患作為神聖職責，力圖為亂世尋找救治良方。這使得中國文化在形成、發展之時便隱藏著深重的憂患意識，而這種對現實政治的深切憂息使得早期中國文化具有反思歷史的.凝重也具有革新現實的激情。所以這一時期可謂是中國文化有重大創造之時，百家爭鳴中產生的經典至今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和“啟迪人智慧”之作用。因為“這些著作浸透著當時的時代精神”，是“為社會而著書立說”的。諸子文化之所以在千百年歷史歲月裡能夠感動人心，催人奮進，那蓄積於其中的憂患意識無疑是最能夠震撼後人的精神力量。
春秋戰國時期，以儒、墨、道、法為代表的諸子文化儘管思想內容與思維方式有重大差異，但各家都以西周文化作為精神源泉來構建各自的思想體系，而且在他們所建立的文化體系的深層，都像周文化一樣貫穿著憂患意識。儒家主張復興周代禮樂制度，欲以“仁”拯救人類心靈並將“仁”作為亂世中革新政治的精神依據，他們的社會實踐和學術選擇皆起因於對時代的憂患。《禮記》從禮文化視角考察特定時代，這使得儒家在剖析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與難以擺脫的政治危機時必然地攜帶著深重的“憂患感”。
《禮記·禮運》闡釋自原始社會後期至夏商周的社會發展史，負載了儒家禮學的重要思想，蘊涵著具有時代特徵的憂患意識。《禮運》展示禮文化的時空背景定格於春秋戰國時代，更多地涉及生活於其中的魯國。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禘郊，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嗚呼哀哉”的喟嘆傳遞出儒家對社會政治深重的“憂患感”。在周幽王、周厲王之前，周禮已衰微，然其大壞，則在幽、厲時。魯為諸侯之國而行郊禘之禮，則是禮之失。故下文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依禮，天子於南郊祭天，諸侯不得行此禮。杞國是夏禹後代的封國而可以郊祭，宋國是殷商後代的封國可以郊祭，魯國為諸侯之國而行天子之禮，故孔子認為是“非禮”。在禮文化視野下，祭禮不僅是表達宗教感情的儀節和凝聚家族、邦國的活動，而且是極富有政治意珠的文化符號，它表徵祭者的身份地位和社會政治之治亂安危。所以儒家對作為周公之國禮儀存焉的魯國以諸侯身份而行天子“郊禘”之禮深懷憂患。
現實生活中存在太多所行之禮與施禮者身份不“稱”的僭越行為。《禮記·郊特牲》揭示了當時諸侯僭越天子之禮、大夫僭越諸侯之禮的情形：“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
如其一：“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玄注：“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庭燎”是庭院照明的火把。在周文化裡，一切生活事宜皆打上等級制度之烙印，“庭燎”數目也是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的標誌。天子之數一百；公之數五十；侯、伯、子、男用三十。在“禮崩樂壞”的時代，禮已失去對諸侯的約束力；齊桓公為侯爵，卻用天子“庭燎”數，是諸侯而僭越天子之禮。<郊特牲》雲“由齊桓公始也”，說明齊桓公只是第一個在使用“庭燎”上僭禮之人，但不是唯一的人，這種僭禮現象在齊桓公之後十分普遍。其二：“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宗廟祭祀具有彰顯等級地位，維護政治統治之意義。與天子同姓的諸侯，以邦國始封之君為始祖，而不敢以生下這位始祖的天子為祖；與諸侯同姓的大夫之家，亦不得以諸侯為祖，而以受封此采地的大夫為祖。“三桓”，是魯桓公之子仲孫、叔孫、季孫的後代，因政治勢力強大而以桓公為祖，是“公廟而設於私家”。其三：“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磐，朱幹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陳澔注：“天子之樂，四面皆縣，謂之宮縣。諸侯軒縣，則三面而已。白牡，殷祭之正牲。後代諸侯，當用時王之祭牲也。又諸侯當擊石磐。玉磬，天子樂器。書言‘鳴球’是也。諸侯雖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幹設錫，冕服而舞也。幹，盾牌也。錫者，盾背之飾，金為之。大路，殷祭天所承之車也。”在周文化裡，樂即是禮，有別等差之意義。天子之樂，四面懸掛樂器演奏，諸侯只能三面懸掛樂器演奏；天子用玉磬，諸侯用石磐；天子可用背面裝飾了錫的硃紅盾牌作道具，諸侯不可；天子乘坐殷王祭天所乘之車，諸侯不可。但在現實中禮的規約作用已喪失，諸侯僭天子禮樂，“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幹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和政治的四分五裂。
禮學家以飽含時代憂患的筆觸記載了時人僭禮的行為，將之作為“禮崩樂壞”的個案進行富有歷史意義的解剖。使人們從中真切體會到儒者對社會政治發自內心的“憂患感”和他們企圖變革社會、解除社會矛盾與危機的強烈使命感和文化自覺精神。
二、禮學蘊涵的自然生態憂患意識
《禮記》中貫穿著一種重要的禮學思想，這就是“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儒家認為，人們是在對自然細緻入微的觀察中獲得啟迪而制禮的，人類的禮儀活動必須遵循自然規律。森林砍伐與漁獵勞動是上古先民重要的生產活動，在禮學文獻所記載的典章制度、政令風俗中多涉及森林砍伐與漁獵生產。儒家在記述和闡釋這些禮制中貫穿著一種深刻的文化精神，這就是強調在涉及到人與自然關係的活動中，人必須依順自然規律，而這種自然觀的深層文化緣由則是對自然生態的深刻憂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