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謂身份認同,簡單地講就是每個人對其自身的身份和角色的理解與把握,它是個體進行社會活動的基礎。準確地認定他人的身份和穩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是社會成員之間形成良好的社會互動的基礎。而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則可以理解為農民在與城鄉居民交往互動中,基於城鄉及城鄉居民差異的認識而產生的對自身身份的認知、自己感情歸屬或依附、未來行動歸屬的主觀性態度,並且這一主觀性態度是可以隨自身社會地位以及社會場景的變化而變化的。農民工的身份認同既是他與城市之間互動融合的基礎,也是其市民化程度的反映。換言之,農民工的身份認同是考察農民工與城市之間互動融合狀況和市民化程度的重要指標。
本文以實證研究為主。資料主要來源於2004年底,天津市流動人口辦公室聯合進行的“流動人口問卷調查”。該調查分為“流動人口調查”和“當地居民調查”兩部分,調查涉及了天津市和平區、南開區、河西區、東麗區、西青區、大港區等六個城區的16個街道。調查中,每個街道在進行流動人口調查的同時也進行當地居民調查。“流動人口調查”的物件是非天津市戶籍的外省市流動人口;“當地居民調查”的物件是具有天津市區戶籍的常住人口。調查共發出“流動人口調查問卷”1400份,回問卷1211,“當地居民調查問卷”共發出660份,收回621份。調查包括了農民工的個人情況、城市生活狀態、城市生活感受與市民意識、以及心理認同等諸多方面。流動人口調查中,農民工佔88.6%,城市籍流動人口占11.4%。
1 農民工的身份認同狀況
從不同的角度理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具有不同的維度。而階層認同、地緣認同、人際認同、組織管理認同、生活方式認同等等都包含在身份認同的概念之內。但將農民工置身於從農民向市民轉變這一過程會考慮,農民工的身份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目前的身份意識和未來的身體、身份歸屬意識。農民工由於制度身份與自身的職業角色產生了錯位,所以其身份認同也呈現出自我感知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而隨著農民工階層自身的分化,農民工群體的身份認同也出現了多元化的態勢,並受到農民工城市生活經歷的影響。
1.1 農民工的身份意識不統一
對於農民工而言,身份認同的關鍵在於明確自己到底是市民還是農民工。但另一方面,制度身份與職業身份的錯位、自我認同與他者定義的差別,又使農民工的身份選擇出現多個選項,是市民、是農民、還是既是農民也是市民,又或者既不是市民也不是農民工都可能是農民工的選擇。而調查也顯示,農民工的身份意識是比較混亂的。有9.4%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是市民,有44.2%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是農民,有22.5%的農民工認為自己即是市民也是農民,而有11.5%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既不是市民也不是農民,另外還有9.6%的農民工表示說不清楚。從統計結果可以看出,農民工的身份意識並不統一,各種身份認同都佔有一定的比例,但另一方面,認為自己是農民工的最多,說明農民工的身份認同是以制度身份為主,而不清楚和認為自己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市民的農民工也達到了兩成多,則說明有部分農民工出現了身份認同的混亂。
1.2 農民工的身份意識受城市生活經歷的影響
農民工的身份認同是基於城市生活經驗產生,因而城市生活經歷不同的農民工其身份認同也不相同。調查顯示,農民工的經濟收入、就業狀況、社會交往、在津生活時間等都對農民工的的身份認同產生一定的影響。而農民工的個體差異如性別、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對農民工的身份意識並沒有明顯的影響。
城市生活經歷對農民工身份認同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高收入的農民工身份意識較明確,更傾向於認同自己市民的身份。
從表1統計結果可以看出,雖然收入對農民的市民認同並沒有影響,但是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高收入農民工認同自己是農民的比例較低,而認同自己市民與市民雙重身份的比較較高;而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農民工則是認同自己是農民的比例較高,認同自己具有農民工與市民雙重身份的比例是比較低;說明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農民工更傾向於認同自己具有一定的市民身份。而且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農民工表示說不清楚自己身份和認為自己既不是市民也不是農民的比例明顯高與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農民,說明收入低的農民工出現身份認同迷惑的可能較大。值得注意的是,並不是收入越低農民工無法確定自己身份的比例就越高,而是中高收入( 800-1000元)的農民工身份歸屬意識最不明確。從收入看,這一部分的農民工高於一般的農民工,但又與城市居民存在著不大差距,因而他們從心理上傾向與脫離農民工身份,但是又無法確定自己的市民身份,所以會出現身份意識的迷茫。
其次,職業身份高的農民工身份意識明確,更傾向於認同自己的市民身份。
從表2統計結果看,有近六成的'有僱工的老闆認同自己具有市民身份或具有市民與農民雙重身份表明他們更認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另一方面,有僱工老闆中不明確自身身份歸屬的不到一成,大大低於其他農民工,表明他們有比較明確的身份意識。而其他農民工中,認同自己具有市民身份和市民與農民雙重身份的比例要明顯低於有僱工的老闆。沒有僱工的老闆和臨時僱員更認同自己的農民身份,管理人員和普通僱員認同自己農民身份的比較少,但是不能明確自己身份的則相對較多。顯然,臨時僱員和沒有僱工的老闆的基本處於社會的最低層,他們與城市主體社會也有著相當大的距離,因而他們認同自己是農民的比例較高。而管理人員和普通僱員一方面工作狀況比較接近市民,另一方面受客觀環境的影響他們整體的生活狀況卻與市民仍有著不少的差別,因而他們既不認可自己是市民也不認可自己是農民工和說不清楚的比例就想對較高。
再次,在津生活時間較長的農民工更傾向於認同自己具有市民和農民雙重身份。
從表3統計結果看,來津一年以下的農民工中認同自己是農民的最多,而認為自己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市民和說不清楚的也佔到了四分之一,說明在城市生活時間短的農民工認同自己市民身份的比較少。而在津生活時間在一年以上的農民工則更認同自己的市民身份,但他們之間也是有差別的。在津生活時間長的農民工的身份意識比較明確,也比較傾向於認同自己的市民身份。總的來說,在城市生活時間長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強農民工的市民認同。但由於現實存在的農民工化的制度與制度障礙,農民工在城市中生活的越久,就越能感受到與市民的差別,所以他們是在不否認自己農民身份的基礎上,市民身份意識有所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