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尚 為
二
(12)甲：現在我們已經有了你的本意上的“中國哲學”了，也就是意味著，有了我們的“以我為主”的“智慧學”的主體，就能夠解釋“半部西方哲學”“中國化”何以成為可能的問題了？
乙：確實如此。道理很簡單，中國古代的“智慧學”所尊崇的“形而上”的“道”，與西方“智慧學”所追求的“物理學之後”不是一個意義上的東西：中國的“道”是“我”所能夠“認識”，卻又排斥“我”去“把握”的“形而上”；所謂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說的就是這個道理，“道”並非我所道之“道”，而“名”也非我所名之“名”。但是西方哲學裡的“物理學之後”則與之不同，從它出現的第一刻起，就賦予了“我”進行“認識”並能夠“把握”的“權力”；“我”頭腦裡的因果關係範疇已經告訴“我”，它是作為世間萬事萬物的“本原”出現在“我”的面前的，因此是“我”可以認識、研究、追尋的物件。
(13)甲：中西方哲學之間的這一差異果真就那麼重要嗎？
乙：請耐心地繼續聽我講下去。正是在這一差別裡，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形而上”的“道”，找到了自己的“物理學之後”的“本原論”的解釋，並被迅速地運用到社會發展及科學研究上，破天荒地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注入了“本原論”意義上的“進化論”的思想，極大地推動了各個領域裡理性思維活動的發展，將中國帶進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然而，這一結合及由此帶來的巨大的文化衝擊，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智慧學”裡，“形而上者為之道”的傳統思想。人們在賦予西方哲學的“物理學之後”以“道”理解的同時，也使人們所認識到的“物理學之後”的東西成了亙古不變的東西了。根本不會想到“西方哲學”裡的“物理學之後”，是一個隨著人們的認識發展而不斷髮生變化的東西，並最終成為先天存在的東西而受到人們的懷疑，而被給予放棄的東西。就像一個領路人，將我們引進“西方哲學”的殿堂之後，自己又走出了這個殿堂，卻把我們留在了這個殿堂裡，使我們成了這一殿堂的主人，守候著這半部西方哲學。
(14)甲：半部西方哲學的中國化就這麼簡單的產生出來了，我們也因此成了這半部西方哲學的掌門人了？真是不可思議！
乙：道理很簡單。我們既不瞭解自己頭腦裡“形而上學”的東西，更不瞭解“西方哲學”裡的“形而上學”的東西，於是便出現了“半部西方哲學”“中國化”的怪胎。可以這麼說，“西方哲學”的“半部化”，不是“西方哲學”使之然，而是“中國化”使之然。
其實，“西方哲學”裡的“物理學之後”，本身就是一個隨著人們的認識發展，不斷向前推進、發展的東西，而這一點卻正好被我們忽略掉了。於是，西方“智慧學”在“物理學之後”上所形成的認識，都被當成了亙古不變的“道”擺在了我們的面前。我們看不到本原論問題、本體論問題、認識論問題及邏輯論問題的研究在其歷史發展中的內在聯絡，甚至成了並列在一起的、沒有先後順序的“哲學問題”了，更看不到它會在後來發展中出現完全相反的變化。這一“中國化”了西方哲學，不僅誤導了人們對於“西方哲學”此後發展的認識，更將中國的理論思維活動永遠地侷限在西方哲學已經嚼爛的、沒有了味道的問題上，並且一代接著一代傳下去，使我們在哲學這一理論思維活動上落後西方一個世紀以上了。
（15）甲：何以見得呢？你能用你的觀點來西方哲學的歷史發展嗎？
乙：可以。我們就從“本原論形態”說起吧。這一形態是“智慧學”處在較早階段的表現形態，它是較早時期人們在自身的“智慧”基礎上產生出的最初的“智慧學”觀點，特別是關於事物運動與變化的認識，將人們對於世界的認識集中到它的最基本的存在形態上。人們企圖用某個單一的物質，比如水、火、土等物質的運動與變化來說明世界的運動與變化，產生了相對於原始宗教較為科學的宇宙觀。
然而，這時的“智慧學”所追求的“宇宙觀”，僅只是為了說明物件世界的運動與變化，難免不帶有思考者自身的片面性、侷限性，使得由此而來的“宇宙觀”顯得十分零亂，人們無法判定哪一種“宇宙觀”更為正確。也就是說，這些“宇宙觀”，僅僅具有直觀性，而沒有自我證明的能力。人們無法從中確定哪一種宇宙觀更為正確一些，也就無法形成共同的、為人們所共同認可的本原存在的宇宙論。也就是說，人們在用自己的“智慧”去“表述”、“規範”世界的運動與變化時，卻忽略了自身“思維活動”的存在，沒能在其“宇宙觀”中反映出這一“思維活動”的唯一性與必然性。於是，人們便發現“理性的證明”在“智慧學”中的重要地位；從此“理性的證明”也就成了“智慧學”，以及稱之為“智者”重要標誌，並在畢達哥拉斯那裡得到了較好的體現。“數”不僅較好地表現了世間萬事萬物的存在，而且，“數”還藉助“智慧學”中“邏輯證明”，發現了自身在表述正方形對角線上所陷入的“邏輯矛盾”，進而將“數”的概念由“整數”擴充套件到無理數；成功地化解了第一次數學危機。
應該說，將“證明”納入“智慧學”，是“智慧學”自身的“合乎邏輯”的、“善意”的發展，“智慧學”不僅應該幫助人們分析世界的本原，以形成對於世界的根本認識，還同時能夠“證明”這一“宇宙觀”的正確性，進而排斥別的“宇宙觀”正確性，使自己成為超越時間與空間的“絕對真理”；而這時的“智慧學”也就因此被改造成了以人們的“思維活動”的“智慧”為“本體的”“智慧學”了，用以“規範”人們“智慧”的“智慧學”了。
