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彥是北宋末年最傑出的詞人，歷來屬詞學研究的重點與熱點。據定量分析的結果顯示，在兩宋十大詞人“排行榜”上，周邦彥與蘇軾同居第二位（參見王兆鵬、劉尊明《歷史的選擇——宋代詞人歷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學遺產》1995年第4期）。20世紀的周邦彥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1996年3月，《聊城師範學院學報》刊登了崔海正、閻立亮的《近年周邦彥詞研究述略》一文，湖北大學詞學研究中心主編的《詞學研究年鑑（1995～1996）》（武漢出版社2000年3月版）刊發了董希平《蘇軾、周邦彥及其詞研究綜述》一文，兩文分別對1997年前周邦彥及其詞的研究成果作了回顧與描述。1997—1999三年中，對周邦彥及其詞的研究又有新的進展，共發表了近20篇學術論文，關於周邦彥與大晟府的關係有了新的發現，對周邦彥在詞史上的地位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而且關於周詞藝術諸方面的探討在角度上也有創新。現將三年的研究狀況綜述如下。
一、對周邦彥與大晟府及大晟詞人關係的考證 這是三年中對周邦彥及其詞研究取得的新突破。周邦彥曾出任大晟府提舉官，使得大晟府在詞史上蒙上一層炫目的光彩。諸葛憶兵《周邦彥提舉大晟府考》（《文學遺產》1997年第5期）一文考辨了周邦彥在大晟府的任職經歷，澄清了諸多史實，有助於重新審視大晟府對宋詞的影響。該文認為後人對周邦彥的誤解的關鍵點在於周任職於大晟府的時間及因此所發揮的作用。作者從周的履歷和其他大晟府的提舉官任期兩方面加以考辨，認為周提舉大晟府的具體時間，是在政和六年（1116）十月至政和七年（1117）三月之間，任期最長不超過半年，短則或許只有一二個月。此外，作者考證出，大晟府諸多重大舉措，均與周無關；而且，周在大晟府期間與其他六位“大晟詞人”（據有詞收入《全宋詞》者）鮮有共事與交遊。這樣，周對大晟府的貢獻顯得較小，澄清了自《碧雞漫志》歷《詞源》而下的諸多不實之說。
龍建國《大晟府與大晟府詞派》（《文學遺產》1998年第6期）一文承楊海明的說法，將周邦彥歸入大晟府詞派，認為“大聲”不僅是周對万俟詠詞的審美評價，而且是周及其他大晟府詞人共同的藝術追求。將周納入一定的流派，在群體透視與個案分析中全面把握周詞的藝術追求、藝術淵源與藝術表現等是一個新的進步，其思維與視角的突破，實大有功於周詞研究。
諸葛憶兵《大晟詞風和北宋末年世風》（《文學遺產》1998年第6期）一文稱周邦彥為“大晟詞人”。作者探討北宋末年世風對周邦彥等人的創作影響，認為以周為首的大晟詞人創作上呈現出某些共同特徵，形成大晟詞風。世風的諂媚、浮糜與趨雅相應地形成詞風的諛頌、俚俗和醇雅。將周併入大晟詞人，並據此而論其詞風與世風之關係，有助於深入瞭解詞體內部的某些演化嬗變軌跡。
二、對周邦彥的'詞史地位的論定 對周邦彥詞史地位的探討，近二年涉及的論文較多，其中以蔣哲倫《論周邦彥在詞史上的地位》（《古典文學知識》1998年第1期）和楊萬里《論清真詞在宋代的文學效應》（《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為代表。
蔣文對前人“集大成”說提出異議，認為在周氏之前，蘇軾等人“以詩為詞”，已經對詞的傳統作了很大的突破，但他並沒有接受這方面的成果；在他之後，辛派詞入沿著蘇軾的路子繼續開拓，更有發展，也決不是他的詞風所能包容得了的。從後面這個角度來看，周氏儘管“精工博大”，畢竟夠不上“集大成”。此外，作者重點從詞史演進的角度論述周在詞體演進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認為，周作為“詞人詞”的最大代表，在詞史上有著繼往開來的巨大作用。同時，作者指出將清真斥作唯美主義或形式主義詞風開啟者的做法，則不僅無視於其詞內蘊的深情遠意，實際上也反映出對詞史的演進過程的偏頗之見。我們不必完全同意“集大成”、“正宗”之類的封號，但其繼往開來之功不可磨滅。
