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君陸梭山先生之行與思 --兼及朱陸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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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君陸梭山先生之行與思 --兼及朱陸之辯
  提要:本文主要根據有關史料,探討梭山先生(生於宋高宗建元戌申年,卒於宋寧宗嘉泰己丑年,即公元1128-1205年)的所思與所行,認為梭山先生在行為上特立獨行,是一個儒者中的"隱者";在學術上,梭山在陸學的發展史上具有"啟之"的重大貢獻,尤其是在"朱陸之辯"的問題上,不是象山而是梭山先生首先提出了"太極"與"無極"、"乾坤"與"父母"的關係問題,這在中國學術史上是有重大意義的;同時,梭山先生又是一個特別關心生民百姓日用庸常的思想家,其學"以切於日用者為要",在中國思想史上應具有較高的地位。

關鍵詞:梭山先生隱君朱陸之辯平民思想家

南宋時期,江西這塊土地,堪稱人傑地靈。僅在金溪,就同時誕生了名聞全國的"三陸"--陸九韶(字子美,號梭山)、陸九齡(字子壽,號復齋)和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九淵是中國學術史上之心學的創立者,故而聲名遠揚;九韶、九齡雖然在當時亦名重全國,但卻一者似乎于思想史上無多少獨創性,二者倆人所留存於世的詩文亦不豐,故而幾被淹沒盡淨。本文主要根據有關史料,探討梭山先生(生於宋高宗建元戌申年,卒於宋寧宗嘉泰己丑年,即公元1128-1205年)的所思與所行,認為梭山先生是一個儒者中的"隱者",但在陸學(陸門之學)(注2)的發展史上具有開創之功,同時,梭山先生又是一個特別關心生民百姓日用庸常的思想家,其學"以切於日用者為要",在中國學術史上應有較高的地位。



《宋史·列傳·儒林四》卷四百三十四(元脫脫等撰,第37冊,中華書局版)有"金溪三陸"的傳,內稱九韶先生:

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內出、庖灶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詠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可見,梭山先生的學問既淵博又精深,而且喜歡寫日記。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他是一個大家庭的主心骨之一,而其著作也多是關於如何治家的學問。梭山先生不僅在理論上探討治家治族的問題,而且真真切切地踐履之。當時的陸氏大家族,十世沒有分家,四代同堂,約有三百人吃飯不分灶。淳祜二年,理宗趙昀下詔旌表"金溪陸氏義門":"皇帝制曰:江西金溪青田陸氏,代有名儒,載諸典籍。聚食逾千指,合灶二百年。一門翕然,十世仁讓。惟爾睦族之道,副朕理國之懷。宣特褒異,敕旌爾門,光於閭里,以勵風化。欽哉。"在古代中國,對一個家族而言,受到皇帝的旌表,也許是最大的榮耀了。可問題是,陸氏大家族為何能保持十世不分家,還能數百人同灶吃飯呢?箇中之因當然很多,但與梭山先生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因為,"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每天早晨,一家之長必率子弟謁先祖祠,並擊鼓誦其詞,歌雲:"聽聽聽聽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惰懶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定定定定。聽聽聽聽聽聽聽,好將孝悌酬身命。更將勤儉答天心,莫把妄思損真性。定定定定定定定,早猛省!"最後,還有一人單獨唱到:"凡聞聲,須有省。照自身,察前境。若方馳鶩速回光,悟得昨非由一頃。昔人五觀一時領。"(注3)敬畏天命,遵循天理,勤奮勞作,儉樸持家,何人不說這是修身齊家之至寶呢?每天如此之歌,如此之誦,陸家人將這些平凡的過日子的道理入耳入腦入心了,由此培育出了名滿天下之"金溪陸氏義門"。
梭山先生就是這樣孜孜為學、孜孜為教、孜孜勞作、孜孜踐履的。其次,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他隱居在山中,完全斷絕於對科舉仕途的追求。修於同治年間的《金溪縣誌》也稱九韶先生:

性寬和凝重,讀書必優遊諷詠,學問淵粹。
嘗曰:學之要孝弟之外無餘道。又曰:義利易見,惟義中之利隱而難明。與朱熹相敬愛。

梭山先生又曾改善"社倉"之法,使鄉民受惠甚多,"人甚德之"。他在前山築室隱居,與兄弟講學其中。因山形如梭,故自號梭山老圃。先生潛心於學,著下了《梭山集》,包括《解經新說》、《日記類編》、《州郡圖》、《家制》、《終禮》。(《金溪縣誌》卷32《書目》)惜乎《梭山集》大部分皆散佚不存。
《宋史·藝文志》中的《象山學譜》雲:梭山的著作"日記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尤為希聖希賢之本。"值得慶幸的是,《居家正本》上下篇,以及《居家制用》上下篇,共四篇文字保留在《宋元學案》卷五十七的《梭山復齋學案》(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全生等點校,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862頁,下引該書,均只注頁碼)裡,並被收入在印於宣統庚戌年江左書林校印的《陸象山先生全集》中,這也許是今人得以一窺梭山之學的唯一完整的文字了。
梭山先生還有一個驚世駭俗之舉,那就是隱而不考不仕。《宋元學案》記載:"詔舉遺逸,諸司以先生應,不赴。"(1863頁)在古代中國,自唐開科取士以來,其意本為讓天下的知識分子皆有一個公平競爭入仕的機會,也為國家選拔一流的人才;但制度化運作之後,尤其滲透了官場的腐敗之風后,科舉考試在中國便迅速地成為知識分子某種人生與事業的陷阱,化為無數落榜士子的傷心之所。此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便陷入一個二難之境:不去參加科舉考試,則無法一展平生所學,去治國平天下,而且也無法光宗耀祖,實現人生的價值;若參加科舉考試,則必飽受"場屋之累",埋首"程文",皓首窮經,不僅難以提升自我之道德境界,還常常落得個形銷骨瘦,老死林下。
即便如象山先生,氣象如此巨集闊,志向如此高遠,且醉心於心學體系的創立,卻仍然不免多次赴考,並曾中過舉,可卻因父喪而失去赴京城參考的機會;27歲時再考,卻落榜了。其間他修書給好友童伯虞,雲:孟子曾倡言修"人爵"(富貴利達)者,應先修"天爵"(道德仁義);而後世之人只求"人爵",忘記了求"天爵"。所以,自己決不可以"舍此而從事於彼",不能"養一指而失其肩背。"(《與童伯虞》,《陸九淵集》卷三,中華書局1980年版)話雖這麼說,可實際上,在陸氏六兄弟中,九思、九皋、九齡、九淵四人皆進士及第,入仕為官,在當時,可謂一門榮耀,名震鄉里。但陸門早有家訓,告誡子孫,讀書之人雖然都應參加科考,可沒有搏取功名者並非恥辱;若不識禮義不尊仁義,才是最大的恥辱。陸氏兄弟一般都能遵循祖訓;但要說無意科考功名,只修自我仁義道德之最好者,當只能數陸梭山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