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度的中國文藝理論雖然依舊保持著世紀之交特有的活躍狀態，但就其關注的問題而言，理論的創新意識正在相對減弱，長期困擾理論界的當代文論的體系建構等問題始終得不到令人滿意的解決，傳統的理論正規化和話語系統正在逐漸失去往日的效力，而新的理論格局和學術規範還沒有明確建立起來。在2001年，我們甚至很難找出一個具有明顯的年度標誌意義的學理問題來。與前幾年中國文論發展的基本情況相比，可以說2001年的中國文論，既沒有讓人信服地解決多少舊問題，也沒有令人振奮地提出多少新問題，它似乎正處在一種困頓地積蓄力量並焦慮地尋求突破口的相對沉寂狀態。
世紀之交的中國文論處在一個困境與機遇互相交織的轉型時期，雖然沒有太多令人振奮的作為，但總的說來，馬列文論和原理研究仍在穩步向前推進，西方文論譯介和研究的實績亦不可小視。對古代文藝理論的現代轉換問題的探索與爭鳴以及對文藝理論現代性問題的追問和探索仍在繼續；“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評”在新世紀仍然保持著強勁勢頭。對全球化背景下文藝理論的發展與未來的關注，“網路文學”的異軍突起及其對傳統文論的挑戰，“休閒文學”的再度提出和引起的爭鳴，“生態文學”的閃亮登場和文藝理論界的迴應等等，對中國文論的發展都將產生相應的影響。2001年的中國文論總體上可以說只是在繼續演奏著上個世紀就已開始的一支多聲部的交響樂。
那麼，究竟應該怎樣描述和評價2001年中國文藝理論的發展狀況和麵臨的問題呢?就其所關注的基本問題和學術發展態勢而言，本年度文藝理論研究的著力點或側重點大體上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全球化語境下文論的危機與出路；二、文藝學的學科建設與教材改造；三、文藝學學術史研究的現狀和意義；四、生態文藝學走向學術前沿；五、關於網路文學的理論研究與批評；六、文藝理論走向文化研究的新動向。前面幾個問題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就已經受到部分研究者的高度關注，並取得了可觀的研究成果。後面幾個問題雖然是近幾年才出現的新情況，但一些高校和研究機構也已經有人申報過相關的科研課題，有的課題甚至已經結項了。因此，對於本年度來說，它們都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新問題”。不過，我們相信，密切關注和深入探索長期處於熱點狀態的“老問題”的“新進展”，對於理論研究來說同樣是有趣有益且必不可少的。
一、全球化語境下文論的危機與出路
就全球範圍而言，“全球化”顯然不是一個新概念。但是，在中國學術界，有關“全球化”的研究變成熱門話題卻是近幾年才出現的一種新動向。從人大影印資料社科研究論文索引收錄的近千萬篇論文看，1978年到1985年沒有一篇專論全球化的文章。1986年以後，國內報刊才出現了零星的翻譯和介紹西方有關全球化研究情況的短文。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全球化研究才開始引起中國學界的真切關注。但是，論文的數量相對來說還不算太多。1997年以前，專論全球化的論文總共也只有200多篇。此後，相關論文的數量，以驚人的速度連年增長，在人大影印資料2001年卷收錄的169336篇文章中，僅論文標題中含有“全球化”字樣的文章就有1386篇，涉及全球化問題的論文上萬篇。從統計資料看，在新世紀剛剛開始的學術界，幾乎很難找到一個比“全球化”更流行的概念。可以說，“言必稱全球化”已經成了當下學術界的一大奇特的文化景觀。
但是，在這種火熱場面中，文學研究的“邊緣化”局面卻並沒有太大改觀，過去那些習慣於站在時代潮流的風口浪尖呼風喚雨的文論家和批評家，在今天的全球化大潮中，似乎再也難以重現當年的英雄本色。曾經發表過《全球化對文學研究的影響》的美國學者希利斯·米勒在中國的《文學評論》雜誌上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他曾經對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學研究發展前景作過這樣的描述：“一、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學在舊式意義上的作用越來越小。二、新的電子裝置在文學研究內部引起了變革。三、舊的獨立的民族文學研究正在逐漸被多語言的比較文學研究所取代。四、文化研究迅速興起。”現在看來，他的預言已部分變成了現實。在《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一文，米勒在依次論述了印刷技術以及電影、電視、電話和國際網際網路這些電信技術對文學、哲學、精神分析學甚至情書寫作的影響之後，認為“文學研究從來就沒有正當時的時候，無論是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