楊文從清真詞在宋代被理解和被接受的過程來考察清真詞在宋代的文學效應，以此論證周邦彥在宋代的詞史地位。作者從宋人對清真詞的評價和有代表性的宋人創作實績兩方面入手，對清真詞進行歷史面貌還原的闡釋。宋人對清真詞的評價，從三方面探尋：一是宋人詞集序言或提要，二是宋人詞話，三是宋人選宋詞；從宋代詞人的創作實績來看，宋人學清真未得其真。通過兩方面的考察，作者勾勒出清真在宋代的接受過程，並總結出三點結論：一、清真詞名，始盛於歿後80多年，在此以前，詞名並不顯著；從南宋中後期開始，特別是到了南宋末，清真成了詞壇的領袖，開始了統治詞壇幾百年的歷程。二、宋人學清真往往只抓住其中的一個方面，忽視了從詞藻、詞法、詞律等方面去學他，實際上是沒有真正地瞭解他。廣而言之，每個時代，只會依據自己時代的特點與風尚來理解和接受歷史上的某位文學家或某種文學傳統。三、清真詞集詞體之大成，最為詞家雅詞正宗。
談周邦彥在詞史中的地位，不能不涉及到周在詞雅化中的作用及其藝術成就。近年關於這個問題論述較多，依然集中在“集大成”或“結北開南”上，如王洪《試論唐宋詞發展史上的五個里程碑及其詞史意義》（《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8年第二期）一文認為“詞史之流變，賦予周邦彥的使命，正是上承蘇軾的雅格，並完成這種雅化之集大成的歷史使命。清真詞中的每個字，似乎都經歷華夏幾千年文明之酒的浸泡，洋溢著幾千年文明的高雅之魂。”王兆鵬《宋詞流變史論綱》（《湖北大學學報》1997年第5期）一文以代表詞人為綱，對宋詞的發展流程作了概括和總結。作者認為周邦彥注重詞的章法結構，使詞的藝術規範性得以提高，因而周最大的貢獻，即在於對詞藝的規範化。 三、對清真詞內容題材及藝術表現的探討
這是三年中對周邦彥研究的熱點，不僅研究論文多，而且質量高。此外，對清真部分詞作的鑑賞文章也多有妙解。
曹章慶《論周邦彥羈旅行役詞的感情心態特徵》（《廣西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一文運用心理批評的方法，指出周邦彥的羈旅行役詞表現出兩種比較突出的情感心態。一種是追憶心態，其內容是對故鄉的美好回憶的嚮往，對故鄉親人，尤其是對情人、歌妓們的想念和相思。其特點是在仕途受挫以後，退回內心，一步三回頭，默默地咀嚼著過去美好的情景，以作心理補償。一種是悲抑心態，詞人心中的悲苦寂寥往往不是直接地宣洩出來，而是把它埋入心底，強行抑制而造成的一種欲說還休、沉鬱頓挫的心理特點。“周邦彥始終沒能像蘇軾那樣，以超然曠達的態度來化解政治上的挫折，而是竭力把這種悲傷加以壓抑，潛流暗轉，使人感覺此中有無限悲酸，但又無法說破。”這兩種心態融合在一起，表現了一個品行正直、性格軟弱的知識分子在40多年苦海浮沉中痛苦掙扎的靈魂。
陳磊《從清真、白石詞看宋代詠物詞的嬗變》（《復旦學報》1998第6期）一文從清真與白石的詠物詞入手，對宋代詠物詞的嬗變軌跡作過程性描述。在喻象的選擇上，清真詞喜好以柳作為詠物的物件，來抒發他那鬱結於胸而吞吐不盡，令人夢迴魂縈的情懷，也造成了他詞風上的“蜿蜒流美”。（田同之《西圃詞說》）在喻象再現的手段上，周詞素以“描寫物態，曲盡其妙”（強煥《片玉詞序》）著稱，周詞中的花卉類意象多半呈獨枝狀態，以使詞人描摹物態時逐一加以點染，詞人作為超然於物外的獨立角色，保持了頗為清醒的自我意識。雖然物象在詞人帶有移情色彩的觀照過程中都被賦予了擬人化的形象，但客體與主體間的距離感卻昭然可見。而正是這種空間上的距離感，才使詞人得以從旁觀者的角度審視物象的具體形態與外貌特徵，才能以細膩熨貼的筆觸再現出來。在比興寄託的方式上，周詞並不著意於寄託，表現出緣物起興，情物交感的創作傾向，即所謂“感物言志”。