也就是說，“智慧學”這一合乎邏輯的、善意的發展，將原本單純說明“宇宙構成”的“智慧學”，“發展”成了“規範”人們“智慧”的“思維規範”，“發展”成了在“理性證明”主導下的、“規範”人們“思維活動”的“智慧學”。應該說，西方哲學中真正的形而上學是從“智慧”為“本體”的“理性證明”認識開始的。這一關於“智慧學”發展的表述，看起來混淆了“因果關係”，卻道出了深藏於“智慧學”後面的本質，進而將人們從一向所追求的“智慧學”那裡轉向了“形而上學”。
（16）甲：這也就是說，被人們所尊重的“智慧學”，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它既是吸引人們的才智，去追尋世界奧祕的探索活動，同時也是在不斷改變著自己，以成為有秩序的、自我約束的規範的科學的認識活動。同時也使我們看到了西方社會比我們更早地關注“理性證明”“思維規範”的歷史必然性。歐幾里德的《幾何學原本》充分體現了“思維規範”的理性、系統性的特點，進而成為一切科學系統化、規範化的典範。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行政命令傷害最大的不只是表面上的.“百家”的消失，而是“理性思維活動”自身的嚴謹性、系統性的科學精神的缺失，使整個社會在儒術面前停滯不前了。
乙：然而，這一“智慧學”的“本體論存在形態”，在被基督教接受過去之後，其“智慧”的“本體”便被上帝所“僭越”了。一個原本用來啟迪人們“智慧”的“智慧學”的“本體存在論”，因上帝的“僭越”迅速地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了封殺“智慧”、封殺“科學”的“智慧學”，並由此將西方社會帶進了近千年的中世紀的黑暗年代。而這也就註定了，隨之而來的對基督教中世紀黑暗的批判，只能從上帝所“僭越”的“本體地位”開始。這時的“智慧學”也就顧不上它的“本體論存在形態”了，它打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旗幟，要求把一切迷誤“放在理性的尺度上校正”；並代表著“理性”與“思維”公然地向上帝要地位、要權力，努力地擺脫其“上帝婢女”的地位。於是，上帝創造世界的陳詞濫調，便被“人是萬物的尺度”、“勞動創造世界”、“知識創造世界”的理性思維解放所替代了，而“理性”與“思維”在“智慧學”中的地位也隨之得到了提升，成了“智慧學”日益關注的“明星”，並取得了獨立地位。
但是，好景不長，“理性”與“思維”在取得了對於“上帝”的勝利之後，便隨即陷入爭奪“智慧學”主導地位的“鬥爭”中了。唯心論認為人們的知識來自於自己頭腦先天存在的“理性活動”，如因果觀念、整體與部分的觀念等；而唯物論則認為人的知識來自於外部事物的刺激而產生出來的反映，並由此在“認識論”上展開了新一輪的決一雌雄的爭論。原因就在於它們都想將對方納入自己的“思維規範”內，也就是說，它們兩者，都想在推翻上帝對於“理性”與“思維”的統治後，由自己取而代之，成為掌握“理性”與“思維”的最高統治者。
於是，人們便由完全正確的、對於上帝給人以智慧的“理性批判”，“順理成章”陷進了一個明顯的邏輯錯誤中了，進而將人們對於“物理學之後”的認識，從“本體論”階段帶進到了“智慧學”的“認識論”爭論的“階段”了；而“智慧學”，即所謂的“西方哲學”也從此由“物理學之後”的“本體論存在形態”前進到了“物理學之後”的“認識論存在形態”了。
（17）甲：原來，所謂的哲學史上的兩大哲學派別的對立與鬥爭，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產生出來的！我還以為是因為對於哲學基本問題的不同回答而產生出來的。現在看來，我原來所接受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觀點。道理很簡單，我們所一直念念不忘的那個哲學基本問題同樣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如果不是“原來”就有的，那麼，這個“原來就有”的“東西”又存在於在哪裡呢？不就“主觀地”“存在”在我們的“頭腦”嗎？這一“主觀存在”的東西與先天存在、先驗存在又會有什麼區別呢？而我們因此而去反對唯心論，就已經陷入了從唯心論出發反對唯心論的自相矛盾了，並在事實上將由此而產生出來的哲學的派別鬥爭變成了無聊的“悖論之爭”了。
乙：你的這一見解我完全贊同。在“西方哲學”的認識上，我們應該有自己的獨立思考權力，而不是將我們自己的“形而上”的思想方法強加到它的頭上；更不能將我們已經僵化了的“道”“思維規範”套用到“西方哲學”自身的變化與發展上去，反過來再把這樣形成的東西當成真理頂禮膜拜起來。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儘管，西方哲學是我們到外國請進來的，但是，這一學習過程決不是什麼“西方哲學的中國化”，而只是“西方哲學”的“中國同化”。
（18）甲：你是不是又扯遠了，還是回到西方哲學的歷史發展上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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