孫家政《勾勒，暗轉，蓄勢——周邦彥詞藝術三題》（《安慶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97年第1期）一文，總結了周詞的藝術表現內涵。周詞一般在慢詞長調中運用勾勒，講求謀篇佈局，血脈意氣，首尾貫穿。題旨勾勒出後，後面的鋪陳緊緊圍繞，形成一唱三嘆之致。暗轉手法在周詞中運用得極為成功，由於清真一生仕途坎坷，胸中塊壘多於常人，作詞喜制長調，自然暗轉這種技法最適合表達內心抑鬱不平，吞吐凝咽的情感。清真情深似海，作詞喜歡蓄勢，使情滿不得不發，使無限情懷，最後展露無遺。勾勒、暗轉和蓄勢三種技法在周詞中結合運用，把柳永慢詞的直線型章法結構轉變成網狀結構，形成自己的獨特抒情正規化。
清真“下字運意，皆有法度”（沈義父《樂府指迷》）。對周邦彥的藝術規範，今人論述較多，王兆鵬提出“清真正規化”，並在《宋詞流變史論綱》（《湖北大學學報》1997年第5期）中作了總結，王文對清真詞的章法結構、句法煉字和音律諸方面作了闡釋。作者認為清真詞的章法結構，由柳永詞變化而來，變直敘為曲敘，往往將順敘、倒敘和插敘錯綜結合，時空結構上體現為跳躍性的迴環往復，過去、現在、未來和我方、他方的時空聲景交錯疊映，章法嚴密而結構繁複多變。清真詞煉字的主要訣竅是善於融化前人詩句入詞，渾然天成，如同己出，而意境更新，音律方面清真更是嚴格規範，用字分平仄，仄字中嚴分上去入三聲，使語言字音的高低與曲調旋律的變化相結合。
關於清真詞的雅，論述較多。羅章《從柳、周、姜詞結構看宋婉約詞的雅化過程》（《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一文較有特色。作者認為周詞結構在詞雅化中的重要意義是矯變了柳詞的平敘結構，清真的這一改變，被視為一種進步，一種雅化的努力，此種結構方式即為“騰挪之法”，不直接抒情，悶住情感，轉而研究理性，援用“騰挪”的技術性佈局。這種需要反覆咀嚼方能領會的結構方式提純了風月情事中“情”的成分，降低了戀妓內容的刺激強度，有著明顯的雅化功用。從審美角度觀察，“騰挪”構築了層層脫換的有意味的形式結構，形成了深深包藏的表現風格，這是將宋代文人極為洗煉的趣味感覺深深融合詞這一樣式的本來面目或純粹抒情的質以後所產生的全新境界。
關於清真藝術上的問題，研究的視點趨向多元化與交叉化，在歷史還原的基礎上，體現出清真詞作為當代存在的意義。更為深廣的研究有待今後的努力。
關於對清真詞作的賞析文章，三年中共有5篇，都寫得文辭優美，給人雙重享受。集中在對清真名作的賞析上，從題材內容、思想情感、藝術技法諸方面都有精到的描述。其中以黃維華《淺說周邦彥節序詞〈解語花·元宵〉的造境技巧》（《古典文學知識》1997年第4期）一文較有特色，顯出較高的水平。作者對清真詞中的本事及用典闡析精微，並且能旁徵博引，將全首詞解析得讓人盡知其味後覺味之無窮。點明清真此詞藝術上的成功之處在於詠節序而又說盡人間風情，以常人之心寫出了常人皆能感之的悲歡離合、羈旅行役之感。
縱觀以上所述，近年清真詞研究取得了較大的成績。研究者的觀念與思維方式在逐步發展變化，新的理論方法在逐步得到運用。但是，與蘇、辛的研究相比較，仍稍遜色。首先，關於周邦彥與大晟府的關係並未得到最終確認，其中仍有許多爭議之點。此外，在基礎性研究方面，雖然已到較為完備的階段，但是一部質量較高的詞集編年注本仍是人們期待的。再者，作為一個大文學家，其詩與文的研究仍嫌欠缺。如何進一步開拓與創新，將是新世紀的周邦彥研究所面臨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